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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原则：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 潘佳宁：我在网上找到一张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具的稿酬收据，是您当年翻译英国女作家艾里斯·默多克长篇小说《沙堡》（The Sandcastle，1957）的稿酬收据。20世纪80年代，默多克在我国并没有太大名气，当初您为何选择译介默多克和她的《沙堡》？ 王家湘：20世纪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国内译介的英美作家还停留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之间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家上，作品主题也是清一色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我在北外给学生上英美文学课，自己也搞英国文学研究，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些当代的英美作家作品。默多克当时在英国非常有名气，许多作品已经被译介到国外，但因其作品中存在大量性描写，如《黑王子》（The Black Prince，1973）这样的作品，如果在国内出版，可能需要删减原文。相比之下，《沙堡》这部小说讲述英国伦敦一个中年教师的家庭生活和情感纠葛，内容比较传统，适合中国国情。于是我便给默多克写信，表示自己希望翻译《沙堡》，征求她的同意。默多克回信说，很荣幸自己的作品能被译介到中国，但她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删减原文。 潘佳宁：默多克的要求正好跟您的翻译原则一致。您曾多次表示：出于对原作者和读者的尊重，在翻译中从来不删改原文。《沙堡》您翻译了多长时间？ 王家湘：《沙堡》我前后翻译了将近一年。当时我父亲正在医院住院，我利用陪护父亲的闲暇，站在病房的窗台前翻译。父亲去世后，我在他的墓穴里放了一本《沙堡》陪他。1986年夏天，我有幸在伦敦一家咖啡厅与默多克见面，她也很高兴见到了《沙堡》中文译者。 潘佳宁：在您翻译的30多部文学作品中，我们发现一些共性，比如女性文学、黑人文学等。许钧认为，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体现了翻译主体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您翻译文学作品有什么选择标准？ 王家湘：其实我并没有刻意选择某类文学作品，不过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严肃题材的作品。首先，作品必须要打动我；其次，作品还要深刻地反映时代；另外，我对黑人作家和女性作家的作品也情有独钟，这与我的教学和研究有关。我搞文学研究就不喜欢用过多的文学理论去探讨作品，还是“老一套”地通过作品认识时代、认识现实、认识作家。作品是作家创作的，一定会反映作家的经历和价值观，知人论事嘛。文学翻译也一样，要想翻译好文学作品，就必须对作家的人生经历、创作风格有深入系统的了解。 潘佳宁：您在《瓦尔登湖》（Walden， 1854）译后记中指出：“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地保留了作者写作和语言的风格，没有为求‘易读性’而改动原文的章节段落，也没有为求‘可读性’而在原文上添枝加叶。”历史上有不少翻译家都极力主张直译，如纳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1899—1977）就曾明确表示：“翻译要绝对的直译，不能有任何增删。”请您结合翻译具体文学作品，谈谈您的翻译原则和标准。 王家湘：我始终认为，原作的文体风格是读者阅读、欣赏和理解作家作品的重要环节。作为译者，应该将作者的语言风格呈现给读者，而不是译者自己的风格。读者读《瓦尔登湖》是希望领略梭罗的语言风格，而不是王家湘的。原文简约或是华丽，直白或是隐晦，流畅或是晦涩，译文都应尽可能有所反映。 我曾经翻译过一个英国吸毒者的回忆录，斯蒂芬只有中学文化水平，翻译他的回忆录能跟翻译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Speak, Memory: An Autobiography Revisited，1951）用同样的语言吗？纳博科夫是贵族知识分子，是语言天才，从小就能熟练使用俄语、英语和法语三种语言，后来又学习斯拉夫语和罗曼语；而斯蒂芬却是从小被毒品控制的迷途羔羊、堕落的瘾君子，他俩的文学修养、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能一样吗？绝对不可能。再举一个例子，黑人女作家赫斯顿的《他们眼望上苍》（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1937）和伍尔夫的《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1927）。赫斯顿在原生态黑人社区伊顿维尔长大，从小就听黑人的民间故事；伍尔夫尽管没读过大学，但她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一流的，她的父亲是作家、评论家和学者；赫斯顿在小说里使用了大量黑人口语化、形象化的表达，语言原始质朴；而伍尔夫的语言抽象宏观，极具诗人气质。翻译这两部作品，就必须把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风格如实地呈现给读者。作为译者，是应该采取异化翻译策略，保留原文的句式和风格，还是遵循归化原则，使原文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我认为还是应该紧跟原文。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言：“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 潘佳宁：2014年8月，您凭借译著《有色人民——回忆录》（Colored People: A Memoir，1995）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评委会的颁奖词如下：“译者谙熟原作者的文化背景和语言风格，很好把握原著的文体，忠实而流畅地再现了原著的内涵和气韵。”罗选民评价您的译文“靠近原文的风格，不修饰、不超越，力争做到恰如其分”。您是怎么做到的？这是否得益于您与原著作者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1950— ）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 王家湘：盖茨教授现在是哈佛大学杜波伊斯非洲与非裔美国人研究所所长，在美国黑人文学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有色人民——回忆录》是他的自传体回忆录，记述了他在西弗吉尼亚州皮德蒙特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以一个小镇少年的亲身体验，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有色人世界和民权运动。2010年，北外筹备召开非裔美国文学国际研讨会，准备邀请盖茨教授出席，学校决定将他的两部学术著作翻译出版，作为60岁的生日礼物送给他。能翻译他的著作我很高兴，因为盖茨教授在学术研究领域对我影响很大。 在翻译《有色人民——回忆录》的过程中，我尽可能从表达方式、信息传递和语言风格方面靠近原著。黑人语言生动丰富，口语表达特点鲜明，比如他们鼓励孩子要有远大的理想，就会说“跳向太阳”，因此我不会把黑人直来直去的口头语翻译成文绉绉的书面语，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向读者展示黑人的语言风格和文化习俗。我和盖茨是老朋友了，对他的性格特点、语言风格比较了解，而且在翻译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写信向他询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