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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颖新作《隔离带》（《收获》2019年第3期）像一枚青橄榄，看着不起眼，却容得细细咀嚼，慢慢回味。小说不长，仍然是日常，除了发生在过去的一场传染病，除了“我”和丈夫买了一间新房，没有其他改变人物命运走向的外在突发事件，寥寥几个各自怀着欲望的红男绿女，交叉形成没有血缘的夫妻关系、情人关系、朋友关系和同事关系，层层迭迭，发生互动，唐颖几乎是不动声色、绵里藏针地挖掘这些互动背后的内在心理冲突，探讨现代都市人之间的距离问题：我们好像总想跨越隔离带，走近跟我们已经形成关系的那个人，同事也好朋友也罢，更别说夫妻情人了，我们几乎本能地希望我们之间能发生超乎功利的心心相印的亲密与合作，然而，真的能够走近吗？甚至，有必要走近吗？不是早有古训“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吗？ 《隔离带》里的人们仿佛就陷入这样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两难中。隔离传染病人的三米距离产生美，让“我”发出“爱的誓言”冲进婚姻，把男友变成丈夫，成为彼此最亲近的人；礼平与华盛保持了五年的情人关系，不介意华盛有家室，自以为不需要华盛的全部，不去探究他在与自己交际之外的生活。生活自身发展的逻辑却显示，“我”和丈夫名义上的靠近，物理意义上的零距离，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带来精神上的理解与默契，反倒因了婚姻名义、因了“零距离”而理所当然地把对另一方的误解当作了解，把部分的了解，或者是加上了自己主观解释的“理解”，当作对方的全部。而礼平，经历过婚姻之后，仿佛明白了一纸婚姻并不是亲密无间的必然，相反给予对方足够的个人空间倒是维持关系的必需（“心灵鸡汤”也常常灌输这样的道理），并且理性地这么去实践了；可惜，她能够容忍华盛妻子的存在却无法不在意华盛还有别的情人，发现自己其实只了解跟自己相处时的华盛，多少心有不甘。唐颖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理性的礼平与任性的“我”几乎是殊途同归，在一场关系中，无论多么理性，都不能放弃对“近”的期待和努力，等待她们的又好像只有徒劳和失望。 其实这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失望和失败可能会调整我们个人的想法和行为，比如刻意跟人保持距离，比如惧怕进入一个亲密关系，然而人类整体是不可能停止对“近”的有所期待有所追求的，于是它们也就写进了我们作为人的基因里面去了。由此，我们对基于彼此信任的安全感的渴望不会消失，我们对分享情感交流思想的需要不会泯灭，我们对人之间必须进行的各种合作不能也不必放弃。问题是我们真的能缔结毫无缝隙从而彻底心心相印的亲密关系吗？似乎对今天生活在都市的大部分人很难，唐颖笔下的人物生动地给读者一层层地图解了这种不容易。 首先作为个体，“我”没有办法完全体验患过可能夺命的肝炎的丈夫对病痛、对自己身体的感受，这就是潜在的第一道障碍了；其次，我们每个人都同时生活在许多不同的空间里，“我”和礼平都发现，她们只能看到亲密伙伴与她们交往时的一个面，像前面所说，如果我们把一个面当作全部的话，误解就会发生，尤其是对亲近的人，我们不太愿意相信我们其实对他们并没有我们自以为的那么了解，因为我们一般不愿意主动面对的事实是，我们的安全感常常摇摇晃晃；第三，我们活动于不同的空间里，我们必须交往各式人等，这样的都市生活特点塑造了多层次的个体，加上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盛行，我们每个个体都坚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以自我为中心，去寻找亲密无间，失败的几率不言自明了。 比如，“我”对丈夫喊出“我在这段婚姻里没有幸福感”时丝毫不顾及他的感受，而丈夫给他们的关系套上个不合适便轻易结束了婚姻，同样也没有考虑她的情感境况。在这方面，唐颖其他的小说人物还可能走得更远。比如最近的另一个短篇《烈饮》（《作家》2019年第5期）里，女主人公哲子的焦点基本就在她自己身上：她自傲于自己在不停地寻找着有趣的灵魂以及高度的精神默契带来的激情，于是失恋后结婚，结婚后又恋爱，再次失恋后去生养孩子，每一段关系都是功能性的，渴望被注视，又怕被注视（因为发现自己“浑身是缺点”），在对日常的向往和对庸常的排斥之间焦虑着忧郁着怔忪着，这恐怕是写出了孤独的都市知识女性的某种常态了呢。 确实，现代知识女性在自我中心这一点上，巾帼不让须眉。女性之间的友谊也因此令人困扰。有一种俗见是，女性心胸不大，容易互相嫉妒，很难形成挚友关系。然而，象是反其道而行之，近年来，受美剧《欲望城市》“四女行”的影响，不少都市女性纷纷效仿，组成自己的闺蜜联盟，在男女关系之外寻找互相理解和精神默契，同仇敌忾对付“渣男”老板、“渣男”丈夫、“渣”男朋友。唐颖写过很多这种同性抱团取暖的美好，《烈饮》里，失落的哲子就是只有在与千珠和康妮的跨国友情中才能找到同情、理解和支持。 然而，笔锋一转，作者在《隔离带》中，写出更为复杂的同性关系。“我”和礼平很“近”，“近”到分享各自对男伴的私密情感，“近”到真诚地相信自己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为对方好，“近”到一边帮忙又一边对对方不满，“近”到一边承担对方的倾诉对象又一边不胜重负。在这段儿时结下的友谊里，既无需为资源竞争，也没有有意地为男人竞争，你不能说这里没有真心，她们却各自怀着不能克制的优越感，时不时地冒出居高临下的敌意、歉意和道德谴责。唐颖抓住了女友们互动背后深层的微妙心理活动，在“我”和礼平的亦敌亦友之中写出知识女性自信和自卑并存的特点。当《欲望城市》这样的通俗作品每每把生活某一个真实孤立化、浪漫化或者理想化的时候，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恰恰在于揭示人自身的矛盾与困惑，提升我们的自我反省能力，做个明白人。 平心而论，怀揣如此强烈的无时无地不与他人比个高下之分的心理，自以为是又自我怀疑的，绝不是女性独有的“品质”；心胸狭隘与否，也与性别差异无关。只不过，作为家庭之外的领域中的后来者，现代女性需要更用力地跟上主流价值观，不停地以各种方式（包括容貌妆扮）证明自己的出色，从而被依然是男性主导的社会接受。男人之间，女人之间，男女之间，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不能离开他人而生存，互助互利是我们人类的优势，却常常败在连自己都不一定意识到的要把别人比下去的好胜之心上，越是怕别人看不起，越没有安全感，越需要这样的确认，在张扬个性解放的时代尤其如此。唐颖的另一篇近作《流行》（《天涯》2019年第3期）里，蓬蓬勃勃的无处安放的青春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年代，人们与压制个性的环境大张旗鼓地顽强作战，各自目标相似从而单一，反倒需要并且能够彼此携起手来了。《隔离带》和《流行》都有唐颖在艺术手法上、人性探索的深度上突破自己的努力。她开始实践自己推崇的门罗和卡佛（见“每一种关系都有黑洞”，《收获》公众号2019年5月20日）短篇创作中的那种控制，那种举重若轻，结果反而在有限的字数里给读者提供了更大的容量，进行更丰富想象的可能，同时带来更多的认知享受。 本文作者简介：方园，社会学学者，美国大学任教，居住纽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