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60年代激进化后的文学表达关联于“物”的难题。这一难题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构性矛盾，同时又中介于当时的政教机制，并由后者提供规范性的解决途径。《艳阳天》中诸种人物对于物的感觉、评价乃至扬弃的策略，迂回地关联着历史实践的难题。物质享受的正当性在叙事中有其位置，然而此刻的物质享受又受到政治-伦理的中介，同时，物质扬弃有着审美的解决途径。而小说对于萧长春卷入交换活动的简化处理，尤其是萧与赶集群众之间的叙述距离，正是那一时期社会形式的诗学表达。从萧长春这一“当家人”形象中亦可读解出“新人”之“心”的特质。小说叙事却不经意地暴露了，由“物”之命题带出的矛盾以及“心”之改造的困难，远比文学自身的解决路径复杂。
    关键词：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学； “物”的难题； 《艳阳天》； “当家人”形象
    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之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日益明确地与“物”的问题关联起来。深究一下就会发现，这一“物”的难题呈现为无法简单跨越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在此历史条件下对之进行辩证否定的尝试与困局。这也构成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某种深层焦虑，用更加明确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存在着个体私有制残余的历史时期内，总还是存在着个体私有制残余超越必要限度，并由此滋生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可能性。”[1]当然，此种难题并不能直接“反映”在文学表征当中。毋宁说这里存在的是一种“转码”实践。暂且用颇为图示化的方式来表述：第一个层面坐落着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构性矛盾。第二个层面可称之为“政教”机制，它为当时的多种话语实践所共享，有时会表现为较为稳定的叙事结构，不仅凸显矛盾并且提供解决矛盾的一般途径。政教机制从根本上呼应着历史难题，但它所呈现的“矛盾”并不等同于第一层面的“难题”。这是一种特殊的“翻译”，而且尝试给出示范性的解决途径。比如，后1962年语境中的“国家”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及其引导性的解决方式（国家认同的再次强化），就是一例。应该说，政教机制已然表达出一种“社会主义精神”的理想形态——尤其依赖典型与榜样的形塑。由此，文艺实践才能确认其表达的边界。在文艺实践这个第三层面，具体的人物设置与叙事安排会被政教机制反复修改。不过，前者终究是一种更加特殊化的运作，因此必然会牵扯出一般政教叙事难以触及的要素，比如地方风俗、维持下来的旧习惯、先进者与落后者共享的某些物质与文化前提等。同时，文艺实践多少会继承着已有的文类传统，故而也会呈现自身的惯性与惰性。
    在此种方法论框架中，激进化的20世纪60年代文学获得了一种新的可读性。此种阅读尝试将文学文本放回到充满着交互作用的、层级性的历史总体当中，同时放弃简单地在历史难题与文学表征之间寻找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是充分注意到“政教机制”不可忽略的中介作用。以《艳阳天》为例，它是“20世纪60年代危机”的某种重要表现——“分配”难题，因此暴露出那一时代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难以消解的矛盾。[2]但我们同时需要注意到，小说本身已经表达出一种“解决”，此种解决即根源于政教话语，因此为那一时代的文艺作品所共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虽然《艳阳天》写的是1957年的事，表达的却是20世纪60年代的问题意识。进言之，小说在“分配”问题上证成国家的方式，一方面涉及国家与集体间的利益交换关系，如小说主人公东山坞农业社党支部书记兼社主任萧长春在一开始就挑明了：“去年的灾荒，要不是国家支援，咱们过的来吗？”[3]另一方面小说中的先进者们扣住了对于“牺牲者”的政治债务：“这个江山是千千万万个先烈用心血、用脑袋换来的。”[4]同时还强调只有国家才是现代化（物质丰裕是其结果之一）的根本保障：“不用最大的劲儿支援国家建设，不快点把咱们国家的工业搞得棒棒的，机器出产得多多的，咱农村的穷根子老也挖不掉哇！”[5]小说最终想要形塑的群众的觉悟水平，则如东山坞农业社副主任韩百仲所言：“国家是咱们自己的嘛！支援国家建设，也是支援咱们自己，一点不假。”[6]
    但有必要强调的是，《艳阳天》亦需呈现在萧长春等先进分子带动下，整个东山坞的“成长”，因此，必然呈现出一种更加细微而丰富的文学表达。这一“成长”即在于能将细微的日常经验与根本问题联结起来。《艳阳天》中充盈着一种转型的时间。不仅是萧长春这样的“当家人”在政治上不断“成熟”，而且呈现了各类人物（除了马小辫这类怀有根深蒂固的阶级仇恨的“敌人”，以及马之悦这种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者）的转型；自私而顽固的中农弯弯绕，至少叙事者对之是留下余地的。[7]从政教意识显白化的叙述层面来说，《艳阳天》着力表现的是老军属喜老头那句话：“这是夺印把子的大事儿，是咱们穷人坐天下、传宗接代的大事儿呀！一代一代往下传，不能断了根儿。”[8]但小说叙事所展开的不仅是贫下中农阶级意识的强化，还有许多具有政治-伦理温度的场景：诸如中农马之悦在萧长春关于“个体的日子就是你挤我、我挤你”的提点后“动了心”；落后妇女孙桂英在集体劳动中感受“热闹”与快乐等。[9]因此，文学叙事远非当时激进的“一分为二”哲学的转写，而是对整个政教机制有着很多增补。20世纪60年代“物”的难题在小说叙事中尤其联通了一个“物”的感性维度。《艳阳天》里“物”的呈现——包括物的消费、物的区隔、物的扬弃等——一方面为政教机制所中介，另一方面也刻写着已有生活世界的惯性与逻辑。
    一、
    首先必须承认，在《艳阳天》中，“物质享受”有其正当性。憧憬物质丰裕、陶醉于“物”所带来的快感，本身并不一定是否定性的，反而成为东山坞普通群众的念想。比如，青年积极分子马翠清就谈到她妈妈的状态：“躺炕上还跟我叨咕半天：麦子收来了，咱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啦！又盘算着给我买这样、置那样，絮絮叨叨，我都睡了一觉，她还在那儿叨咕。”[10]但同时必须注意，小说中的“贫下中农”群体——尤其以住在沟南的韩姓与焦姓人家为主——很少在此刻就去享受或想到去享受物质生活。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小说非常细致地描绘了富农马斋之子、社里的会计马立本家里之“物”，而且富有意味的是，这是凭借先进者韩百仲的“视点”带出来的场景：
    韩百仲不耐烦地等着。他看看炕上，炕上已经过早地铺上了印着花的大凉席，一对在城里才能见到的镶着边儿、绣着字儿的扁枕头，炕一头堆着好几条新被子、毯子、单子，全是成套的；墙上又挂上了一副新耳机子，又添了一个新的像片镜框；柜上放着漆皮的大日记本和一支绿杆钢笔，那笔帽闪着光……
    忽然，从外边传来“吱啦”一声响。那是对面房子里，油锅烧热了，正往里放葱花和青菜之类的东西。接着，铲刀声伴着香味儿也传过来了……[11]
    这一无言的观视所呈现的“物”，关联着韩百仲的某种怀疑：作为会计，马立本是否贪污了公家财产（作为一种叙事设置，这一怀疑最后得到了确认：马是个贪污犯）。但也可以说，韩的厌恶——比如“不耐烦”这种感觉——源于对此种生活方式的情绪性抵制。这以物的形象沉淀在趣味与审美之中。马立本的物质生活之所以显得不合时宜，因为他在此刻“消费”过多（注意叙述话语中“过早”这一表述）。与当时农村的生活标准相比，这一状态是“溢出”的。有趣的是，在马立本的视点里，贫农五保户五婶的物质生活则令人感到极为不适：“马立本一迈门槛，就觉着一股怪气难闻，赶紧捂鼻子。往炕上一看，土炕沿，更怕脏了新衣服；又看看五婶端碗的手，简直是要恶心。”[12]此种围绕“物”之享受的差异而产生的趣味、感觉与情感差别，早在解放初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中就已得到展示。在20世纪60年代语境中，物质享受是否正当的问题一度成为青年（革命接班人）教育的议题。13而且已经被赋予了比较明确的政教解决方式。小说叙事中，对于“物”之富有政教意义的展示，落实在萧长春这一“新人”的日常感受中：
    萧长春用筷子轻轻地拄着碗底说：“这样的日子，过着没有劲儿，还有什么日子过着有劲儿呢？我七岁就讨饭吃，下大雪，两只脚丫子冻得像大葫芦，一步一挪擦，还得赶门口，好不容易要了半桶稀饭回来，过马小辫家门口，呼地躥出一条牛犊子似的大黄狗，撕我的灯笼裤，咬我的冻脚丫子，打翻了我的饭桶，我命都不顾，就往桶里捧米粒儿……”
    焦淑红听呆了，两个眼圈也红了，她使劲儿把小石头搂在怀里。
    萧老大深有感触地说：“要比那个日子，这会儿应当知足了，是甜的……”
    萧长春说：“这会儿的日子也是苦的，不过苦中有甜；不松劲地咬着牙干下去，把这个苦时候挺过去，把咱们农业社搞得好好的，就全是甜的了。所以我说，苦中有甜，为咱们的社会主义斗争，再苦也是甜的。淑红，你说对不对呀？”
    这些话虽短，却很重，字字句句都落在姑娘的心上了。[14]
    萧长春的爱慕者、东山坞的中学生、中农之女焦淑红在《艳阳天》中所处的位置正是“受教者”。此刻她的地位与小说预想中的读者高度重合。因此这一段落具有相当明确的政教指向。从中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扬弃此刻“物质享受”的基本方式。对于贫下中农来说（但不限于贫下中农），诉诸“新旧对比”是一种核心修辞装置。然而，萧长春并没有强行把此刻的苦说成“甜”，而是将此刻无法直接享受物质生活的问题，置于更高的政治-伦理使命之中（“为咱们的社会主义斗争”[15]），同时他也许诺了“全是甜的”丰裕的未来。无疑，这里既确认了物质享受的正当性，也暗示了此刻物质享受的不正当或弱正当性。一种革命性的“物质享受”观的强表述或许是：如果世界上还有任何一个贫苦者无法享受，那么我就没有理由提前享受。更为关键的是，“物质享受”的整个难题性在小说主人公的心物关系中已经得到了改造。以下一段叙述萧长春“满意”，颇为重要：
    这间屋子好几年不住人了，窗户上糊的纸都已经被雨淋坏，外边挂着个苇草帘子，阳光被遮住，里边显得特别黑暗。炕上地下除了常用的家具，就是盛吃的盆盆罐罐。
    他扳着小缸看看，里边盛的玉米面；用手划啦划啦，不多了，小石头他们爷俩吃，还能对付十天半月的。他又拉过一条小布袋，伸进手去摸摸，里边装的是豆子，掂了掂，也不多了，对付几天没问题。还有个大盆子里边盛的是豆面。一个罐子里有半下子麦麸子。
    他轻轻地拍去手上的面屑，心想：“行，还算富足，满可以对付到分新麦子。”就满意地从屋子里走出来了。[16]
    虽然当时的社会主义实践不否定物质享受，但显然试图形塑一种对于物质生活的全新态度乃至感觉结构。“新人”此处的“满意”看似单纯，却由相当扎实的“心”之要素支撑。这也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最终赌注：建设新的物质基础的同时必须养成新人，譬如形塑出无私、对于共同体的关注等新的“第二天性”，以取代自私与自我导向的心性结构。不过，正如萧长春的言说中始终保留了“物”之丰裕的维度，以其为必要的“激励”要素，任何“心”的改造无法绕开“物”的中介。因此，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物”之扬弃就显得特别困难。特别是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将“国家”本身建构为“物”的巨大吸纳者。个人、集体与国家之间围绕“物”所展开的争执始终存在。同时由于短缺性经济一时无法克服，社会劳动分工的持留乃至社会阶级某种意义上的残存，以及商品货币关系所施加的“物”之教育，就使单纯以政教方式介入“物质”批判，显得效力有限——特别是当这一教化想要真正掌握那些游移不定的“中间”人物的时候。而一旦革命性的“物质享受”观的双重赌注——政治-伦理使命的动员与丰裕未来的承诺——之中有一方出现危机，那么，围绕的“物”的革命性批判就会先行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因此，“物”之改造的成败最终系于一种更为普遍的感觉结构的塑造。由此而言，最具有症候意义的，倒并不是“新人”与“物”的关系，而是相对更为落后的群众与“物”的关系。首先，在物之丰裕的“未来”向度上，萧长春们对于弯弯绕之类顽固中农的批判，具有“现代”大工业相对于“传统”小农的优势。弯弯绕之“创业梦”无非是《创业史》里梁三老汉曾做过的梦的“重复”；这一梦的实质内容无非是对曾经的剥削阶级的下意识模仿：
    弯弯绕心里边有一个“宏图大志”，梦想将来自己家能有这么一个场院，这么多的大垛是他的，这么多的麦子是他的，这么多的人，也是他的——儿子、媳妇、孙子，还有长工、小半活、车把式，说不定还有他的护院的、做饭的；那时候，他是老太爷子，往场上一站，摇着芭蕉扇子，捋着嘴上的胡子，就可以非常自豪地、自得其乐地说：“哼，孩子们，这家业，这财富，全是我给你们创出来的，好好地过吧，美美地过吧，别忘了我……”[17]
    与之相比，在小说一开始，萧长春就清晰地交代了关于东山坞的“远景图”：满村电灯明亮，满地跑着拖拉机，那时全中国都是一个样。[18]一种有着平等诉求的现代化方案，带来了神奇的黄金世界图景。在小说第三卷，叙述者通过东山坞普通群众之口传递出这一超越弯弯绕式地主梦的“未来”。而触发这一愿景的，正是社里修水渠的方案。也正是这一方案使得前地主马小辫的祖坟将不保，从而进一步激化了小说的矛盾——直接造成萧长春儿子小石头的死亡。
    马长山说：“当然真能走到这一步啦！咱们农业社说到哪儿，就办到哪儿，有咱们萧支书头边领着，大伙儿跟着干，准能办得到，不信您等着，说话要到了。”小伙子说着，不知道怎么想到地主身上了，又转了话题：“嗨，如今咱们农业社能办到的事儿，不要说咱们这些小门小户办不到，就是过去专会剥削人的地主，也不用想办到！不信咱们摆摆看吧！”
    人们附和着：“那是真的。过去财主们生着法儿发大财，可是哪个地主让这地里长出过这么好的麦子！地还是那地，收成可不是那个收成了！”
    “地主最会挖心挖肝地逼着长工给他们整治地，他们没有想到种大米；其实，他们就是想了，也办不到，多大的地主能挖来一条河呀！
    “地主最会坑害别人，自己享福，什么馊主意、鬼办法都想的出来，可是他们点过电灯吗？我们说话之间就要点上了！”[19]
    此种比优越性的思路——尤其表现为超越“自然经济”——经过一定的修改，就能转为“改革”话语。20但不能忘记，农业合作化并不单纯是解放生产力的实践，毋宁说其经济、政治与伦理意义被整合在一起。但难度也在这里，即这种整合同时依赖政治、经济与伦理三者。如果经济出现问题，将损耗政治正当性。如果政治出现问题，则会损耗伦理正当性。如果政治出现问题，经济和伦理则将同时从整体性结构中脱嵌出来。这是社会主义现代性自身的辩证结构所致。诸种证成机制在同一文学叙事中的并置，亦源于此。
    虽然在两种未来之梦的竞争中，弯弯绕丝毫没有优势，从根本上说，它缺乏一种“敞开”的未来向度；但需注意，赋予前者以坚固性的终究是一种私有意识。而后者如要取得更为饱满的状态，需要增补一个同样稳固的集体性与集体意识的环节。更大的难度在于，这种集体意识需要将个体性、私我性和此刻享受的冲动扬弃在自身之内。而且，此种扬弃需表现在每时每刻的心物关系之中。因此，不能简单把落后者的意识视为应该予以排斥的另一极。也恰恰是在看似难以被政治“标记”的日常感知、情感表达、趣味倾向中，蕴藏着有待被读解的具体的历史性。当然，这就需要将这些感觉的“周边”一并纳入讨论。
    二、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中关于孙桂英的一段细节处理，值得细读。这位东山坞农业社第一生产队队长马连福的娇妻，容易沉溺于此刻的物质享受。然而小说又没有将此种冲动刻画成阶级敌人式的“过剩”物欲（虽然她在男女关系上曾有污点，但叙述者也视之为另一类“受苦人”的遭际[21]）。就算她什么都不买，却能从商品浏览中获得快感：
    大湾供销社一个下乡卖货的小车子，停在沟里的石碾子旁边了。业务员手里那个货郎鼓“叮铃铃，叮铃铃”地一响，那些做针线、哄孩子的闺女、媳妇们，立刻就你呼我叫，成群结伴地围过来了。
    坐在家里替男人打点行装的孙桂英，也被这声音惊动。她把几件要洗的衣裳往盆子里一按，端着就朝外跑；到了小货车子跟前，把盆子往地下一放，又动手，又动嘴；看看这个，瞧瞧那个；问这多少钱，问那什么价；拿过来，放过去，又是品评，又是比较，闹了半天，一个小子儿的东西也没买，她却心满意足地端起盆子，要到河边洗衣裳。[22]
    需要注意，孙桂英的形象在此嵌入“群像”之中：对于购物有着极大兴趣的年轻农村妇女。这里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值得进一步绎读。在主观方面，孙的快感倒并不在于占有物，而是流连于选物、询价、品物的过程。概言之，源于最基本的商品“景观”，以及某种潜在的择物自由。这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感觉结构，是“闺女、媳妇们”十分喜爱的生活方式。从《艳阳天》的叙述笔调来看，显然没有直接否定此种物欲。在客观方面，特别需要注意“供销社一个下乡卖货的小车子”这句。这提示我们，此种商品交换的媒介与传统的自由市场以及小商小贩有所区别。在小说所写的那一时期，供销社已经被整合进社会主义商业体系。商品分工与城乡分工是其基本特征，即供销社负责领导农村市场，采购批发农业生产资料、土产原料、日用杂品、中药材、干鲜果品等。[23]它在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曾承担三大任务：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为农民生产服务，以支援国家工业化；根据国家计划和价格政策，通过有计划的供销业务，将小农经济和个体手工业纳入国家计划；在国营商业领导机关的领导下扩大有组织的商品流转，领导农村市场，实现对农村私商的改造，切断农民和城市资本主义的联系。[24]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供销社依旧承载着在商业领域限制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任务。只不过在《艳阳天》里，这一供销社派出的卖货小车形象并没有表现出后来的《送货下乡》那样明确的政教指向——介入“正当需要”的界定。[25]
    但小说叙事并非对孙桂英的此种“癖好”没有处置。孙能否转变，关乎《艳阳天》的政治-伦理承诺。第三卷中，叙述者让我们见证了孙桂英参加集体劳动时的“乐”：“她觉着这比逛庙会、赶大集还有意思；跟孤孤另另地闷在屋里一比，更不是一个滋味儿了。”[26]这不啻暗示，逛庙会、赶大集未必一定会填满相对落后者的生活想象。但集体劳动的游戏性（比如妇女竞赛、拉歌）毕竟无法抹除身体的消耗。这决定了孙桂英此种“乐”无法长久维持：“孙桂英的确感到自己有点儿支持不住了，头昏脑裂，浑身发软，两腿打颤。她想：劳动这份苦是不好吃，下午是得请个假，明天……要不，就找克礼说说，到场上去，场上总是轻快一点儿，也有个荫凉，离家近，看个孩子也方便；要不，干脆，等着过了麦秋，活儿轻点再干……”[27]而就在孙桂英动摇、马凤兰试图乘虚而入时，萧长春替她搬来了救兵——请来孙桂英的妈妈替女儿分忧。这毋宁说亦是一种伦理性的回应方式。
    因此，《艳阳天》并没有动用大跃进歌谣式审美化劳动的方式。在孙桂英的生活世界里，对于逛庙会、赶大集的念想之外，有了集体劳动的位置，在这一劳动开始呈现否定性结果的时候，小说叙事又及时地补入了伦理性环节，而且这一家庭伦理背后还蕴含着萧长春的集体伦理回馈——他在请孙妈妈的时候帮人家义务抹了门楼子。
    除此之外，小说还动用了一个能即刻达成“物”之扬弃的方式——审美。紧接着上述孙桂英流连于货车的引文，有这样一段萧长春与孙桂英相逢的场景：
    在家里，他[萧长春]听说供销社那位年轻的业务员下乡来送货，心里很高兴，就赶忙跑来，想帮帮忙，再问问带没带着小农具和避暑的药物，像仁丹、十滴水之类的东西，以便买些，留给社员在收麦子时候用。……
    萧长春没有跟她[孙桂英]闲扯下去，就走到货郎担子跟前，跟年轻的业务员打招呼。
    孙桂英也跟在后边，没话找话说：“大兄弟你瞧，新社会真是样样好，供销社的同志都把东西送上门口了。你看看那条毛巾，成色、花样多漂亮啊！等到打场的时候，蒙在头上，嗨……”她一伸手，从货郎担上扯过一条葱绿地、两头印着两枝梅花的毛巾，在自己的身上、头上，比比试试，朝围着的人得意地笑着：“我想买一条，一捉摸，算了。我这脑袋要蒙上它，又该有人说闲话儿了，又该说我光想打扮了。打扮有什么不好，人没有不爱美的，大兄弟你说对吧？你这支书反对不反对打扮？”
    萧长春一边问业务员喝水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没有，一边在挑子上寻找他要买的东西；听到孙桂英这么问，就笑笑回答说：“我们不主张总是讲究打扮，也不反对打扮。话说回来，人美不美不在打扮，也不在外表，心眼好，劳动好，爱社会主义，穿戴再破烂，再朴素，也是最美的。你们孩子他爷爷，就是这样美的人。我说的是闲话儿，该买你还是买，买一条手巾用，也不是什么多余的事儿。”[28]
    萧长春此处对于“物”的态度表现为：仿佛本能地关注与生产劳动相关的“有用”之物。但小说叙事借孙桂英之口进一步将“物”引向了“美”。萧长春此处的回应无疑中介着政教机制的引导。但需注意，他还是为孙的物欲及其背后的“审美”观留下了余地，虽然基本是从“有用性”的角度来界定是否“多余”。但是，有趣的地方在于，《艳阳天》关于“美”的言说还不止于此，即不限于用政治-伦理置换事物的感性外观，反而凸显了“新人”与更加“纯粹”的审美能力的紧密关联。尤其在萧长春那里，敏感于“自然美”，成为“新人”扬弃“物欲”的一种独特方式：
    萧长春穿过大门道，直奔二门，一股子很浓烈的花香扑鼻子；接着，眼前又出现一片锦绣的天地：那满树盛开的紫丁香，穿成长串的黄银翘，披散着枝条的夹竹桃，好像冒着火苗儿似的月季花，还有墙角下背阴地方碧玉簪的大叶子，窗台上大盆小盆里的青苗嫩芽，把个小院子装得满满荡荡，除了那条用小石子嵌成图案的小甬路，再也没有插脚的地方了。
    一夜没有睡好觉的萧长春，立刻感到精神一振，那英俊的脸上闪起了光彩：他被这美妙的景致迷住了。[29]
    这一场景不啻让人想起20世纪50-60年代美学讨论中李泽厚关于“自然美”的看法。他特别区分了作为“内容”的自然美与作为“形式”的自然美，前者与“物欲”有着较近的联系（如牛羊瓜菜），而后者则是对于物欲的扬弃。萧长春的这一审美能力的设置无疑不是随意的。在共产主义新人的文学谱系中，拥有审美能力是一项不可或缺的素质。30相反，那些阶级敌人身上则丝毫见不到此种特质。
    三、
    不过，围绕新人的日常感知所展开的叙事中，不仅有着“崇高”（政治-伦理）与“优美”（审美）这两种审美经验，而且还让“新人”直接卷入“散文化”的商品交换活动之中。在我看来，这是整部《艳阳天》中最为有趣的细节。它首先带出了社会主义商业内部的多样性与矛盾性。对于东山坞高级社来说，与送货下乡的供销社货车相比，更让人感到愉悦的是柳镇集市，这一交换空间无疑关联着曾被当时的经济学家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根本问题”的农村市场。[31]但是，赶集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毋宁说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在农业社成立以后依旧没有改变。根据蒙文通的考证，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市”：“古人常说‘日中而市’，这种‘市’，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市。周官说‘五十里有市’，正是这种市。五十里正是当天一往返的行程。”[32]柳镇大集应有此历史渊源。《艳阳天》第二卷自第64章至最后一章（第91章），写的都是东山坞“三天假期”，而假日的第二天，正赶上柳镇大集，呈现赶集以及集市上种种场景与活动的部分，处在第二卷的中间位置。叙述者并没有将赶集视为单纯的经济活动，而是将之呈现为50年代末北方农村的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这是麦收前的最后一个集日了，家家户户都有点事儿要办，就是没啥大事儿的人，也想着到集上转转，看看热闹，要不然，等到活儿一忙，哪还有功夫赶集呀！[33]
    叙述者在这里显然诉诸了一种“常态”的视角，其口中的“家家户户”也不限于先进者。令人好奇的是，“新人”与这一赶集活动的关系是怎样来表述的。小说对于萧长春“赶集”之前因后果的叙述，极为明白：他家在土改那年分了地主马小辫祖坟上的几棵大树，盖完房子还剩下些枝枝杈杈，他想卖了给萧老大和小石头扯点布做衣服。当然，萧长春赶集还有一个主要目标：到柳镇派出所打听一下搜捕反革命分子范占山的消息。此外，他还想看看大牲口的行情，瞧瞧胶皮车的货色，顺便打听支援工地的东山坞社员的劳动情况。随着萧长春到了集市附近，叙述者将这一充满笑声的空间铺陈了出来：
    到了集市附近，人们聚拢到一起，就更加热闹喧哗了。小贩的叫卖声，饭摊上的刀勺声，牲口市上牛羊的叫声，宣传员们的广播声，嗡嗡地汇成一片。
    小百货摊五光十色的招牌啦，供销社陈列货品的橱窗啦，摆在街头的农具、水果、青菜啦，平谷过来的猪石槽子，蓟县过来的小巧铁器，从潮白河上过来的欢蹦乱跳的大鲤鱼，从古北口外边过来的牛羊啦，这个那个，充塞了好几条街道。把乡村、城镇所有特产品的精华都聚集到这里来了，像个博物竞赛会。它既显示着北方农村古老的传统，优良的习惯，丰富的资源，又显示着新农村生产的发达和朝气蓬勃的景象。[34]
    柳镇大集本身是一个贯通了数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空间。在叙述者的口吻中，它颇为“有机”地整合进了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之中。而从文本多次诉诸“笑”可以看出，赶集与集市将人的习惯、兴趣与行为自发性充分释放了出来，也暴露了心物关系的基本构造。但对于萧长春来说，他与整个人群之间的关系既亲密又有距离。他卖木材的具体细节，在文本中是缺席的，但叙述者还是写出了以下这一幕：
    萧长春把木柴挑到集市口上，就没有勇气往里挤了；把担子一放，立刻就有人围过来。他既不贪图大价钱，也不恋集，三言两语，就卖出去了。他把人民币塞进衣兜里，把绳子缠绕在扁担头上，这才一身轻松地朝里挤。他常常碰到熟人，除了本村和邻村的，还有一些在一块儿开过会的农业社干部和县里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他简单地跟他们打过招呼，谢绝喝酒请饭的邀请，不停步地朝里挤。有力气的庄稼汉，挤热闹是最不在行的。这一段“艰难的行程”，在他的感觉里，简直比爬一趟瞪眼岭还要费力气。往少说也花了半个钟点，他才带着一头热汗，跨进柳镇派出所的门口。[35]
    萧长春对于私人性的交换活动十分漠然。在很快完成交易之后，便一心扑向柳镇派出所了。热闹的集市、朋友的酒食招呼，对他丝毫没有诱惑，反而成为一段“艰难的行程”。但这种与集市的“距离”并不限于有事在身的情况。耐人寻味的是，萧长春与赶集的家家户户以及整个集市之间，首先就表现为一种观看的关系：
    这会儿，萧长春把他急需要办的事情全办完了，别的事儿只能等消闲一下再说了。
    他挤出人群，走到一个人少的小角落里，心满意足地往那儿一站，搂着拄在地下的扁担，卷了一支烟；一边抽着，一边看热闹。他周围的人都在活动，都在吵嚷。在工地、山村奔波了几个月的庄稼人，偶尔来到这样繁华的闹市上，就像第一次进了北京城那么新奇，那么适意，又那么忍不住地想这想那——他那一颗火热的心，长了翅膀，飞起来了。
    他想，过不了几年，这个集市上就会有东山坞的肥牛壮羊出售，也会有东山坞的桃子、李子挑卖；说不定还会有东山坞的苹果来增加这儿的光彩。那时候，社员们再赶集来，就不用挑着担子，或者推着车子了，起码有足够的大胶皮车接送他们，说不定还有了汽车哪！嘿，到了那个日子，大家的生活该是多美呀！[36]
    萧长春之所以与此刻的集市存在距离，是因为他没能在这里看到东山坞的成分。而他那“飞起来”的“心”，见到的正是未来柳镇大集的幻景：东山坞的牛羊瓜果占据了带有“节日”性质的交换空间。因此，这种“新人”与赶集诸众之间的叙述距离，这种“新人”直接卷入交换活动的简化处理，这种“新人”对此刻交换活动的置换，正是那一时期社会形式的诗学表达。萧长春的思考单位与情感投入单位，始终是农业社。甚至可以说，萧长春的形象就是集体性本身的“道成肉身”。萧本想在赶集时吃一顿便饭，可一想到社里黄瘦脸的马老四和儿子小石头，就放弃了吃饭的念头，用仅有的钱给马老四打了一瓶油，给儿子买了个鸟笼：
    他把手里的东西全部放在地下，紧了紧裤腰带；把布卷往衣裳兜里一塞，把油瓶子和鸟笼子拴在扁担的一头，随后又把扁担一扛，急忙往回走。那刀勺的响声，那诱惑人的叫卖声，那冒着热气、散着香味儿的东西，他都不去听，都不去看了。他眼前出现的是：饲养员马老四的碗里飘动的油珠子和小石头提起鸟笼子时候的笑脸。
    一股子满足的情绪，荡漾在他的心头。[37]
    这为萧长春的赶集画上了一个句点。这里荡漾的是一种极为强烈的感情，一种“满足”。值得强调的是，“新人”克服“物质刺激”的动力是情感，而不仅仅是理性。但请注意，此处萧长春与小石头间的亲情，同他对马老四的情感还是并置在一起的。因此，萧长春“丧子”成为文学叙事将政教机制的焦虑内化后的一种设置。马之悦在利用孙桂英勾引萧长春不成后，试图用亲情来摧毁他或至少是使之无措。但仿佛这一“考验”及其“解决”早已潜伏在理想读者心中了。齐泽克以为，切断与所珍爱对象之间的联系（珍爱之物是敌人要挟的砝码）以及绝对臣服于某一任务，正是革命主体性的最彻底状态。这一巨大的代价所换来的是主体永久的负疚感，却同时也换来了令敌人恐惧的行动力，因为他已将自己转变为“活死人”。[38]《艳阳天》的叙事高潮就是这一“打麦子”还是“找小石头”的设置。萧长春通过一种别样的交换（献祭），最终确认了不可交换之存在。但萧长春并没有向“非人”转化。或者说，他的形象在这一“考验”发生之后产生了分裂：在“敌人”面前，他变成了“非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已经在此失效）；但对于“朋友”来说，他依旧保持着伦理温度。此种“一分为二”无疑是20世纪60年代“新人”的内在要求（如雷锋之语：“对党和人民要万分忠诚，对敌人越诡诈越好”39），但也是“新人”的难度——如何处理此种必要的“裂隙”。具有症候意味的是，萧长春当着焦淑红的面释放出内心失去小石头的痛苦，并找到了情感转移方式之后（将痛苦“化开”而非“藏着”[40]），在小说以后的进程中，小石头的问题几乎就缺席了。特别是，在最后一章里，小石头再也没有被提到，一切都显得稳稳当当，甚至是意料之中。这说明了小石头已经在集体性的“哀悼”中被升华，而没有成为挥之不去的“忧郁”的对象。[41]
    四、
    小说之所以如此处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萧长春“当家人”的特殊位置。一句“咱们这个社会最能感化人”[42]在小说第一卷、第三卷重复出现。小说字面上诉诸的是：党的政策，团结、拧成一股劲儿斗争，耐心的说服动员工作。但其实需要的是萧长春这样的肉身榜样。“当家人”形象是农业合作化文学叙事的核心要素，也是政教机制的依傍。根据博尔坦斯基的研究，历史中的“资本主义精神”理想型与六种正当性逻辑相关，即灵感型（高位人物属于圣哲与艺术家）、家庭型（“大人物”是长者、祖先、父亲）、声誉型（更高的地位决定于赋予信任和尊重的人数）、公民型（大人物是表达公意的集体机构之代表）、商业型（大人物是竞争性市场中的成功者）、工业型（高位取决于效能与专业能力级别）。第一种资本主义精神（相当于资本主义的古典时期）植根于家庭型和商业性相妥协后确立的正当性；第二种资本主义精神（20世纪30年代以后至70年代）植根于工业型与公民型达成妥协后的正当性。而如今主导世界的第三种资本主义精神，则与“全球化”及新技术的使用紧密相关。[43]博尔坦斯基的理论模型有助于辨识文学史中各类主人公所展示的“精神”气质。对于确认社会主义文艺中的人物形象及其所依据的“社会主义精神”，亦有参考价值。社会主义精神区别于资本主义精神，正可以从当家人形象入手来分析。譬如，当家人形象既是对于家庭型的扬弃——克服传统的身份与地位崇拜、克服血亲相隐，但保留亲情般的亲密性（这对于农村合作化实践来说尤其关键）；也是公民型的扬弃——用“阶级性”超越抽象的民主，但依赖先锋党组织；更是工业型的扬弃——用“通情达理”来克服官僚制或科层制，但保留对于生产能力与技术水平的重视。他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声誉型——获得绝大多数人的信任与尊重，但基本与灵感型与商业型保持否定性的关系（凸显审美能力似乎又与灵感型有一丝相关）。社会主义新人的精神实质在此种对比性框架中，或许可以获得更为清晰的界说。而其难度也在于：家庭型、公民型、工业型因为历史条件所限皆无法真正扬弃，灵感型与商业型在不断生产干扰性因素。声誉型在此种条件下会发生偏移。
    而从萧长春这一“当家人”形象中可以读解出颇为完整的“新人”之“心”的特质：首先，是有“心术”，即有着细密的心思，讲策略，有手段。这从焦二菊、马之悦一正一反两方面得到确认。[44]其次是能够自我控制，不使自己放纵于激情。在小说中，叙述者的声音曾以此批评过韩百仲。[45]再次即上文所论述的掌握审美能力，以此作为扬弃“物质刺激”的必要环节。第四，能够将“道路”意识内化，与上级党形成一种内在的精神联系，而非唯官是从（否则小说中就不会有萧长春与乡长李世丹的“对峙”了）。但此种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亦包含着一种服从性——“我再告诉您一个分辨好坏的窍门儿：只要党号召干的，全是好事；只要谁说的话跟党说的是一样的，全是好话”[46]。
    最后是能植根于地方，通情达理，具有伦理温度。萧长春开导马翠清，让她多关怀未来的公公韩百安，就是明证：“怎么没引子呢？老头子跟大伙儿淋了半天，看受了凉没有，做饭吃没有。晚辈人嘛，他就是怎么落后，也得像晚辈人那个样子，知道关心他；这样一来，又是慰问，又是鼓励。……对什么的落后人，得开什么方子治他的病；百安大舅这会儿最担心的不是分麦子吃亏不吃亏的事儿了，是怕儿子跟他不亲、翠清你跟他不近。”[47]
    在这最后一点上，伦理对于物质的扬弃，表现得非常明确。东山坞正是在萧长春的努力下，逐渐形塑成一个真正的集体或共同体。小说中关于“缝儿”的隐喻，由此就显得十分有趣了。在小说第二卷，叙述者借“反右”事件，将“右派”的基本行动逻辑比喻为“找缝儿下蛆，钻空子引虫”[48]。其实这是农业合作化小说乃至社会主义文学中反派人物的一般行动方式——利用人之心性上的弱点、利用其癖好与欲望，或者更确切地说，如马之悦般“玩弄没有狠心割尾巴的中农户”[49]。而萧长春想要形塑的东山坞，得将这些“缝儿”全都缝上：
    大舅[指韩百安]，还有一条：坏人要拉垫背的，决不会找我，也不会找马老四、喜老头，也不会找哑叭，因为这些人跟农业社一条心，没缝儿可钻；他们专门要找马连福这类的人，也会专门找您这样的人，因为你们跟农业社还没有一条心，有缝儿让他们钻。[50]
    马之悦对于东山坞集体性的侵蚀，取决于人身上的“缝儿”。而体现这一“缝儿”或“两条心”却又不能完全归于“敌人”之列的弯弯绕，构成了最为棘手的挑战。在弯弯绕身上，其实凝聚着中国革命的基本特质。在他与“反动富农”妹夫的对谈中，我们可以发现弯弯绕守着一条底线。
    弯弯绕捉摸着说：“要我说，这天下，还是由共产党来掌管才好……”
    妹夫奇怪地叫了一声：“哟嗬，看样子，你对共产党还有点情份啊？”
    弯弯绕苦笑了一下。真的，是奇怪的事儿。这个顽固的富裕中农平时对共产党满腹不满，或者说结下了仇，怎么忽然听说共产党要“垮台”，又不安，又害怕了呢？他的心里边乱了，没头没脑，自己也摸不着边儿了。过了一会儿，他像自言自语地说：“你说情份吗？唉，这真难说。想想打鬼子，打顽军，保护老百姓的事儿；想想不用怕挨坏人打，挨坏人骂，挨土匪‘绑票儿’、强盗杀脑袋；想想修汽车路，盖医院，发放救济粮……，这个那个的，唉，怎么说呢？只要共产党不搞合作化，不搞统购统销，我还是拥护共产党，不拥护别的什么党……”[51]
    弯弯绕此种态度包含着对于革命国家的直觉性认知与认同（“真的，是奇怪的事儿”）。这可能是最普遍且切实的革命共识了。当他妹夫用“别的党掌了天下，也不会再搞旧社会那个样子的社会，完全是新的。打个比方吧，像人家美国那样”[52]来诱惑他时，弯弯绕的反应是迟疑甚至是惊惧的。对于他来说，只是要求“共产党改改制度，松松缰绳”[53]。弯弯绕真正觉着困难的是，自己没办法变成萧长春这样的人。在第三卷中，他依旧没有将自己的“肠子”理顺，因为“要想肠子顺，除非让自己变得像萧长春、韩百仲、马老四这色人一样，把吃穿花用这些个人的事儿全抛到九霄云外，合着眼瞎干，干了今天，明天拉棍子要饭吃，也干”[54]。他甚至退一步为萧长春着想：“你不照顾我们这些户，总得照顾马老四这些户吧？”[55]弯弯绕虽然直觉性地认同国家，但国家对他来说还是“外在的”：“就是一个粒儿不往国家交，大仓库还是大仓库，国家照样儿搞建设。”56这种看似顽固的“私念”，其实也暗示出另一种隐晦的想法——“咱不当家”。这种“私心”的克服，不仅关乎“心”的改造，而且关乎“物”——尤其是作用于“物”的制度的创设——如何真正落实更为普遍的“当家作主”。中农马子怀的担忧则相对更平和一些——担心农业社不够稳当牢靠：
    有一回，车把式焦振丛的鞭子折了，一时买不着，找他来借这把鞭子。他千嘱咐万嘱咐，使两天送回来。焦振丛说：“你家里还留这玩艺干什么呀？”他说：“等社散了，我还得过日子呀！”
    …………
    马子怀缠着那把鞭子，心里头没着没落。这一阵，他甚至感到，自己这日子一点儿也不牢靠，并没有什么奔头。[57]
    如何形塑出一种健康而向上的“常态”，是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核心挑战。特别是，弯弯绕式的“私心”有其现实基础，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不可能完全将集市交换等带有私人性质的经济活动完全消灭。更大的危机在于赵树理在1963年曾谈及的问题：“比如我们说，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强，要保卫胜利果实，农民说现在不比过去强；我们说依靠集体就有办法，农民说没办法，还是靠自留地解决了问题。……农村住房有些坏了，公社不能修，农民靠在自由市场上买东西，把房子修上了。集体不管，个人管，越靠个人，越不相信集体。”[58]赵树理显然没有从先进分子或政教机制所凸显的“榜样”出发，而是从依旧无法摆脱“物质刺激”的普通农民视角出发来发言的。一旦再纳入国家，形成国家、集体与个人三重关系，那么围绕“物”所生发出的矛盾还要棘手。由政教机制所中介的文艺经验则尝试将这些人性较低的部分消弭在一种社会主义精神的理想型中。在这个意义上，《艳阳天》里“夺人”的议题有其深刻性，但本身亦成为一种症候：一方面“感化”中农以及贫农中的“堕落者”，另一方面不断提升贫下中农的政治主动性。如果是这样，赵树理式的难题完全可以在一种更具远景与政治觉悟的视野中被消弭掉。但是，这也有其限度。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会在并不彻底的解决方式中积累起来，最终获得一种突破既有政治、伦理与美学框架的强度。在《艳阳天》里，由“物”之命题带出的矛盾，远比文学叙事自身的解决路径要广阔。特别是，诉诸“当家人”这一肉身，必将面对局部、特殊个体的可朽性。因此，“物”的最终扬弃，显然无法依托政教形态与“当家人”的形象美学机制。
    不妨再次回到赵树理式思考的特征上来，值得追问的正是，历史实践中是否存在介于“觉悟”与“物”的逻辑之间的经验？如果存在，又如何为之赋形？或者说，如何进一步思考其赋形的不可能性，以及此种“不可能性”所蕴含的辩证契机。历史的悖谬正在于：在改革时期，萧长春所在意的“缝儿”被赋予了一种肯定性的、不可辩驳的“生存”意义。同时，持续地追求具有政治、伦理、美学统一性的“新人”的方案遭到质疑。要知道，如今“新人”方案的不可能性，正在于此。政教-美学机制虽然有着一种家长式的关切与审慎，但依旧内化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核心矛盾。此种具有超前意识的“物质”批判视野，由于嵌入物质匮乏（部分是由于不得不完成高积累以实现工业化）的社会机制，最终使蕴藏在内部的诸矛盾爆发出来，甚至进一步瓦解了其基本的“语法”。政教机制本身亦有意无意地生成了自身的盲点，即对于“中间”“之间”“汇合”等经验领域的搁置或相对粗糙的处理。但不管是以自在还是自为的方式，正是这些领域“现实地”联结着两个“三十年”，它们有待更具批判性的视野去将之重新勾勒出来。
    作者简介：朱羽，1981年生于上海，2011年获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后始任教于上海大学中文系，现研究侧重于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与思想论争，对西方美学及文化理论亦有兴趣，已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注释：
    [1].刘诗白：《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个体私有制经济残余》，《新建设》1964年1月号。
    [2].参看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第32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 [4]. [5]. [6]. [10]. [12] [14]. [16]. [18]. [42]. [44]. [45]. [57].浩然：《艳阳天》第1卷，第28页，第43页，第41页，第490页，第63页，第390-391页，第231-232页，第442页，第18-19页，第530页，第52页，第61页，第123-124页，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
    [7].可注意叙述者对弯弯绕（马同利）劳动工具——锄头——的描绘：“主人用它付了多少辛苦，流了多少汗水呀！”（《艳阳天》第1卷，第125页）
    [8]. [11]. [22]. [28]. [29]. [33].[34]. [35]. [36]. [37]. [46]. [48]. [49]. [50]. [51]. [52]. [53].浩然：《艳阳天》第2卷，第782页，第767-768页，第830-831页，第831-832页，第777页，第868页，第909页，第909页，第910-911页，第914页，第1064页，第902页，第850页，第1064页，第903页，第903-904页，第9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
    [9]关于萧长春与马子怀的对话，参看《艳阳天》第1卷，第505-507页。孙桂英参与集体劳动，参看《艳阳天》第3卷，第1262-12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
    [13].关于20世纪60年代“幸福观”论争的简明材料，可参考《南方日报》编辑部编：《幸福观讨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5].此种措辞在20世纪60年代文艺作品中屡见不鲜。可参看兰澄：《丰收之后》，《剧本》1964年第2期；以及丛深：《祝你健康》，《剧本》1963年10-11月合刊。
    [17]. [19] [26]. [27]. [40]. [47]. [54]. [55]. [56].浩然：《艳阳天第三卷》，第1225-1226页，第1295-1296页，第1268页，第1273页，第1543页，第1379页，第1224页，第1224页，第1225页。
    [20].关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及其扬弃的问题，可参考田光：《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产品经济”的辩证发展》，《经济研究》1964年第1期。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界关于“自然经济”的讨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将“自然经济”的帽子扣在了“前三十年”头上。参看刘国光：《彻底破除自然经济论影响，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模式》，《经济研究》1985年第8期。
    [21].关于孙桂英“受苦人”的定位，参看《艳阳天》第2卷，第836-837页。
    [23].邓玉成：《中国供销合作社的发展（下）》，《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24].伯云：《我国供销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研究》1956年第5期。
    [25].株洲市文艺工作团创作组编剧、刘国祥执笔：《送货下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
    [30].如工人作家胡万春笔下的“新人”王刚，参看胡万春：《特殊性格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31].贺政：《关于我国农村市场问题》，《新建设》1965年10月号。
    [32].蒙文通：《从宋代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38]. Slavoj Žižek,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London: Verso, 2008), p.171.
    [39].雷锋：《雷锋日记》，第30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41].在精神分析话语中，“哀悼”指的是对于失落能够承受下来，得以“扬弃”这一失落，因而是“正常的”；而“忧郁”则坚持自我对于失落对象的自恋式附着，因而是病态的。
    [43].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希亚佩洛（Eve Chiapello）：《资本主义的新精神》，第18-24页，高铦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58].赵树理：《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3年6月）》，《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355-356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