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耳 导演、小说家，1976年8月生于湖北荆州，199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作为导演的程耳，喜欢驾驭犯罪题材，将人逼入绝境，显现真性情。作为作家的程耳，亦是如此。生活中很多悄无声息的绝望时刻都被他死死抓住，然后一笔一画慢慢讲述。你会惊叹于他的冷静从容，也会在一无所有的荒诞里，发现温情。
    “在一个罗曼蒂克已经消亡的年代，就不要再去过多地纠结罗曼蒂克的事情。”程耳说如果通得过，这句话可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他的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是去年末的一个惊喜。在飞驰而过的地铁上，忽然惊鸿一瞥窗外它的海报，葛优、章子怡、浅野忠信……这么齐整的演员阵容，这么与现实有陌生感的片名，还有那一望便知别样考究的质感，怎么却好像少人提及，耳边天天大家聒噪的都是《长城》呢？
    只来得及去看了两遍，它就飞快地下线了，19天票房累计1.19亿。比同档期的《赤道飞虎》、《摆渡人》都惨。
    好在还有一本同名短篇小说集，去年12月16日与电影同一天面世。作者还是程耳——这个像是从石头里蹦出来、让人过目难忘的名字。
    去网上搜索，发现自己居然看过他的《第三个人》，2006年，一个看得不甚安静的媒体场。徐峥和高圆圆，密室里的囚禁和追问、人的绝境，让人十年后都难忘怀。那是程耳的第一部长片，那时距他199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已有七年。200万成本，几百万票房，很少人看过。
    再后来，是2011年的《边境风云》。那是程耳的口碑之作，艺术样式新，演员表现好。但是“票房卖得很差，3000多万，基本打平”。
    然后就是《罗曼蒂克消亡史》。
    17年，仅三部电影；“还是不卖钱嘛”，然而愈挫愈强。简直不像这个抢钱年代里发生的事情。
    寻觅是必不可少于的。 等待的寂静。
    北青：“知乎”上看到电影人关雅荻在问：“1999年刚进学校，看1995级导演系毕业作品展，其中就有程耳的《犯罪分子》。全片使用古典音乐，包括结局也是用古典音乐和准确的剪辑把情绪推到高潮。所以我当然不能理解，为什么1999年就拍出了杰出的《犯罪分子》的才华横溢的青年，十几年过去了，才有了一部找回自己风格的《边境风云》，然后才有进一步释放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中间的十几年都发生了什么？”
    程耳：我觉得还是在以更加严苛的一个标准面对电影这件事本身。一方面我个人可能还是有一个相对而言比较严苛的标准，虽然没有羽毛，但还是有一种下意识地要爱惜某种东西这样一种出发点。这是其一。
    其二在我们毕业那会儿，上世纪90年代末，其实是有大批的“艺术电影”通过海外电影节的途径能够做成。然后从张扬《爱情麻辣烫》开始，也有了另外一个青年导演走向商业的可能。那么我的创作通俗地讲，跟这两边都不是太谈得来。当资金没有那么充裕的时候，两边你都取悦不到，那就会变得很尴尬。
    而这次《罗曼蒂克消亡史》，它有非常多的商业元素，全部都是明星。我个人理解它实际上是一个有艺术追求和艺术成绩的真正意义上商业大片的概念。但这样的电影怎么做？看来是值得商榷的。看过的人都很喜欢，大家都觉得电影本身和票房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差。
    北青：会不会影响到您的信心？
    程耳：没有。我最多就是遗憾。因为我不认为最终的这个票房是因为我们电影本身造成的，这是我非常坚定的一个想法。
    我遗憾的是，如果我们宏观地来看整个电影创作的话，其实《罗曼蒂克消亡史》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像这样一部电影票房好一点的话，那其实会翻过头来既影响到创作者下一次创作的出发点，又会向市场触及观众下一次买票时候的一种选择。
    人都是势利的，这是无法回避的。你现在票房才这么一点，很多人的心态难免会是“哦，它还是不卖钱嘛”，我甚至担心它会不会在有的创作者那儿也成为反面的教材，就是说“你看它还是不卖钱，所以还是不好”，或者对于观众来说，“不仅是我不喜欢吧，不仅是我没有选择去看吧，大多数人都跟我一样没有去选择看”。
    北青：会不会影响到下一部电影的投资？
    程耳：这方面不会是大的问题。虽然《罗曼蒂克消亡史》在票房上目前看起来是有所损失的，但是我相信随着时间，它本身作为电影、作为文化产品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越来越被凸显。我相信它的影响或者人家对它的认知还会进一步地往上走，而不是迅速地衰弱下去。大家会渐渐意识到这个电影的价值。
    另一方面，整体来说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做一个导演，我觉得已经比十几年以前要容易得多了。因为现在确实在资金上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你的项目真正地好。
    我觉得电影特别有价值、有意义，对我来说也特别让我喜爱的在于，电影是个特别民主的事物，它不是说我砸下去多少钱、我有多么强硬的关系它就能成功。电影这个东西很奇怪，它最终还是得靠作品。确实有很多公司很有实力，也做了很多年，也真的是不差钱，但它就是没有做出像样的电影，这个是很让人惆怅的。对于创作者，电影能够超脱出我们世俗生活中很多其他别的事，因为我们确实很疲惫地看到有很多靠资本、靠关系就可以做，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但电影真不是，它还是得靠作品本身。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做一个普通人便难以幸福、毫无希望？
    北青：那下一部电影开始了？
    程耳：还没有，还在找方向，所以我最近又回到一个枯坐的状态。
    北青：“枯坐”，很少人用的一个词。《罗曼蒂克消亡史》里演大脚马仔的王传君告诉我，您给他的写作建议就是这两个字——“枯坐”。您的短篇小说里也不止一篇里有这个词。
    程耳：我会故意地，有时候在不同的篇章里用同样的语汇。还是会有某种联系。
    北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做一个普通人便难以幸福、毫无希望？”我在您小说里读到这句话，惊讶于您对时代氛围的这种感知力和精准的表达。
    程耳：我今年元旦的时候写过一篇短文《对得起这碗白米饭》。有些读到的人最后抓到了这个重点，就是我写的最后一段——“不说电影了，有比电影重要得多的事。我在工作时常常出戏，常常会想这工作的意义，以及自己究竟在做什么。我们这些人不过是幸运一些，时常探讨心灵，述说灵魂，却浑然忘记或是假装看不见身边那些只求生存的绝望的肉身，那些千疮百孔的皮囊。没有什么心灵，没有什么灵魂，常常失去心脏。这些绝望的肉身与千疮百孔的皮囊，他们该怎么办？我们微观的努力在哪里？”
    这个其实是我真正想说的东西。现在拍电影的人都很优越，都对外面的世界漠不关心。然而电影拍得也很差。就像踢足球的人一样，非常优越，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然后足球踢得也很差。
    我觉得这是这个社会现在的一个问题吧，没有人去关心。其实这本小说集里四篇当代小说，每一篇其实都涉及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话题。包括最后一篇他去吃那个面，关于煮面的那个人，其实也有，连句式都是一样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煮一年的面也会嫌春节回家的火车票太贵？”
    北青：还有《皮囊的诗篇》里，那个被勒索5000元的老太太，包括提到煤矿那些工人的际遇。
    程耳：这其实是在我真正的表达系统里我很在意的一点。因为就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相对而言是整个童年到青年差异化都没有那么大的一代人，在我们之后，差异才渐渐地在变大。尤其六几年和七几年的人，这两代人大家的童年也好，青少年也好，可能都被拉到相对没有那么大差异化的一个水平上在长大、在成长，所以，像你刚才说拍电影的人，好像生活得比其他人优越，但这并不表示你不该关注他们，或者也并不表示你就是安全的。
    现在这个社会所有人都奔向一个方向，因为只有你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只有你挣更多的钱、有更多的权力，你才能过得稍微从容一点。一个正常人、一个普通人是没有从容的生活可言的。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的日子，有没有轻松下来去感受到美好的罗曼蒂克的一刻，我相信还是有吧，只是……不知道，很难，这是另外一个更加严肃的话题了。
    因为最终一个社会是要看普通人的幸福感，来决定它的这种高低的，全世界有钱人的日子都是一样的，坐着私人飞机、喝着红酒，这不重要，全世界最有钱的人都是这样的。那么一个美国普通人和一个日本普通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一个中国普通人是在怎么生活，我觉得这种比较才是有意义的。但这个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了。
    北青：您这里说的“罗曼蒂克”是指什么？
    程耳：就是一切美好的事物吧。
    童真是在什么时候失掉的？
    所谓爱情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北青：我跟别人开玩笑说过《罗曼蒂克消亡史》是个直男电影，里面的女人不是忠仆就是性奴，不是弃妇就是花痴。我在您的小说里也看到很多性，但没有太看到爱。
    程耳：你说这个话题就涉及，其实我一直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要么在电影里，要么在小说里。真正重要的东西它反倒不是我们用语言可以去抵达的。我们当然可以泛泛而谈、可以说，但是其实它不能真正更加有效地去触及那个点。
    你刚才说小说里面有很多“性”，但是缺乏“爱”。我觉得我真的很难用一个特别日常化的语言去很准确地传达这个感受。那么你说“不期而遇或者总是要相遇”，那这句话难道不是爱吗？或者这句话它又仅仅只是“性”？我觉得这种暧昧感是必要的，就是说其实你如何去厘清这些？你如何把爱从性里择出来？你又如何把性从爱里择出来？
    我觉得会用一个词叫“深情”吧。我倒觉得它里面是有很多“深情”的。甚至于包括在《鸡》那一篇里，我觉得那个银行职员和那个女孩之间其实也是有一种深情的，他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真正知道她名字的人。因为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大家只知道她叫小红。所以我觉得是深情吧。
    北青：可能我理解的深情，之前只是电影里阿娇演的老五那种，我能为你死。
    程耳：但那个是在罗曼蒂克消亡之前的年代里更加能够有的。我们这一代人，很困难。
    我反倒觉得小说里更多地在关注每一个人，或者每种关系的深情与冷酷，它其实是同时具有的，它有深情的一面，又有冷酷的一面。那你说第三个X君最后自杀了，他究竟是深情呢，还是冷酷呢？你以他自杀的结果去回顾他之前所有的深情，那些深情都是假的吗？也未必。但是你以他最终选择结果的方式，他或许自杀又是一种更深的深情。所以他很难说吧。
    其实我在每一篇里都是有这种语汇上和情绪上的连接的。在《皮囊的诗篇》里，那个女孩在日本就问过他，东京为什么每年都有这么多人自杀？他说是因为等待的寂静。所以它有时候就是会很寂静很孤单，就看你怎么去治愈这些东西。你需要去治愈它。创作也是一个治愈和完善自己的方式。
    但是，就一个单独的创作来说，其实你也很难说有什么答案。更多是在追问吧，或者在厘清一些东西。也许把更多的作品放在一起，也许会有更加完整的一个，叫什么，方案？其实也没有方案，有方案的话也不用创作。更多的还是在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吧。当你去看一个作品的时候，你自己不同的人生经历，你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总之都会有启发，因为其实就我来说，我也会从各种电影里，体会到很多东西，甚至学习到很多东西。现在你无非是在创作上更多地把自己学到的这些东西再给它回报出去。
    北青：您借小说中人之口说过好些话，比如“童真是在什么时候失掉的？所谓爱情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还有，“浪漫派都是傻瓜，舒伯特可以算半个例外。”“用自以为深邃的方式表达浅薄的思想是很差的品位，不要装神弄鬼。”……小说里的一些表达，我可以用来理解您吗？这样是不是太肤浅了，毕竟小说作者最重要的就是虚构一个世界的能力。
    程耳：反正这些话，都是小说里主人公的父亲对他说的，不是我的内心独白，那么能不能代表我说的？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本版小标题文字均出自程耳的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