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播史中的草根性语境，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些年间，林贤治的《人间鲁迅》、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刘春杰的《私想鲁迅》、李静《大先生》等作品问世，民间对于鲁迅的讲述，与学界的话语所说在不同的轨道上的。来自非学院派的声音构成了鲁迅研究的另一道奇观，乃至影响力一时超出学者们的文字。
    这使我想起鲁迅思想的最初传播，也都是在社会的边缘角落。他的文字在读者间的反应，也以草根性为多。那是原生态的表达，是阅读的反射和内心直白的袒露。这些大量的资料是梳理鲁迅传播史中珍贵的遗存，鲁迅何以吸引了无数青年，怎样成为反抗压迫的精神资源，其左翼性和自由的精神如何汇入民族自救的路程，都有不小的启示。
    只有回到这个语境里，鲁迅之为鲁迅，才能够渐渐清楚，被修饰的话语才能够让位于民间的话语。而提供这样的经验的，常常不是学者、批评家，反倒是来自底层作家的文本。而在面对这个话题的时候，萧红提供的经验，倒仿佛有标本的价值。
    以萧红的文本来看草根语境对于鲁迅的雕塑，倒是展示了鲁迅的民间性的价值。今天的互联网上的读书小组以及以鲁迅命名的一些私人讨论空间，与民国间青年间私人语境里的对话，十分接近。萧红当年与萧军、聂绀弩、端木蕻良等人围绕鲁迅的谈说，在今天被以另一种方式延伸着。
    在宏大的意识形态理论没有进入鲁迅世界之前，萧红告诉给我们的是一个民间鲁迅的形象。
    1936年10月，在东京的萧红从报纸上看到鲁迅逝世的消息，完全惊呆了。在给萧军的信里，她一再提起鲁迅，牵挂的是许广平、周海婴，其间也有对文坛的担忧，信中还提及先生全集出版的可能，一时在焦虑里不能自拔。鲁迅逝世带走了她世间的一缕希望，她知道，在这个世间，再也见不到这样的精神引导者了。
    刚刚走进文坛的萧红珍惜着鲁迅给他们带来的一切。几年前，当她与萧军流浪到上海的时候，倘不是鲁迅的辅助，他们可能不会很快被读者发现。晚年的鲁迅在寻找青年同志的时候，来自东北的萧军、萧红给了他不小的快慰。现在看他们与鲁迅的书信往来，流溢着人间的真意，彼此坦率无伪的交流，有一般文人世界所没有的元素。左翼文化的某些特质，也在他们的交往里得到某种注释。鲁迅的父爱感，美的精神，迷人的气息，就那么弥散出来。萧军、萧红得到的关爱，一生都没有忘记。乃至到死，他们都在鲁迅无形的光环里。
    许多研究者关于他们间的关系的描述都津津有味。现在想来，鲁迅欣赏这两个青年，原因简单，可能是其身上的没有士大夫气和绅士气，天然的美质多多。在为两个青年的作品写序的时候，他赞美了其笔下生动的图卷，泥土里的真魂和“越轨的笔致”，都抵挡了文坛迂腐之风。这是中国青年殊为难得的存在，在多难的年代，保持一种清醒的激情和淳朴精神，在鲁迅看来，都是大不易的。
    晚年的鲁迅与萧红、萧军的通信较频，话题涉及人生的方方面面。除了文学话题，言及处世之道，都是肺腑之言，世故的东西是没有的。鲁迅的真，不亚于青年人，他的欣赏野性的目光，率性的举止，颇解人意的心，都让两个青年感动。鲁迅的风趣让他们印象殊深，那些笑话中的人生哲理，似乎都可以作为文本的一种注解。通信里的家常话，其实也含有审美的理念在，鲁迅在处理日常生活时表现的情调，对于创作者而言，都有趣得很。在短短的接触里，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遇见了可以终身依傍的灵魂。
    萧红在鲁迅那里所得甚多，那个平凡者的不平凡的精神磁石般吸引着自己。艺术的熏陶之外，人格的力量是无形的。年轻的萧红不久遇到了婚姻上的麻烦，当她的生活出现危机的时候，只有跑到鲁迅家里，才能得到一种精神的抚慰。梅志回忆说，萧红有一段时间总去鲁迅那里，因为心情不佳，希望在鲁迅那里得到帮助。（1）梅志亲眼看到萧红在许广平面前的焦虑的样子，鲁迅与许广平给与她的，是难忘的友爱。对于萧红而言，鲁迅是精神的向导，如果不是这向导的出现，也许自己会毁灭在黑暗的路上。在后来的文字里，她一再流露出这样的情感，其情之深，成了后世研究者最爱驻足的地方。
    1937年初，回到上海的时候，她迫切去了鲁迅的墓地，在一首诗里，记载了她的心绪：
    跟着别人的脚迹，
    我走进了墓地，
    又跟着别人的脚迹，
    来到了你的墓边。
    那天是个半阴的天气，
    你死后我第一次来拜访你。
    我就在你的墓边竖了一株小小的花草，
    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灵，
    只是说一声：久违。
    我们踏着墓畔的小草，
    听着附近的石匠钻刻着墓石，
    或是碑文的声音。
    那一刻，
    胸中的肺叶跳跃起来，
    我哭着你，
    不是哭你，
    而是哭着正义。
    你的死，
    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
    虽然正义并不能被带走。
    我们走出墓门，
    那送着我们的仍是铁钻击打着石头的声音，
    我不敢去问那石匠，
    将来他为着你将刻成怎样的碑文？（2）
    鲁迅之死，给萧红的刺激，同她生活里得到的刺激同样巨大，这些在其文本里都可以找到一二。而鲁迅主题在其作品中形成的影子，带来了另一种美。我们现在讨论鲁迅的遗风，萧红提供的元素很多。一个新的传统的形成，恰恰是由这样纯真的作家去践行的。
    我曾经想，鲁迅那么丰富、深远，而他的同代人描述他的时候显出表达出的有限。他一生的悲哀在于，无论是友人还是敌人，大多都没有还原出其动人的一隅。人们对于他的崇仰，多是从其文字中来的。那文字颠覆了我们的奴隶的思维，给人以解放的朗照。而面对先生的青年人，只有萧红、徐梵澄在日后的文字里才表达了其日常生活灵动的面影。萧红以感性的画面、传神的笔触，把鲁迅复活在非鲁迅体的文字中，而徐梵澄则点染出鲁迅的智性，其文字背后是悠远的精神之光，尼采的、释迦牟尼的、马克思的幽灵都得以复原在一个立体的世界里。这两个学生对于鲁迅的忠诚与坚守，演绎出鲁迅传播史迷人的乐章。
    每一次读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都会被那深海般的阔大的情思所感。在流动的词语里，远去的鲁迅重返眼前，那么鲜活，形象，好像面影里的温度乃至呼吸都能感到。萧红写出了鲁迅日常里的有趣与温情，在漫谈的话语中，鲁老夫子缓缓走向我们，好像慈祥的父亲：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3）
    这样的文字极为感性，几乎没有理性的投射，看不到概念的因素，通常所云的意识形态色彩全无踪影。人们怀念鲁迅的时候，往往有许多概念的叠加，和一些流行的语气。但是在萧红笔下，先生是活生生的可爱的存在，这个满蕴智慧和爱心的老人，散出无量的光泽，以致寒冷在那个世界里消失了。在与先生对视的片刻，内心久久不散的阴影，也随之飘散而去。
    她描绘自己心目中的导师，有孩童的眼光，一些画面像木刻作品般神透骨髓。在笑谈之间，指示着精神的深。鲁迅的文本里常有鬼气，几十年后日本学者丸尾常喜先生在自己的专著里讨论过这个话题，我猜想也含有萧红的回忆录里的启发吧。萧红说到鲁迅谈鬼的片段，极为有趣：
    鬼到底有没有的？传说上有人见过，还跟鬼说过话，还有人被鬼在后边追赶过，吊死鬼一见人就贴在墙上。但没有一个人捉住一个鬼给大家看看。
    鲁迅先生讲了他看见过鬼的故事给大家听：
    “是在绍兴……”鲁迅先生说，“三十年前……”
    那时鲁迅先生从日本读书回来，在一个师范学堂里也不知是什么学堂里教书，晚上没有事时，鲁迅总是到朋友家去谈天。这朋友住的离学堂几里路，几里路不算远，但必得经过一片坟地。谈天有的时候就谈得晚了，十一二点钟才回学堂的事也常有，有一天鲁迅先生就回去得很晚，天空有很大的月亮。
    鲁迅先生向着归路走得很起劲时，远处一看，远远有一个白影。
    鲁迅先生不相信鬼的，在日本留学时是学医的，常常把死人抬来解剖的，鲁迅先生解剖过二十几个，不但不怕鬼，对死人也不怕。仍旧向前走的。
    走了不几步，那远处的白影没有了，再看突然又有了，并且时小时大，时高时低，正和鬼一样。鬼不就是变幻无常的吗？
    鲁迅先生有点踌躇了，到底向前走呢？还是回过头来走？本来回学堂不止这一条路，这不过是最近的一条就是了。
    鲁迅先生仍是向前走，到底要看一看鬼是什么样，虽然那时候也怕了。
    鲁迅先生那时从日本回来不久，所以还穿着硬底皮鞋。鲁迅先生决心要给那鬼一个致命的打击，等走到那白影旁边时，那白影缩小了，蹲下了，一声不响地靠住了一个坟堆。
    鲁迅先生就用了他的皮鞋踢了出去。
    那白影噢的一声叫起来，随着就站起来，鲁迅先生定眼看去，他却是个人。
    鲁迅先生说在踢他的时候，他是很害怕的，好像若一下不把那东西踢死，自己反而会遭殃的，所以用了全力踢出去。
    原来是个盗墓子的人在坟场上半夜做着工作。
    鲁迅先生说到这里就笑了起来。
    “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
    我想，倘若是鬼常常让鲁迅先生踢踢倒是好的，因为给了他一个做人的机会。（4）
    这个回忆的片断，有着诸多的画外之音。鲁迅的个性、胆识、情趣，都于此表露无遗。先生留给萧红的是刻骨而深切的影子，那里善意的笑和睿智的目光，辐射着佛一般的光泽。而那影子背后幽深的情思，以及覆盖文坛的热能，恰可以把那些受难者引领到灿烂的精神高地。
    在萧红最初的文字里，我们看不到一般文人的影子，她的写作完全天籁般存在着，让人聆听到土地里的声音。鲁迅在阅读了《生死场》后，赞美了她的内觉中呈现的艺术景致。那些关于东北土地的生生死死的故事，在碎片的光泽中折射着众生之态。沉睡的土地里的人与事，以神异的方式被一次次复原出来。萧红在自己的作品里，打开了通天之门，人间世的不幸与苦难，被感性之笔一次次写出。乡民的存在被生命之流冲刷的时候，隐蔽在词语背后的无量的苦乐、悲欣，都在以绘画的方式得到一种再现。
    鲁迅逝世后，萧红的创作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那特点是一步步走进左翼的世界，自觉呼应着鲁迅作品的主题。《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对于乡俗的描摹，以及人性的打量，似乎从《呐喊》那里走来，鲁迅笔下死灭的影子和无望的目光，一遍遍被重复着。那些散文化的走笔，荡出情感的涟漪，给无声的东北吹出一曲哀歌。萧红野性的笔触终止于动情的柔情里，没有因为无望而走向死灭。这恰是她与鲁迅相通的地方。《呼兰河传》在处理人与命运、自然与信仰等方面，都有不俗之笔，那些天才的笔意下流动的风雷之声，回荡的恰是鲁迅《呐喊》的主旋。
    在死意缠绕的乡下，萧红唤出地底的精灵，将那些爱意的暖流散在灰色的路上。即便寂寞与肃杀遍地蔓延，而作者的幽思也出没其间，我们看到了善良之思的涌动。这是鲁迅暗示的一种抒情的传统，萧红写作中呼应的常常是这个传统。但是后来她发现，这个传统仅仅是鲁迅传统的一部分，另一种幽默、讽刺的写作，也是其生命力最为强大的一隅。她同时也发现了作为小说家的鲁迅和作为杂文家的鲁迅是不同的。聂绀弩这样记录了萧红的感受，萧红对他说：
    鲁迅的小说的调子是很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们一起受罪。如果鲁迅有过不想写小说的意思，里面恐怕就包括这一点理由。但如果不写小说，而写别的，主要的是杂文，他就立刻变了，从最初起，到最后止，他都是一个战士，勇者，独立于天地之间，腰佩翻天印，手持打神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出入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即使在说中国是人肉的筵席时，调子也不低沉。因为他指出这些，正是为反对这些，改革这些，和这些东西战斗。（5）
    在与聂绀弩的交流里，萧红展示了她惊人的悟性，看到存在的多面性与立体性，认知便不会偏颇。应当说她的目光十分敏锐，一下子就捕捉到了鲁迅的迷人之点，意识到了其文本多样的可能性。这些也可以解释她后来写作变化的缘由。她也试图追随其影，不断变换写作的思路。比如幽默与讽刺，当是一种智者的遗风，她决定沿着这样一条路走下去，希望给自己带来一次全新的体验。
    《马伯乐》是试图模仿《阿Q正传》的一次尝试，这部没有写完的长篇留下了刻意追随鲁迅的痕迹。小说对于一个来自青岛基督教家庭的青年马伯乐的描写，对于抗战时期流浪内地的人的性格，做了有趣的勾勒。《马伯乐》一反过去的抒情的笔致，幽默与讽刺的笔意控制着整个节奏。萧红在这里萌生了勾画国民性的冲动，不再沉浸在个体世界里，而是以冷静之眼打量尘世间可笑的存在。在萧红笔下，马伯乐集中了抗日期间某类国民可笑、可恨的劣根性，嘴里满口正义词语，现实中则自私自利，没有责任的担当。无聊、虚伪、精神胜利法、阿Q式的自我逃逸，都在人物形象里得到某种展示。这个人的家庭有基督教的色彩，孩子的名字也很西化，似乎是现代文明的表征。但他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没有信仰，少信而多庸，逃离现实，苟且偷生，则成为其人生的特点。马伯乐看不上社会风气，常常发出痛恨国民的感叹：“真他妈的中国人。”但他自己不也恰属于其中的一员？一面是卑怯无聊，一面又堂而皇之地大言不惭。他是语言的巨人，看不惯社会的一切，却连自己都不能养活自己，靠着祖业和妻子带来的钱度日。只有空想而无实践之力，乃是抗日时期一部分人的形象的写真。
    显然，讽刺的笔法不是萧红所长，但作品的诸多细节给读者带来不小的笑声。令我们惊奇的是作者对于错愕、怪诞的人与事的理解，在抗战的紧张的年月，不去正面写前线的战斗，而是刻画国人在国难中的拙劣之态，很让人想起《阿Q正传》以及鲁迅杂文里的风格。在萧红的潜意识里，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是自己最为薄弱的一环。《马伯乐》是对于自己的一次精神的补课，她在鲁迅的参照里，试图写出难以理喻的人的荒唐性。
    《马伯乐》对于社会的失望和人间的批评，集中了五四那代人才有的思路，看得出作者思想的飞跃。她暂时抛弃了己身的困苦和不幸，把视线投入到紧张的社会中去。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世界吸引着自己，其实也是通过社会性的表达，克服自己孱弱的精神吧。
    早在1935年1月，鲁迅在给萧红、萧军的信里，就谈到讽刺与批评的价值：“留情面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他以为自己笔下留情，将来失败了，敌人也会留情面。殊不知那时他是决不留情面的。做几句不痛不痒的文章，还是不做好。”（6）鲁迅的话背后的隐藏，萧红一定是意识到了，她觉得直面人生才是写作的要义。《马伯乐》是一部不留情面的书，萧红以自己并不擅长的手法，继续着鲁迅杂文、小说里的主题。在作者看来，如果自己还沉浸在自己的小的世界，也许还将重复以往的调子。她渴望一次出离旧我的选择，在陌生之中叩问存在的隐秘，那真的也是一种自我的艰难的超越。
    与《马伯乐》相反的一部作品《突击》，是战时所写的话剧。这里则表现了东北农民抗战的故事。组织起来的人用大刀抵抗日本人的侵略，杀死鬼子无数。这部话剧的另类声音，看出萧红作为左翼作家的另一种尝试。她试图写出民族脊梁的人物，在壮烈的场景里，血腥中映现的情思，可以发现她内心的某种期待。在这里，民俗中神秘的信仰和国家理念成为一体的存在，作者试图把传统的元素和时代的趣向结合起来，写作的深层诉求，完全没有先前朦胧表达感受的痕迹了。
    这是萧红的一种变化。她在出离己身的感伤的路上，靠着一种信念，把自己一点点从绝望之途救出。这种由凝视己身经验向凝视他人经验的过渡，使他与鲁迅传统有了亲昵的联系，而一面也失去了自己的优势。她还正在处于对于鲁迅思想消化的时期，要达到艺术上的出神入化的阶段，在那个时候还不太可能。
    萧红逝世前的两年，创作极为活跃。《呼兰河传》《马伯乐》都表现了其特有的才华。那时候在婚变的痛苦里，她靠着对于社会的关怀和对于人道的关怀，支撑着羸弱的躯体。而哑剧《民族魂》的写作，则成了她死前对于鲁迅的最后敬礼之作，其认知的深与格局的大，看出作者内心蕴含的非凡的智慧潜能。
    全景地描绘鲁迅的精神形象，对于她来说是一种渴望。鲁迅去世后，她一直有一种描述鲁迅生平的冲动。对她来讲，《回忆鲁迅先生》还太碎片化了。无疑，哑剧《民族魂》是克服这种碎片化的努力。剧本集中体现了萧红对于鲁迅理解的全部能量，许多神妙之思在此回复往还。阅读这个剧本，你可以感受到她对与鲁迅文本和思想的熟知程度。她的灵魂穿越于鲁迅的篇什，构建了一个丰满的诗学世界。此剧是为纪念鲁迅诞辰60周年的纪念性作品，风格上一反过去的模式，天才的感悟力，传神的场景，形成对于鲁迅精神的特殊注解性文本。
    许多人试图把鲁迅形象搬到舞台，然而连连失败。萧红知道自己的写作，面临着一种困难。以传统的方式无法进入鲁迅的内心，而用一般的社会学理论描述先生，亦是凡庸之举。萧红以梦一般的现代主义方式，找到了寻找进入鲁迅世界的入口，那个全景式的展示方式，对应的恰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以哑剧的形式，表达不能表达的表达，流动的是没有声音的声音。那时候的作家能够做到此点者，惟此一人。
    我们很难想象写作此剧时的心情，文本里深层的寄托，衔接着作者的新梦。这部奇特的剧本常常有萧红式的智慧的表达，人物出场有幻灯般诡异，电影蒙太奇的手段也得以运用。剧本整体显得异常开放。作者是在世界主义层面展示鲁迅的精神价值的，与今天的民族主义者浅薄的理解不同，萧红看到了鲁迅的世界性的意义。比如他对于反法西斯主义的态度，他与青年殉道者的关系，他与极左的青年的对视，都有深的隐含。你不妨说这是作者与鲁迅的一次全方位的对话，她把远去的灵魂与自己的焦虑之心放在一个对话的空间，作品的厚度是渐次展示出来的。
    在生活最为困顿的时候，萧红的《民族魂》成了一种信仰式的写作。以一个人与一个民族的关系，看中国的未来，其实有着走出苦海的梦想。鲁迅的精神填补了自己的精神空白，她在那遗产里吸取了自己最需要的存在。在左翼作家里，她可能是最深味鲁迅文本的人。冯雪峰、胡风在批评的路上衔接着鲁迅传统，聂绀弩等人模仿着鲁迅的杂文投入文化的激流，而萧红则在小说与戏剧里，传递着《呐喊》《彷徨》《野草》的能量。有趣的是，这部哑剧抵达的是鲁迅精神哲学的微妙的部分，整个作品带有《野草》式的清寂与荒凉，一面也有地火喷吐式的灿烂之光。从一个受难者和寻梦者的角度打量那个远去的存在，萧红感到了罕有的快意，那在没有路的地方突围的选择，也与彼时的许多青年的信念颇为仿佛。
    许多年过去，当2016年春天话剧《大先生》在北京的舞台上演的时候，批评家郭娟在自己的文字里提到了这两部作品的联系。《民族魂》与《大先生》在底色上都衔接着鲁迅《野草》的背景，而一个是左翼的文本，一个带有现代青年自由精神的表达。如今读这部哑剧，便感到鲁迅之于后来文学特有的逻辑链条。李静的《大先生》在韵律上的确与萧红的笔墨略有仿佛，虽然思考的路径恰恰相反。鲁迅的形象过于实体化，往往形成套路。萧红的价值在于，她以多致的、碎片化的、诗意的形式，将鲁迅置于神秘的精神景深里。有虚有实，有远有近，明的有明的格言，暗的有暗的谶语。我们看到了非确切化的确切，反逻辑的逻辑。在跌宕起伏中，错落有致地再现出鲁迅的丰富性。
    在这个意义上，萧红关于鲁迅的叙述，开启了一条神灵相遇而默默对话的新途。这个经验长期被漠视了。在对于鲁迅的各类言说里，她贡献的是一部草根青年挑战性的文本。那是汹涌的、奔腾不息的精神之川，萧红写出一个生生不息的鲁迅，那个被升华的存在不是被固定在概念里的，而恰恰在尼采式的激流中。我们在此读出两个灵魂的对白，还能看到无声的中国的微茫的烛光，穿透着无边的寒夜。这些都非刻意的雕琢，乃心灵自然流溢的存在。谁能说这是墨写就的呢，我们在此感受到热血的流动。
    80年间，对于鲁迅的言说，基本被学者、批评家垄断了，作家的声音微乎其微。而萧红是读解鲁迅最为用功的人之一，她撇开一切前定的语义，在生命的体味里呼应鲁迅文本里的价值，倒是呈现了某种开放性。虽然对于鲁迅更为幽远的精神景观尚难抵达，而她确乎成了民间知识分子延伸鲁迅话语的实践者。后来的民间思想者在面对鲁迅遗产的时候，多少都有一些萧红的心态。
    这是鲁迅遗风流转的年月里动人的一幕。然而命运给萧红的时间太短了。1942年，也就是《民族魂》写就后的一年多，这位天才的作家病死于日寇的炮火包围的香港医院，年仅31岁。她的谜一样的存在，不断被后人以不同的方式叙述着。这个天赋非凡的作家，给我们留下了无数感伤的故事，也带来无尽的话题。但对我来说，萧红的感人之处不仅仅是书写了流浪的青年的困顿、不安乃至幻想，重要的在于，以生命的方式，续写了鲁迅传统的重要的章节。黯淡的月亮落下，思想的太阳升起。萧红生命最为亮丽的一隅，融化在那澄明的朗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