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锦江的 《愚园路：对一条路的路史式探究，为了回家》，是不久前面世的一部力作。这部作品，做的是历史文章，把同一条马路上的人物踪迹、史实佚闻串联起来，读来如行山阴道上，兴味盎然。
    作者写愚园路，带着个人的经验和热情，具有社区认同感。因为，锦江兄生于此、长于此，本人就曾是愚园路上的原居民，在那里出生、读书和长大。和一般作者的泛泛之论相比，《愚园路》 常常有许多不经意的印证，发生在家长里短之间，让人觉得真切、可信。叙述过去，描写历史，固然应该出乎其外，但更加需要的却是能够入乎其中。一般作者用外来者的眼光看问题，缺乏“同情的理解”，用一些新、旧批评理论来指手画脚，会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众多外在叙述不能令人满意，带着“第一人称”的作者来描写自己身边的历史，虽然细小、具体，却是一种新颖、亲切，带有质感的文字。按作者的坦陈，《愚园路》是一条带着“乡愁”的“回家的路”。在这方面，《愚园路》 配得上是一种“本土叙述”，专业的历史学作者，未必能及。
    愚园路，因静安寺东侧赫德路(常德路)8号的愚园而名，是上海近代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它东接静安寺路，西至兆丰 (中山) 公园附近，在1930年代达到了建造高峰，延续了公共租界静安寺路的“西拓”势头，一路往西，往虹桥路方向的郊区发展，就像十九世纪下半叶上海市政的“北上”势头由外滩-虹口-提篮桥-杨树浦-军工路贯通那样。上海的“北上”势头代表了中外通商贸易初期的巨大成功，愚园路连接起来的“西拓”进程则表率了1930年代上海民族资本产业的“黄金时代”。
    从“北上”、“西拓”的市政走向来观察上海的一条条马路，清理城市发展的脉络，是属于“上海史”层面的叙述。近年来，大家热衷谈论“老上海”的掌故，这是有道理的。相比大而化之的勾勒，地方史的叙述深入一层，贴近自己的生活。然而，当我们读到 《愚园路》 这样的作品，又会打开一重视野，发现上海人的历史叙述又往下降了一层，下降到马路、弄堂的社区层面。在此层面，我们看到了更加确凿的细节，以及饱含其中的沧桑变故，可以说是一种“社区史”。我们一群同道在编写 《老上海》(1998，上海教育出版社) 大型画册时，已经把上海的马路按功能划分，描述了十六铺、外滩、虹口、杨树浦……和 《愚园路》 相比，我们在较早时期描写的大小“马路”，仍然着眼于和上海史的关系，还没有真正落实到“社区史”。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从马路走进弄堂，去观察市民生活的究竟。锦江兄讲的完全正确，“马路弄堂 (才) 是上海人的血脉根系和乡愁”，学者若是要做一些有根有攀的“上海史”，不靠宏大叙事来唬人，就必须进入基层生活。如果不是深入到马路、弄堂、建筑的里面，沉到基层来看上海，上海便仍然只能是一场外在的，浮光掠影的西洋景，并不能解释什么高大上的“近代史”问题。这是我和锦江兄长期交流，在很多年里形成的一个共同看法。
    斗转星移，世事轮替，前辈不断凋零，不经意之间，我们这一代人现在已经成了“上海叙述”的主力人群。一切的幸与不幸，聚在一起，用“乡愁”的笔调谈上海，渐渐地轮到我们这些50后、60后。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代弄堂里人，相对于隔代的80后、90后，以及近年来从全国各地不断涌入的“新上海人”，确实可以称为是“老上海人”了。然而，我们一代与书本上常常定义的“近代上海”，已经隔了好几年、十多年。1920年代前后，上海无疑是有过一次城市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那一次的社会繁荣，成就了中国民族产业的“黄金时代”，奠定了今天所称之为的“老上海”。我们这一代人虽然是在比较切近的老上海氛围中出生、长大，但这份遗产越用越少，且渐行渐远。今天的上海市民，若是要坚守自己优良的文化传统，便也只能更多地借助“文物”。又是锦江兄讲得对：“上海其实有文物。近现代文物不在地下，而在地上。洋房、弄堂就是地上的文物。”锦江兄是通过三个“文”，即“文物、文献和文化老人”，构成愚园路的“路史”，使得我们这一代人的“乡愁”有了确凿的依傍和传承。
    当年我们编辑《老上海》画册，初衷之一就是为上海各个社区立此旧照，保存影像。锦江兄完成的 《愚园路》 以更加详细的“社区史”、“路史”描写，给我们保存了更加完整的文化遗产。比较起来，长长的愚园路，在上海的各条马路中相对保存完好，愚谷邨、市西中学以西，至中山公园商圈以东的社区还能维持部分原貌。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六七十年过去了，上海的各条马路、弄堂、楼房里大多是经历了很多次的世代更替，早已物是人非；但是我们终究能够体会到，上海的文化遗产仍然还在有形、无形地塑造着社区里的每一个人。在历史研究中，本土叙述是十分必要的。城市人，哪怕是国际大都市的市民，也是有“乡土”；有自己的文化，自然便有那失却了的“乡愁”。用“文献、文物和文化老人”的“三文”方式表达“乡愁”，保存自己的生活方式，锦江兄的 《愚园路》 做出了一个示范，值得展卷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