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承载着丰富的思想内容，走过了30多年曲折复杂的历程，经历了一个思想流变与语境转换的动态演进过程。宁夏文学批评从大的脉络上呼应了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的精神走向，因此，从纵向的、发展的角度考察宁夏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流变与发展态势，厘清其来龙去脉，对宁夏文学整体的发展，对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建构，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时期宁夏文学批评的整体风貌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今，宁夏文学批评伴随文学创作，走过了令人难忘的30多年。难忘的是在这期间，宁夏文学批评涌现出了一批令人尊敬的批评家。他们甘于平凡，耐得寂寞，深情打量着本土文学收获，始终以批评家的敏锐眼光，观照本土作家的创作。如“30-50后批评家”中的朱东兀、高嵩、吴淮生、王十仪、刘绍智、王枝忠、秦中吟、李增林、李镜如、田美琳、慕岳、李树江、张衍云、丁朝君、李凝祥、崔宝国、谢宝国、孟悦朴、马东震、尹旭、荆竹、杨继国、哈若蕙、潘自强、何克剑、王茂福、布鲁南、贾长厚、秦发生、屈文昆、张光全、马吉福、彭生选、薛正昌、段怀颖等，可以说，在这个大跨度年代之内的批评家，大多都是作家身份，文学批评基本属于他们主业之外的一份“爱好”。他们大多都有比较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学术功底，都不同程度地遭遇“文革”，成长过程中，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地有过人生的不顺或不幸，历史曾一度剥夺了他们正常的生活逻辑，但却给了他们充分的社会阅历和生命体验，所以这一代人在经历了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磨洗之后，在文学创作方面各自取得了大小不同的成绩，正是基于创作实践中的理性思考，他们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对于新时期文学批评，他们坚守现代人道主义价值观念和现实主义批评法则，他们既有学理之识，又有实践之长，因此，他们在拨乱反正后的回归是一种强势的回归，为新时期宁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引领作用。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前辈、宁夏大学中文系教授朱东兀，是德高望重的一代名师，他一边教书育人，一边潜心钻研文学批评，对宁夏文学批评有着开疆拓土之功。他为《张资平情爱作品系列》写的批评文章《美丑交织 佳劣并存》一文，在五四启蒙语境之中，评析张资平的情爱小说，从人的觉醒、人性的解放和个性张扬等维度，展开批评，指出其作品的思想价值与致命缺陷，并对其创作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客观而入微地审视，对于我们理解张资平的情爱小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高蒿是一位理论功底扎实的批评家，并且是文坛多面手，文学研究之余，创作了长篇小说《马嵬驿》。他在古典文学、现代诗歌、作家个案研究等方面都有可观的成绩，他的《张贤亮小说论》，显示了他深广的理论视野和美学情怀，这也是宁夏第一部由本区批评家系统研究本区作家作品的专著。杨继国、李树江、崔宝国等人的回族文学批评，对“民族共同体”作品的分析批评，对重点人物、重点文学现象、重点文学思潮的详尽剖析，具有独到之处。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杨继国主编的4卷5册320多万字的《中国回族文学通史》。这部著作，是作者潜心研究，耗费大量心血的结晶。纵向上上至古代，下至当代，进行谱系考察和梳理，横向上既有区内回族作家，又有区外以至海外的回族作家作品，都纳入了作者的研究视野之内，“该文学史打通了古代、现代、当代乃至民间文学之间的界限，以回族人的视角，全面展示了回族自古至今的口头和书面文学成果乃至文化成果，填补了中国回族文学史研究的空白。”，具有史学价值和民族文化史意义。慕岳的《鲁迅小说的悲剧美》、张衍云的《茅盾论文学民族化》、李增林的《离骚通解》、荆竹的《学术的双峰》、哈若蕙的《灵魂的告白》等，都是在考证大量史料和作家创作历程的基础上，立足时代语境，根据论评对象的思想脉络和创作实绩，展示他们创作的精神走向和学理逻辑，凸显他们各具特色的创作特点、思想创获、理论规模和心路历程，体现了研究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刻的问题意识。荆竹早期对文艺思潮与文艺美学的探索与研究，达到了比较高的层次。他的《人本质的理论同文学的关系》《智慧与觉醒》《论两种小说美学模态》《论审美体验与艺术踪迹》都是这方面探索的重要收获。“60后、70后批评家”，在宁夏文坛担负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有郞伟、王岩森、赵炳鑫、魏兰、钟正平、武淑莲、白草、张铎、李生滨、杨梓、牛学智、倪万军、许峰、王晓静等，从数量上来说占宁夏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半壁江山，他们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之交，20世纪90年代则是他们作为文学批评家大放异彩之时。在这个时代，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物质化现实中，80年代所构筑的理想人格、理想世界已不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创作者的视点下沉，以平面展示代替深度追问。文学已有的批评话语资源，已无力观照消费时代语境下的文学创作。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家，“他们是消解经典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话语体系，以先锋姿态企图重构中国文学话语谱系的一代。”李遇春对中国“60后批评家”的整体特点的描述，在宁夏“60后、70后批评家”身上也不例外。在他们身上，吸纳和借鉴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和合理因素，采纳与启蒙现代性相和谐、相配合的另一种形态的审美现代性，来打量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郞伟的《负重的文学》《觉醒与成长：近20年中国文学的简单回顾》、“新时期宁夏回族作家研究”、《宁夏青年作家群研究》，王岩森的《艺术化的批判：当代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的杂文创作》，孙纪文的《新时期宁夏小说评论史研究》，魏兰的《繁荣的背后：回族文学发展现状思考》，苏文宝的《回族文学中的原型研究》，高传峰的《新时期回族文学史》，马慧茹的《新时期回族文学与回族电影文化认同研究》，杨梓主编的上、下两册100多万字《宁夏诗歌史》，钟正平的《文学的触须》，武淑莲的《心灵探寻与乡土诗意》，张富宝的《后现代文化中的文学处境》，张铎关于宁夏文学的系列述评，牛学智的《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等，都是值得重视的收获。杨梓主编的《宁夏诗歌史》，是宁夏诗歌史研究的新收获，该著从古代宁夏诗人诗歌一直梳理到“80后”诗人诗作，从谱系上厘清了宁夏诗歌的发展脉略，填补了宁夏诗歌史研究的空白，也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完整意义的宁夏诗歌史著，具有深远的文学史价值。在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宁夏一些文学批评家的跨界研究值得肯定，他们在学理上有意识地引入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特别是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近年来的新收获引入当代宁夏文学批评的视界之内，打破学科规定性，注入了文学批评新活力，整体上提升了宁夏文学批评的观照水平，从而增强了宁夏文学批评的社会价值。牛学智的《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文化现代性批评视野》、赵炳鑫的《哲学深处的漫步》《孤独落地的声音》、白草的《文学大家笔下的回族》、孙纪文和许峰等人合著的《新时期宁夏小说评论史》等著作，都体现了文化现代性批评的深广视野和现代人文精神。牛学智是一位走向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建立了自己批评理论的批评家，在全国享有一定的声誉。他的文学批评研究更着眼于对文学批评学建设的思考，对文学本质实现的呼唤。他的《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应该说是宁夏文学评论界近年产生的重要成果。牛学智文学批评整体上的理论自觉意识，突出地表现在“当前的语境中”建立起来的文学批评的整体阐释框架以及“历时性”观照方式的“批评家论”。他以跨学科的知识修炼，打破了在既有的文学之内言说文学的批评规定性，把文学批评的话语从传统拉回当下特定消费社会的语境之中，从而“衡估批评话语”的有效性，展示一种“杂语”式的文学理论视野，在“思想言说”的高度，进行人文精神的再思考，从个人理论实践的自发阶段上升到理论探索的自觉阶段，理论的原创性与探索精神难能可贵。“80后、90后批评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缺乏一定的批评理论意识，后继乏人，处于断档的境况。
    新时期宁夏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
    在这个消费社会，文学创作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人的审美问题，更重要的还有个价值归属的问题。特别是在这个农村向城市、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非常时期，文学的使命已发生了转变。这个时期我们的文学创作的语境是什么，文学批评的语境是什么，这是必须要搞清楚的问题。如果对这个时代没有深刻地洞悉和把握，创作和批评都会不及物。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不读文学？为什么我们的作家每年写出那么多的文学作品，但我们的读者就是不买账？因为我们的文学与我们的社会现实隔得太远了，而在此过程中，我们的文学批评不但没有起到好的引领作用，有时还为这个消费社会的物质狂欢推波助澜，为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充当帮凶。文学关涉灵魂，文学关涉世道人心，文学批评更要确立这个时代的价值标准。这不但是我们的作家们要深思的问题，也是我们的批评家们责无旁贷的责任。
    鲍德里亚在他的《消费社会》一书中谈到消费活动中人的奴性处境问题、消费主体在消费结构中被控制和盘剥的问题，让我们真正看到了商品对人的异化力量。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从叙事学和修辞学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一个祛魅的世界，一个去象征化的世界。”（耿占春语），所以，对于我们的作家批评家们，如果没有下到当下人的心灵世界，没有触及到大多数人的心灵体验，“而是大面积撤向‘自我’和所谓的‘内在性’”（牛学智语），自说自话，对消费社会语境下的底层生活熟视无睹，那么，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就无从谈起。
    回过头来看我们宁夏的文学批评，批评家们对我们这个时代语境并没有自觉的体认，批评往往不知不觉间打上了“消费”的烙印，批评的商品化倾向明显，特别是“媒体批评”，大多仅限于读后感式的文本阐释，当然是唱赞歌的多，批评流于宣传，真正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涉及不多。如果说80年代宁夏文学批评与全国的文学批评一样，文学的启蒙话语与思想解放运动保持同步共进的历史场域，而当下这样的启蒙早已消失在消费逻辑的收编之中，我们的一些批评家对批评的标准莫衷一是。在学院派那里，学术术语的套用和四平八稳的模式化批评，使真正的文学批评陷于学院式的伪知识生产。而在民间的批评中，则又陷于报刊杂志的新闻宣传，以快餐式文本解读代替真正的批评。总体来看，宁夏诗歌、小说、散文乃至批评，整体上还处在一个较低的书写层次，许多诗人、作家、评论家，并未自觉地把现代性思想、尤其是启蒙思想，纳入到自己的文学写作中去——用它们来观照自己的文学理念。因此，很容易走向宗教、审美、诗意、幸福、温情、个人等。当前社会现实秩序，特别是政治经济话语和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以及全球化所粗暴形塑的文学观，成了文学批评的一个指定写作模式，这就导致文学批评的格局太狭小，太局促，思想性和文学言说的有效性便走到了一个被读者广泛质疑的瓶颈位置。文学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平台，作为理论面对的一个直接对象，作为批评家“人学”表达和精神关注的对象，必须要有更为深广的视野，这也是宁夏文学批评的问题所在。正如批评家牛学智指出的那样：“有着明显的自我确认、自我赋形色彩，缺乏跳出宁夏看宁夏文学的宏观眼光”。“当代中国批评者——一些没有问题史的批评列队者，已经深陷至少两个误区中还不自知。一是误把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之后起来的福柯等人的‘话语’秩序革新，当作简单的批评技术主义，弃之如敝履一般；二是把哈维尔所谓后极权时代的‘内在的消费主义’误当作‘个体’、‘个人’、‘主体’的登场，捧之奉之迎之如宝物一样。如此一来，当前的批评列队者，在干什么呢？不知道该干什么。想什么呢？不知道在想什么。干的是关于自己的事，想的是有关自我的事。热剩饭，炒信息，自恋标榜，等等，不过如此。但是，行文中，你完全能感受到批评者眉头紧缩、牙关紧咬的‘铁肩担道义’模样，这就是真正的荒谬。”
    宁夏文学批评队伍建设与自我建构
    在30年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中，宁夏文学理论批评队伍已基本形成，他们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注意把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相结合，几乎毫无例外地投身于文学批评的实践中，从而促进了宁夏文学创作的不断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但一些问题依然不容忽视。
    第一，充分重视宁夏文学批评队伍和阵地建设。新时期以来，宁夏作家协会在追踪研究我区文学创作新情况新问题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以单独组织或与有关单位联合承办的方式组织召开了几十次作家作品研讨会，被研讨的既有产生相当影响的代表性作家，又有成长中的新秀；既有小说研讨，也有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研讨；既有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的研讨，也有整体性文学思潮的研讨。这些研讨活动，不仅直接促进了文学创作，而且对活跃我区文学评论空气，加强文学批评队伍建设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单独就文学批评方面，开展的研讨并不多，特别是对青年文学批评家的关心、培养和支持的力度还不够大，批评家队伍处于青黄不接的状况，特别是80后、90后的批评家基本处于断档状态。应通过进修、培训、不定期召开研讨会等形式加强对青年批评家的培养。另外，在宁夏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格局中，区内期刊应该是一个重要阵地，记得80年代宁夏文联主办的《塞上文谭》，曾推出和涌现出了一批在区内外有影响的批评家，对我区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停刊，这样，宁夏文学批评就失去了一块重要阵地。作为一个文学研究与批评的重要载体，建议恢复《塞上文谭》，加大宁夏文学批评的力度。
    第二，重视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建构。宁夏的文学批评，通过几代学人的研究与著述，始终贯穿着社会历史方法，但值得重视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在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观念和方法为本的同时，要注意不要在“文学理论”的惯性中滑行，特别是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之中，要有哲学社会学的视野和眼光，这样文学批评就会避免学科内的例行作业式批评，就可避免受制于学科规定性而把文学批评弄成不接地气，自说自话的话语饶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批评者的主体建构，首先要从更新已有的话语资源入手，要在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开拓自己的理论视野，在实践层面，要把“底层”不断纳入自己的视野，形成一个基本的基层文学感知状态，在更深广的层面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在当前的语境中，把自己的批评话语上升为一种思想言说，这样，批评才能发挥其价值言说的有效性，完成文学批评的历史使命。
    赵炳鑫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理事，宁夏政协文史专员。现供职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校，《宁夏党校报》副总编。作品散见于《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中国艺术报》《创作评谭》等。结集有散文随笔集《不可碰触的年华》，散文评论集《孤独落地的声音》，哲学随笔集《哲学深处的漫步》，文学评论集《批评的现代性维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