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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阿莱士·施蒂格的《面包与玫瑰：柏林故事》是一本关于漫游的书。作者以柏林的不同地点作为通向这座城市内部的透镜，而每一次向透镜发出的凝视，都是慢条斯理的回忆冒险。乍看之下，这本小书只是将一篇篇细密的城市随笔缀连成册，是兰姆《伊利亚随笔》一类作品在现代的对应物。但如果我们细读这本书，就会发现施蒂格所创制的并不止于此。当他回忆的时候，他并不是简单地从他的记忆中攫取可供抒情的片段，而是藉由遗忘的跳板，去“再度发现柏林”，并以此重新书写出一座更为真切的城市。与此同时，在施蒂格貌似闲情逸致的书写下，隐匿的也是其与柏林乃至整个欧洲文化之间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 施蒂格出生于斯洛文尼亚最古老的小城普图伊，柏林之于他而言自然是一座异邦之都，但它又被近代历史强力地抛在了整个中欧的中心，像一个漩涡般吸引着写作者们奔赴此地。这使得柏林对于施蒂格而言远非暂驻的居所，而是变成了一个投射在他所将要途径之路上的巨影，一串“不得不”被经历的事件序列。尽管这座城市对于作者而言并无真正的敌意，但它依然使他感到被异化，像一剂并无必要的润滑剂，被注入了“柏林市装置”之中。 柏林对施蒂格的无意识钳制是无处不在的。譬如当他在面包店中将一只柏林小面包（Schrippe）称为巴 伐利亚小面包（Semmel）时，贩面包的女士伯莎便露出怨怼的神色，这使他感到不安，“当我离开烘培店，我便回到了我的语言。”他如是注解这段经历。一个异乡人在此种境遇下，势必要以周旋的姿态来对抗城市对他们精神施加的驯化。在施蒂格那里，周旋的具体形式即是对记忆中的故土发出幽深的呼告，以求在德国-斯洛文尼亚的文化洪流中确立己身的独立。这个故土既可以说是施蒂格地理意义上的家乡普图伊城，也可以代指作者渴求的由文明与智识构建的精神原乡。前者是与生活互相消磨以致身心俱疲的施蒂格希求遁身的处所，而后者则使他得以化身为一个古典时代的漫游者，与柏林现代性的世俗枝节发生龃龉——如同他自己所使用的那个隐喻，他像罗马帝国的智者塔西佗一样逡巡过整个日耳曼。在这一意义上，施蒂格在书中的形象显然与那些著名的流离失所者——米沃什、本雅明、布莱希特等重合，藉着被剥夺之物来穿透现实的帘幕，并因此逼近了更为理想的故土。 另一方面，施蒂格承继了中欧文学传统中对历史的忧患意识。我们可以注意到他在书中使用了这样的一系列修辞：“入时的残山剩水风格”“西方世界亮晶晶的骄纵”“一间报刊亭，德国文化最后的堡垒”等。与许多忧心忡忡的西方知识分子一样，施蒂格毫不掩饰他对于向庸俗时髦倾塌的柏林的批判。他温和地反讽着柏林的审美、宗教、饮食与交通，但我们所能看见的只有这些“柏林残像”的过去与当下，柏林的未来却被作者隐去了。柏林承载普鲁士人、土耳其人、俄国人与犹太人等，这些栖居者各自为柏林注入不息的生命力与动荡的起居习惯。然而，和其他移民城市相似，柏林的历史正被现代所稀释，或将就此沦落为一座“无名之城”，就像柏林墙终究沦为一道普通的风景。 在此意义上，柏林似乎又确实地在对一个具备天赋的写作者的凝视发出召唤。“记忆无非是一张想入非非的城市地图，每一次被打开，它的坐标会改换，主干道在移位，街道更新它们的名称，广场在不同方位消失复又浮现。”施蒂格对柏林的不断回忆，是在文学的路径上，延续着柏林的此刻与将来。 一片土地的原住民往往不能看到他们所栖居之地的独特之处。而柏林，也正是在施蒂格这样的异乡人眼里，才能作为那个永恒的繁复与丰饶之城被确立，坚固地坐落在人类集体记忆的重要一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