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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底，从塞尔维亚独立了十年的科索沃正式宣布组建国防军；2019年初，马其顿共和国宣称将国名改为“北马其顿共和国”……这些新闻让人联想起二十年前发生在巴尔干半岛上因南斯拉夫解体而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和暴行。也正是在那个时期，亨廷顿推出了“文明冲突论”，预言冷战之争和意识形态之分将被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取代。二十年后的今天，巴尔干依然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甚至一百年前导致一战爆发的的萨拉热窝事件和六百年前反抗奥斯曼帝国入侵的科索沃战役的记忆还时时浮出水面，提醒人们所有这些事件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关联性。 对巴尔干问题根源的探讨始终没有停止过。三十年前，南斯拉夫内战前夕，美国记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深入巴尔干半岛，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游记式报道；八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作家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1892-1983）游历巴尔干西部，完成了厚厚一部充满了历史追忆和现实思索的游记。它们都是对巴尔干的思考，涉及其过去、当下和未来。2018年和2019年，这两部经典的游记作品又先后被翻译成了中文，反映出中国的视野正在面向全球，关怀扩大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 丽贝卡·韦斯特是英国著名女性作家，也是一个奉行女权主义的游记作家和记者，二十世纪中叶，她凭借自己的文学成就获得英国和美国的国家级荣誉。这本《黑羊与灰鹰》成为著作等身的她的代表作，对后世影响甚大。罗伯特·卡普兰正是被此书激发了探索巴尔干的好奇心，将之奉为旅行时随身不离的圣经，并在该书出版整整半个世纪后，写成了一本类似续篇的作品——《巴尔干两千年》。 《黑羊与灰鹰》中文版一共三卷，长达一千多页，是一本非常厚重的作品。很好奇卡普兰是如何能够做到在旅行中将这么厚的一套书寸步不离地放在身边的。但也正是如此详细的描述和记叙，才能够让人对巴尔干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在作者详尽到如同絮叨的陪伴中，深入巴尔干进行掘地三尺般的考察。与卡普兰的书相比，韦斯特的著作显得略为纷繁芜杂，言无不尽，知无不言，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英国作品与美国作品的风格差异，或许也是女性作家的敏感特质所致。其实，该书也可以被看作一部关于巴尔干半岛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志”，作者通过学者般的深入体察和女性的细腻感受，做出了一份详尽的田野调查。还有一个不同，那就是卡普兰的书范围覆盖整个巴尔干半岛，而韦斯特的书则集中于巴尔干半岛的西半部分，聚焦于以塞尔维亚为主的南斯拉夫国家体当中。在规模上，如果说两部书有什么相似之处，那就是都体现了世界性帝国的知识分子的全球视野和现实关怀，他们所提供的知识产品反映了帝国的全球眼光，并为帝国的决策提供很好的借鉴。 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厚重的书，根据韦斯特的说法，全部都是由于一个关于刺杀的新闻：1934年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在法国南部的马赛港被刺杀，凶手是墨索里尼。这个新闻一下子打开了韦斯特的记忆的闸门，她五岁时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被刺杀，她十岁时塞尔维亚王国国王被刺杀，她二十一岁时奥匈王储费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刺杀……这些事件都源出于东南欧的巴尔干，而且一定程度上环环相扣，尤其是与她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但令她抓狂的是，她对这个地方竟一无所知。于是，便有了这次巴尔干西部的深度之旅。 在韦斯特看来，如果伊丽莎白皇后不被刺杀，也许能够帮助奥匈帝国解决斯拉夫人的问题，如果塞尔维亚国王不被刺杀，就不会有继位的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的崛起和扩张，就不会导致奥匈帝国的担心和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人刺杀，也就不会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南斯拉夫国王1934年被墨索里尼派人刺杀，又会将她和欧洲的命运引向何方？这是韦斯特关心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她前往巴尔干旅行的初衷。因此，韦斯特在整本书中都在不断地拷问历史，追寻当地现状的源头，通过追忆历史、路上见闻、对话和访谈探索解决时代难题的答案，寻找开启未来的钥匙。 韦斯特以沿途经过的地区为线索，将历史与现实穿插，叙述她在巴尔干的“穿越时空”的旅行。她将这个地方分为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等区域分别叙述。串起这些区域的是她与丈夫的火车之旅，从萨格勒布出发，依次穿过这些地方的主要城市，在旅程中抚今追昔，一边探讨历史，一边考察民情，将两条线索完美地穿插在一起，有条不紊地叙述。 韦斯特所探讨的这个地区是巴尔干的西半部分，这里的南部斯拉夫人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几大帝国之间的夹缝处。西北边是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匈帝国，东南边先后是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东北边是俄罗斯帝国。几个帝国之间的争夺决定了南部斯拉夫人的命运。但是，这些斯拉夫人的族群和构建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几个帝国，甚至能够左右帝国的走向。巴尔干火药桶一旦点燃，帝国也要跟着陪葬。然而，由于帝国长时期的干涉，南部斯拉夫人内部也形成不同的部分，彼此的差距往往大到难以弥合，这些裂隙也使得南部斯拉夫人步履维艰，在历史的进程中只能蹒跚前行。 在探讨最西边的克罗地亚时，韦斯特展现了这里对奥地利的亲近性。斯拉夫人的克罗地亚属于天主教世界，而且在政治上也一直是奥地利的忠实伙伴，甚至当匈牙利要从奥地利帝国独立时，克罗地亚竟出兵帮助帝国镇压匈牙利。然而克罗地亚的效忠并没有换来奥地利的认可，反而在建立二元帝国后还使其归属于匈牙利。这种背叛非但没有打击到克罗地亚，相反，克罗地亚人还始终看不上东边塞尔维亚的斯拉夫兄弟，他们向往的是维也纳，以及以维也纳为代表的西方，对贝尔格莱德始终保持着警惕和离心力。这是韦斯特体察到的南部斯拉夫人内部的第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西边沿着亚德里亚海的达尔马提亚，从古代的罗马帝国到中世纪的威尼斯再到近代的意大利王国，都对这块地方提出要求。这里为古罗马帝国提供过十几位皇帝，其中最伟大的当属戴克里先，然而在韦斯特看来，这位达尔马提亚人与罗马帝国的关联，正是导致他本人及其家庭悲剧的重要因素。中世纪的威尼斯在达尔马提亚沿岸加强贸易与殖民，使这里成为威尼斯共和国与拜占庭帝国的边界。正是这种地理因素，使这里与意大利有着重要关联。到近代，意大利对这里的要求导致与南部斯拉夫人产生摩擦和冲突，直至墨索里尼决定暗杀不断崛起和对其扩张野心构成威胁的南斯拉夫国王。 从沿海地带向东进入内陆，便是波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对这里，韦斯特做了历史考察，她发现，从宗教上来看，地方性的波格米尔派（摩尼教的一个变种）决定了这里既不依附东正教，也不偏向天主教，形成了被两者都看作“异端”的地方宗教。罗马教皇迫使波黑服从天主教，并通过匈牙利代理人采取武力干涉，却导致了这里倒向采取怀柔策略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成为穆斯林，但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萨拉热窝贵族也没有完全归顺奥斯曼帝国，而是一直保持较强的自治性，令东、西方的帝国都鞭长莫及。波斯尼亚斯拉夫人的独立和反抗，可以说是最终毁掉几大帝国的根源。韦斯特对萨拉热窝的这种桀骜不驯予以高度赞扬。萨拉热窝的记忆还是与奥地利王储弗朗茨·费迪南联系在一起的，费迪南想要将奥匈二元帝国改造成为三位一体（奥地利、匈牙利、斯拉夫），但是对帝国的这种改造几乎没能赢得任何人的欢迎，甚至他本人也在此殒命，并因此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南部斯拉夫人之间一直未能调和的矛盾。 越过波黑再往东，就进入南部斯拉夫的核心地带——塞尔维亚。从1521年起，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的塞尔维亚归奥斯曼帝国统治。虽然奥地利和俄罗斯都想得到它，但在十八、十九世纪也都为了各自的利益一再背叛它，将它割让给奥斯曼帝国。塞尔维亚始终得不到任何真正的朋友，但当奥斯曼帝国衰落后，它又在奥地利和俄罗斯之间举步维艰，摇摆不定，投靠任何一方都会导致另一方的不满。就是这样一种尴尬的地缘位置，让塞尔维亚始终无法从列强的控制中挣脱出来。但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韦斯特描述了十九世纪时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统治下的塞尔维亚王国在孤立无援、四面楚歌中的崛起，它甚至还想要联合所有的南部斯拉夫人，成立一个团结的巴尔干联盟。韦斯特认为，如果这个计划成功的话，一个强大的南斯拉夫就可以遏制奥地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可以避免。然而，外部的帝国干预和斯拉夫人的内讧，终究使这个理想付之东流。俄罗斯强化了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的不和，奥地利则加深了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的矛盾，南部斯拉夫在多方掣肘下始终做不到铁板一块，一致对外。内部矛盾由外部列强制造，而这种矛盾又被外部列强进一步利用，成为它们控制巴尔干的工具。或许，这种难解的结正是韦斯特在该书中所强调的苦难的根源。然而，希望就在于塞尔维亚能够迎难而上，在苦难困厄中不断斗争，在一战后几大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南部斯拉夫人的王国，直到面临纳粹兴起后的挑战。 最后，在塞尔维亚的心脏位置，即科索沃（老塞尔维亚）和塞尔维亚人的祖居地，整部书中巴尔干悲剧的高潮部分到来了。韦斯特追述了十四世纪塞尔维亚王国的辉煌时代和以科索沃战役作为转折点的由盛转衰时期。她在历史中寻到了巴尔干悲剧的根源，看似英勇而传奇的灰鹰，实则正如用于献祭的黑羊，斯拉夫人在明知失败的情况下还一如既往地投入战争，慷慨赴死，“相信向死亡献礼会获得生命的回报”。但是韦斯特又对此感到担忧：南斯拉夫总是一个接一个的死亡（指不断的暗杀事件），对牺牲的迷醉“造成了现在的科索沃，如果不加制止，它会让一切的人类进步化为乌有”。黑羊和灰鹰的隐喻，是韦斯特对塞尔维亚精神的总结。这种精神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在周围各大帝国的层层堵截中，它以向死的决心和血祭的信念冲入战场，或者通过被刺杀，或者通过在战场上覆亡，实现了一只瘦弱的黑羊将自身置于上帝的祭坛上的感人举动。 韦斯特在尾声部分才揭示出这种黑羊精神对她那个时代的意义。虽然南斯拉夫国王被意大利法西斯刺杀，国内也矛盾重重，但是，在二战的关键时刻，南斯拉夫并没有屈从纳粹德国的意志加入轴心国，而是以飞蛾扑火的大无畏精神同纳粹德国殊死斗争。正是由于它的顽强抵抗，才使得纳粹德国的总体战略部署没能按计划展开，为盟国的胜利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当然，贝尔格莱德被轰炸得体无完肤，人员伤亡也非常严重，但在韦斯特看来，这正是这个民族“黑羊”牺牲精神的体现，在明知弱于对手的情况下还在为了民族而战，不屈不挠，这是韦斯特非常欣赏的，也是她尤其要在巴尔干之旅中探讨其根源的精神。 同卡普兰一样，韦斯特也是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写作的。在全书最后，她表达了对二战初期英国受挫的感受，比之于受难的巴尔干斯拉夫人，认为牺牲精神的黑羊和大无畏的灰鹰也应当在英国被提倡。也许正是由于站在英国及其盟国的立场上，她的书中处处是对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批评和嘲讽，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她总是对大陆上这两处地方的人大加挞伐，并处处展现出英国人的自恋，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她的笔下都成为无耻可笑的小人。书中对巴尔干斯拉夫人充满同情，或许正是其政治立场使然。因此，我们阅读这本书，应该把它放在二战的大背景下，才能理解作者的态度和情感。巴尔干之旅，与其说是作者的好奇心驱使，不如说是作者为了弄清二战的根源而进行的一次深刻考察。她的最终目的，其实也是为了弄清自己和自己祖国的命运的走向。而她的游记作品，实则是对受现实鞭策的探源之行的记录。 当然，卡普兰与韦斯特的差异，在于前者的著作是在冷战大背景下，探索巴尔干问题解决的方案。虽然二者成书时间相差半个世纪，但是可以看出巴尔干的命运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多少。或许在地缘政治学家卡普兰看来，这种命运应当归咎于其地理位置的先天不足，这种悲剧还将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里继续上演。作为美国鹰派学者，他同情和支持的是波黑的穆族，敌视和反对的自然是代表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塞尔维亚，这时的塞尔维亚也是一只灰鹰，翱翔在巴尔干的上空，卡普兰希望这只灰鹰被驯服。而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前的韦斯特的书中，却充满对塞尔维亚的黑羊精神褒奖和赞扬，毕竟，这种以死求生的精神最终拯救了她自己，也挽救了整个欧洲的命运。黑羊与灰鹰，看似矛盾的一对因素，却相互影响，相互激发，它们就深刻地存在于巴尔干这块土地上，还将对这里的历史发展和未来走向继续起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