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知远在新书分享会现场  6月16日，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许知远携新书《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在广州四阅书店出席读者见面会。 2015年，许知远曾透露过自己的写作计划——为梁启超写传。在近4年时间里，他的视频节目《十三邀》做得风生水起，褒贬不一，让人快要忘记了他的作家身份。在梁启超逝世九十周年之际，许知远推出新书《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这是他写作计划中的“梁启超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这是许知远的转型之作，他说：“我希望这三卷本的传记成为一部悲喜剧、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我期望它能复活时代的细节与情绪，展现出几代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 作为媒体人，许知远已经出版《祖国的陌生人》《一个游荡者的世界》《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等多部作品，然而一旦进入芜杂的中国近现代史料书写，还是觉得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许知远直言书中许多地方引用了茅海建对于康有为、戊戌变法的研究，汤志钧、葛兆光、罗志田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在书写过程中让他受益良多。在致谢辞中，他半开玩笑地引用阿莫司·奥兹的话说：“倘若剽窃一本书，人们谴责你为文抄公；然而倘若你剽窃十本书，人们会认为你是学者；倘若你剽窃三十本书，则是为杰出的学者。”在《青年变革者》一书中，“引用的书籍远超过三十本”，他希望自己的用心与付出能被学界和更多读者认可。 许知远说，他的写作不可避免地带着当代意识。“即使置于自己的时代，梁启超也该进入全球最敏锐心灵的行列。这些人看到一个技术、民族主义、全球化驱动的现代世界的到来，在希望与挣扎中摇摆，梁启超则从中国语境出发，回应了很多普遍性问题，对于科学、民族主义、个人精神都作出独特判断”，“那一代人也面临一个加速度的、技术革命与知识爆炸的时代，他应对这些变革时的勇敢与迷惘，激起了我强烈的共鸣”。 有人曾问许知远，如果回到那个时代，他更像哪一个人。没有犹豫，许知远说：我会成为那个时代的梁启超。 壹 采用西方传记的方式 羊城晚报：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写作梁启超的传记？ 许知远：自从做新闻记者以来，我就发现人物是非常重要的，一直想用传记的形式写作重要的人物。我读了很多西方的传记，对于使用西方传记的方式来处理中国的历史人物很感兴趣。为什么选择梁启超？有可能是因为我的内心和他有所共鸣，也可能因为我个人和新闻业有密切关联，有所触动。我对中国的当下有很多困惑，这些困惑都要追溯到19世纪末的转型。在这个转型当中，梁启超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他是一个思想者，搭建了新的思想、知识平台，又是行动者，将他的思想付诸实践。梁启超整个人生也非常精彩。各种原因混杂在一起。 羊城晚报：您对其他传记写作的了解对写作梁启超有怎样的影响？ 许知远：我年轻的时候看很多传记作品，受了很多西方传记的影响。对我来说，西方传记跟我们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传记，可以说是史学巨著。西方的史学是古希腊罗马英雄传，是普鲁塔克写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个人的故事。其实中国过去也是，比如司马迁的《史记》。本来就应该通过人来反映历史，只是现在这些东西变得很淡了。通过一个人来叙述一个时代，我觉得是人文主义很重要的传统。我们小时候看的，包括更早的文学新闻，茨威格写了那么多，茨威格写的巴尔扎克，写了那么多不同的人物传记，《人类群星闪耀时》如此之精彩，对我来说都是受了很多的激励。 羊城晚报：在西方历史学写作中，也有强调叙事性的传统，比如史景迁。 许知远：史景迁、黄仁宇都对我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历史学家，都是有非常直接的影响，我非常喜欢他们的叙事。我也希望看梁启超能读到强烈的故事性，阅读的快感，在阅读感受上也像小说一样，是人推动的故事。 贰 描绘人物背后的时代 羊城晚报：梁启超一生的思想有很多变化，您如何进入梁启超的世界？ 许知远：这是比较难的。我现在还谈不上有多么理解梁启超。对于他的年轻时代还相对理解一些。这个过程需要细致地进行文本分析，从而进入他所处时代的精神，由此我借鉴了很多学者的论著和成果。我这次写作梁启超，更大的努力是把他放到历史变迁的线索中看，包括他的个性、成长、思想和整个时代的关系。所以我没有仅仅讨论他的思想，思想史只是一部分，我还想综合处理这些事情。可能待我写完第二卷、第三卷，会更理解他的思想吧。 我觉得第一卷处理的不仅是梁，更主要的是梁背后的时代。因为我不知道1880年的广州或者1890年的北京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不知道当时北京城的气氛，当时的官僚系统怎么运转，难以描绘他的行动和思想，难以解释它为什么那么重要。所以我花了很多精力和笔墨是在描绘后面的东西，我不太想就个人来谈个人，他的个人也是模糊的。 羊城晚报：在写作的时候，您是如何处理专业成果和大众接受之间的问题？ 许知远：我会尽量参考学界的意见。比如茅海建对于戊戌变法做了非常详细的考证，罗志田对于湖南维新派的见解，包括马忠文对于北京权力中心运作的看法，等等。我都尽量地借鉴。因为我没法看一手史料，我也看不了。我只看了三年的资料，不可能突然成为专家。而他们研究了十几年，我需要借鉴他们的想法。我也不担心这些想法在大众那里成为异端，这些想法本来就应该进入大众的讨论之中。我只是希望把他们的学术研究以一种更深入的方式、更戏剧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可能我给他们学术研究一个历史叙事维度，包括还原它背后的时代情景。历史学者、考证者他们每个人可能是考证某一面，可能这人是政治的，这人是思想的，这人是人物的，但是我希望把这个东西融在一起变成综合性的文本。 叁 靠情感驱动来写作 羊城晚报：写作历史人物，和您之前的写作有什么不同体验？ 许知远：写当下活着的人，你要和他有亲身的接触。而一个历史人物，是不可能亲身接触的。所以，我需要靠很多的想象或猜测来理解他的情感和精神。当然，这个猜测也不是胡乱来的，而是依据当时的史料。如果看了书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情感，有着强烈的情感驱动。 羊城晚报：也有认为，写作历史人物需要克制自己的情感。 许知远：我是不会克制的，把情感克制在史料后面，但怎么可能呢？因为我们的任何的写作都是情感驱动的。或者说，不少历史写作都是枯燥的情感在驱动，这也是一种驱动，只是它们是枯燥的。没有情感驱动的写作，构不成叙事。当一个人物那么多的东西在那里，他做了什么事情，在想什么事情，你怎么作出选取，怎么讲成一个故事，肯定是有情感驱动在其中。因为那一部分的情感更打动你了，就会让你更理解他，你可能因而写得更好。比如对当时的权力关系没那么敏感，而可能对梁启超的办报经历更清晰，对于他作为年轻人的悲愤更强烈。其实，强烈情感也是一种克制。如果情感无节制地泛滥，它也就失去了力量。但我认为，写作的前提首先是你对他有情感，在所有伟大的作品里，我没有看见过一部不是靠情感驱动的。 肆 『实验性』必然引发争议 羊城晚报：在看梁启超年轻时代的文章或论述时，最触动您的是什么？ 许知远：信件，那是更私人化、更个人化的东西。他早年信件不多，里面记载了他怎么结识同伴，寻找同伴，我看到他那么悲愤，又怎么去做改变。这些东西我是很触动，还有他的“试错”。第一卷所涉及的都是他在《时务报》的写作。他讲国家面临变革的紧迫性，你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但那些文本本身我读起来，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因为他更年轻的时候的文本没有那么打动我。因为，梁式文体的论述那时候已经开始了，但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强烈的触动。里面充满了排比，跟康有为的文风相似，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八股文风，更策论式的八股文风。 羊城晚报：网上对您的评价很多元，有褒也有争议。通过写作梁启超，会观照到您自己的经历吗？ 许知远：没有那么直接吧。但所有的写作都会观照自己。如果写作没有观照到自己的欲望，写作就不会发生，甚至还会观照到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然后也会和传主产生一些共鸣。你说到争议，所有的历史人物都是有争议的，连蔡元培这样的都有争议。康有为不更甚吗？李鸿章不是吗？每个人都是。而且他们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他的各种观点、想法有很多实验性的东西。所有实验性的东西必然引发争议，否则它就不是实验性。只有安全的东西、在既有的框架被确认的东西才不会引起争议。 伍 以世故应对世界 羊城晚报：作为一个行动者，梁启超有没有世故的一面？ 许知远：肯定有，他之所以在不同的潮流之中立足，如果没有世故的一面，他不会达到想要的效果。我在第一卷里写到，在1894年，他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他所创办的刊物被禁了、被毁版了，他只身去说服、动员各层军官保护康有为。梁启超当时只有22岁，他要去运转这样的事情，肯定有他世故的一面，否则他无法应对这么复杂的东西。包括他对袁世凯的态度，肯定有他世故的一面。一个人对于政治、权力这么感兴趣，必然了解其中的一些东西。 羊城晚报：您觉得梁启超对于他那个时代，看法是比较乐观还是比较悲观？ 许知远：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可能普遍有一种特别的乐观感，就是我们认为拥有了某种观念或者思想，或者拥有了某种技术，可能会发生突然的改变，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乐观。就是张灏说的“幽暗意识”不足。幽暗性认识不足，某种情况下容易变成技术驱动的拥护者，或者认为思想变革会带来很多变革。我觉得梁一方面他是非常乐观，但他也有挺复杂的一面，对问题的复杂性有他的看法，但他在我所写作的第一卷应该是比较乐观，那时他是雄心勃勃的年轻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