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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伟章中篇小说《倒影》，《人民文学》2019年第1期 自近代以来，“病”，乃至“病房”，逐渐成为了文学的新母题：连接着“生”、“死”两大传统母题的空间，本身就带有天然书写诱惑力。罗伟章的小说《倒影》利用一次突发急症，把所有人物集中于公共领域，高悬着名为“父亲的病”的镜子，倒映出家庭、社群中难以启齿的一幕幕荒诞场景，同时也闪露着点滴温情与些许无奈。 写病房，必然触及任何一间病房中惟一的主角：病。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丁玲的《在医院中》，病房中的“病”就有另一处影子：除去生理疾病外，不作为的官僚作风更是难以根治的烂疽。同样，《倒影》中的“病”不仅是让父亲命悬一线的脑溢血，更是由肉体的沉疴之痛逼出的人情、精神的陈腐之病。 在作者笔下，病房首先作为“病”的容器而存在。不论是父亲，还是四体康健的家属，他们挤在病房中时，都展露着不同程度的病态。父亲的症状自不必说，连子女们都或多或少有着肉身的缺陷或创伤，平日里各类不起眼的缺陷都被病房放大，摆在了台面上。 外在的缺憾只是表象，内在的混沌才是其深层所指。孤儿的成长背景与丧偶的惨痛经历，让父亲潜意识中的记忆停留在几十年前妻子尚健在的日子。这既是父亲对童年生活的无意义修复，也是他给予子女精神弥补的尝试。他一方面有着难以言表的恐惧，害怕子女们对自己置之不理，另一方面还要在命悬一线之际，竭力做着百岁老人的幻梦。这是父亲自己的强心剂，也成了子女的压力棒。 得了病，自然得治。医师的治疗与亲人的陪伴，这一左一右本应是父亲病症的一双回春手，倒头来却成了解剖各自生活与彼此关系的手术刀。从父亲必须借用大姐夫在县城与医院的关系网才能就医、才能进入重症监护室的一刻起，决定父亲生死与家人去向的已经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医术，而是话语间的权力偏向。各方博弈的中心，是如何处理“父亲的病”的问题：继续就诊，还是打道回府？整个过程中，连父亲所患“脑溢血”的慢性病特质，似乎都成了扯长这一拉锯战的资本，侵蚀着父亲肉身的同时，也逐步腐蚀着家庭的完整以及亲情继续延展的可能。在这里，病房也可被理解成社会的微缩，个体也是身处社会中的个体，互相的关系并没有绝对激化，“我”则正好成了各方势力的调停人，掌握的不是一锤定音的决断权，而是权衡自我选择与各方意愿的责任和义务。 但作者仍为故事留下了一抹亮色：“我”在小说结尾处仍笃定父亲停留在病房中的幻觉，便是终究意难平的明证。即使是在操刀撕开家庭面纱的残忍过程中，作者也无法忘记蕴藏于其中的难以割舍的人间自在温情。二姐、梨静等人依次赶来，四弟、二姐夫悉心照顾，父亲难得睁开的眼眸不只是回光返照的表征，更是代际情感与人间情怀的回暖。就连挂在病友口头和儿女心中的灵魂归宿问题，也不能单看做抱怨，更是对父亲生命的关切与对超验力量的敬畏。 与“病”对话，不是为了沉在“病”中，而是“治愈”病痛，“治愈”意味着恢复稳定的秩序。不管是针对肉身的疼痛，还是精神的伤痕，上述的诸种温热无疑可作为治疗的良药。作者罗伟章正视人事的繁复，进一步把对“治愈”的思考引向深入。个人如何在生死与社会的双重压力中自持，若将社会也看做“病房”，其中的病又如何能得以“治愈”？正如作者的自述那般，个体生命的“伤疤”曾经是，也将持续是其写作的重点，可以预见，文学的“疗伤”效用，也将在他的笔下持续发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