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汉鼎是我国著名斯宾诺莎哲学、当代德国哲学和诠释学专家，他直接推动了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研究与传播。他书房里，满柜子哲学书籍，还有他喜欢的西欧古董钟表、古玩。书桌前竖立着他最爱的红木框绣“听琴图”，四扇仿古雕花隔断放置在唯一的空墙前。仅仅书房，已能窥探出书斋主人的学术爱好和生活趣味。
    78岁的洪老师思维敏捷，条理清晰。在3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谈起中国西方哲学研究如数家珍，侃侃而谈时不自觉爱眯着眼睛。但一谈到熟悉的哲学大家相继去世，就会停顿，声音低沉。他十分亲切谦和，无处不彰显着中国传统的研究学者的涵养、风度和精神。
    从文学走向哲学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哲学感兴趣？后来为什么选择了哲学作为一生的研究事业？
    洪汉鼎：贺麟教授曾问我怎么想学哲学，我说，我是从文学走向哲学的。我中学时代看了很多文学作品，从古希腊文学著作一直读到了十九世纪经典名著。我认识到，文学作品的深度阐发要靠哲学家，要超出文学的高度必须读哲学，所以大学选择了哲学专业。
    1956年我考入北大哲学系，当时的北大哲学系与现在完全不一样。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大学停办哲学系，只开北大哲学系，所有哲学系教授全集中到北大，有些非常有名。这样得天独厚的学术环境，对我是非常幸运的。自从进入哲学的门后，我对哲学的浓厚兴趣不减，直到现在。
    记者：在北大，您师从名家贺麟、洪谦和冯友兰、宗白华、任华、齐良骥，在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期间，您也与很多哲学大家有交往，温锡增、王玖兴……哪位大家、名家对您的影响最大？
    洪汉鼎：我的哲学生命和人生受贺麟教授影响最大。我在中学时就知道他是一位黑格尔专家，进入北大后，我第一位冒昧拜访的就是贺师。贺师很亲切，肯定了我从文学走向哲学是一条很好的学习进路。但走进了哲学之门，就要从哲学史学习哲学，从古希腊哲学到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普遍涉猎。贺师了解到我可以用英语看书时，他建议我学德语，因为哲学要搞得好，一定要懂德文。
    后来他又提醒我，学哲学要从一点做起，做深，做到无人能超越。他建议我选斯宾诺莎，他说，用黑格尔的话讲，要研究哲学首先要做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并建议我抽空还要学些拉丁文，以直接掌握斯宾诺莎原著。我一生学术研究的最大体悟，也就是贺师要我从一点做起的指导。
    1963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陕西一个小县城，那是我人生中非常低潮的时期。在大西北15年，贺师始终关怀我的研究。1978年我考了他的研究生，学了七个月就提前毕业，担任贺师的助手。
    另一位对我影响较大的是洪谦先生。他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维也纳学派成员，他常问我“你这个观点在世界哲学站得住脚吗？”让我站在世界高点来看哲学，提高国际观。我的大学毕业论文《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导师也是他。后来我到德国，他给我介绍认识了很多当代著名哲学家。
    记者：您很有幸与伽达默尔有过几次交往，能谈一谈吗？
    洪汉鼎：1989年我在波恩举行的纪念海德格尔一百年诞辰国际学术会议上认识了他。当时他已90岁了，知道我在翻译《真理与方法》后，他对中文能否正确传达他的思想持怀疑，提出此书的“不可翻译性”。1995年我把出版的译作《真理与方法》寄赠他，并写信谈了我对翻译的看法。他回信中说“现在我们确实在学会克服对一种语言或另一种语言的中心主义。”
    2001年6月我与Geldsetzer专门去海德堡拜访他，谈了两个多小时，这次谈话我印象最深。其中，他特别强调说，“200年后很可能大家都学习中文，有如今天大学学习英文一样”。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变化。
    当时我告诉他，我们想翻译他的著作全集，想请他写个序言。不久，他就把他写的前言寄来了。但就在我们访问后不过八个月，2002年3月他与世长辞。他逝世后有关访问录像成为最珍贵的影像资料在德国播放。特别使我难受的是，他在去世前还为我申请到去海德堡大学进行研究的机会和资金。但2003年我再次访问德国时，我没有去海德堡，因为那里会使我悲伤。
    记者：您不仅有很多哲学专著，而且还翻译了很多哲学著作，如《真理与方法》、《知识论导论》等，并曾提出“研究最好先有翻译”，为什么这么说？
    洪汉鼎：这是贺师说的，搞哲学不搞翻译不行。我常为了做研究而翻译，翻译能给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有利于提高研究者的哲学思想。
    哲学发展的根本途径是诠释学
    记者：您以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著称学界，能谈谈您的研究成就，特别是最重要的代表作《斯宾诺莎哲学研究》吗？
    洪汉鼎：在大西北15年，我不仅翻译了《斯宾诺莎书信集》，还写了50多万字的斯宾诺莎哲学思想研究手稿，这些都是我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写的。回到北京，在做贺师助手期间，我把这些资料整理成书。1993年，凝结我30多年研究成果的《斯宾诺莎哲学研究》终于出版，并于1997年二版，2013年又出了修订版。
    对于此书，著名斯宾诺莎研究者谭鑫田教授认为该书“是一部足以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的具有国际水平的学术著作”。2013年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苑举正说，“在华人世界洪汉鼎的这本书还没人超过”（笑）。不过，我感到评价有点过高了。
    记者：1983年，您获得德国洪堡研究基金，在德国进修两年，之后您往来中德近十年，能谈谈您在德国期间的学术收获吗？
    洪汉鼎：德国洪堡研究基金是为博士后提供的资助，它不仅给学者提供很好的研究条件，而且一次申请成功是终身受益的，以后每年去德国开会都会资助机票和短期研究费，由此，我在中德之间跑动近十年。
    期间，我出版了德文著作《斯宾诺莎与德国哲学》，提出“德国哲学是斯宾诺莎主义”的新观点，在德国哲学界蛮有影响。我还与德国教授Geldsetzer合作，用五六年时间出了三卷德文版《中国哲学辞典》，很受德国汉学家、研究者欢迎，有些词条还被收入《麦兹勒哲学辞典》。1998年我们还合作出版了《中国哲学导论》，也很受欢迎，十年之后又再版。
    在洪堡基金年会上，因为我的研究工作对中德交流有贡献，受到当时的德国总统卡斯顿接见。1991年，我被杜塞尔多夫大学授予哲学名誉博士学位，这是德国二战后授予中国的唯一哲学名誉博士。
    记者：您一直研究斯宾诺莎哲学，是什么契机转向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研究，直接推动了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研究与传播？您如何看待诠释学？
    洪汉鼎：1983年我在慕尼黑大学进修时深深感到一个变化，教授们在课上常讲诠释学这个词。举例说，他们认为，我们读《论语》，不是读的春秋时期的《论语》，而是从春秋时期到现在的效果历史文体。当时我不理解“效果历史意识”，他们让我读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由此开始，我转向诠释学研究，从1983年到1993年，用十年时间，翻译了诠释学经典《真理与方法》，今年新出了第三版。
    诠释学虽然仅仅50多年历史，却发展迅速，并影响到所有人文学科。
    记者：您很赞同余敦康“诠释学是哲学与哲学史的唯一进路”，认为经典只有通过诠释，与当代结合，才能发挥自身的力量，如何理解这句话？
    洪汉鼎：中国传统经典就是十三经，孔子说述而不作，从孔子到魏晋时期王弼，到宋明时期的朱熹和清代的焦循，我们传统哲学的发展就是对经典进行注释。我们现在也应通过诠释来发展中国哲学，诠释学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同时，我认为诠释经典，不仅要注释经典作者的观点、思想，而且要了解文本在当代的意义，特别是对未来的意义。我曾说过，“我们诠释文体，不是放在末日黄昏，而是开放在未来的晨曦”。这是西方诠释学对我们的启示。
    记者：能谈谈您的诠释学研究成就吗？
    洪汉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不仅翻译相关著作，还与中国社科院同仁于1986年在《哲学译丛》开设了诠释学专栏，1987年在深圳大学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诠释学会议，2003年在山东大学建立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中心每年举行年会，学者共同研讨诠释学；每年出版一本研究集刊《中国诠释学》。我还主编出版了两套诠释学丛书，《诠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丛书和《解释学译丛》，分别收录中西方学者著作。
    去年11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伽达默尔著作集汉译与研究》在山东大学启动，我是项目首席专家，这一项目将用5年时间翻译15卷的伽达默尔著作。
    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十分支持我们的工作，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学术倡议（有些学者把诠释学也称为解释学）。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希望能走出一条路，建立“中国经典诠释学”。
    记者：您在所著的《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中说：“这两大卷可以说是对我50年哲学研究所走过的漫长之路作了总结，也可以说是对我一生哲学研究过程的写照。”为什么这么说？
    洪汉鼎：西方哲学界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两大转向就是：一、语言学转向，转向英美分析哲学，二、德法思辨哲学转向诠释学。该书对当代西方代表科学主义的分析哲学与代表人文精神的诠释学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而我一生哲学研究所经历的两个重要转向，就是“语言学转向”和“诠释学转向”。
    哲学不只是知识更是人生的领悟
    记者：您为什么说自己不是创造家而是重构家？
    洪汉鼎：我没有像别人那样要创造什么新体系和新思想，而是走了一条艰辛地传介和重构当代主要哲学倾向的路。我希望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解释过去哲学而提出一种创新之路。这一进路就是我所理解的诠释学之路。
    记者：能谈一谈目前您的研究工作吗？近期还有什么研究计划？
    洪汉鼎：今年10月在山东大学哲学院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启动了《斯宾诺莎全集》翻译项目，共6卷本，预计两三年内完成。而《伽达默尔著作集汉译与研究》工程，将是我这一生中最后能主持的重大课题了。
    11月我们还将在山东大学举办“诠释学与汉语哲学”高层论坛，总结和凝练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现代化及理论化过程中的理论成就，为建构有中华气魄的哲学创新理论阐明路径，指示方向。
    记者：书香世家出身的您，年轻时爱好和兴趣很多，唱京剧、画油画、演话剧、舞太极剑等，现在还有哪些兴趣爱好？
    洪汉鼎：我原来兴趣广泛，特别是培养过钱锺书、钱伟长等人才的辅仁中学对我们才艺的培养未加什么限制，现在我只能欣赏欣赏京剧、古玩，我尤其爱瓷器、红木家具和西欧古董钟表。
    记者：您目前仍忙于研究，您怎么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能谈谈您的养生秘诀吗？目前，您最享受的乐趣是什么？
    洪汉鼎：我没有养生秘诀，但重视健身，一周三次游泳，也常爱坐公交车看看，让生活始终有活力和朝气，兴致盎然。饮食上我不怎么注意，但相对清淡，能吃就多吃，我发现长寿的人都能吃（笑）。记得我第一次遇到伽达默尔时，90岁的他一直吃，吃的肉比我还多。像你采访过的张世英，95岁了，身体也很好，我去拜访他时，他请我吃饭，叫了一大桌子的菜，他吃得很多（笑）。
    记者：回望过去，您最欣慰的是什么？对现在的年轻学者，您有什么建议吗？
    洪汉鼎：我很幸运，是贺门弟子，是中国西方哲学界传统一代。我的一生不是一帆风顺，经历了大苦大难，但我一直没有放弃，而是坚强站起来，也取得了一定成果，这是我最欣慰的。
    目前，年轻一代学者语言功底等都不错，知识面比我们老一辈更广，但弱点是中国传统的深厚基础缺乏。希望年青学者不要完全把哲学当作知识，而应是人生的领悟。我曾经要求硕博士生四条：向大师学习，科班训练，从一点做起，要有霸气。
    人物小传
    洪汉鼎，生于1938年，我国著名斯宾诺莎哲学、当代德国哲学和诠释学专家，现为北京市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院客座教授。20世纪50年代在北大受教于贺麟教授和洪谦教授，70年代末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担任贺麟教授助手，1992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1年后在台湾多所大学任教。德文专著有《斯宾诺莎与德国哲学》、《中国哲学基础》、《中国哲学辞典》，中文专著有《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重新回到现象学的原点》、《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等，译著有《真理与方法》、《批评的西方哲学史》、《知识论导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