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
    
    诗人、翻译家高兴
    以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白话文诗歌作为开端，中国新诗随着历史的车轮驶向百年。
    从最早的尝试派、新月派、七月诗派、九叶诗派，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朦胧诗的觉醒、第三代诗群登台，再到如今新生代诗人不断涌现，中国新诗的发展一直都伴随着西方思潮的影响和渗透。
    站在新诗百年路口回望，有人认为，这种渗透迫使中国诗歌丢弃了传统古诗的格律与创作经验；也有人认为，是西方诗歌给予了中国新诗不可或缺的养分，让彼此有了相互颠覆的可能。
    究竟是流失还是收获？身兼诗人和翻译家双重身份的《世界文学》主编高兴表示，我们永远无法否认，在新诗百年历程中，曾经是外国诗歌引领中国诗人走过一段道路，西方诗歌的“横向移植”帮助汉语找到了一种新的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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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诗歌引领中国诗人走过一段道路
    记者：中国新诗百年，正好是中国社会急速变迁与发展的一百年，这种变迁赋予了新诗哪些“新”意？
    高兴：过去一百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很多动荡和坎坷，中国的文学包括诗歌也经受了几次锻炼。在这种背景下，有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诗人都把外国诗歌当作必要的补充和营养。“横向移植”，也即大量对于外国诗歌的引介，帮助汉语表达找到一种新的句式。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们现在的汉语常常带有某种翻译腔，因为，外国诗歌曾经引领中国诗人走过一段道路。
    记者：胡适的诗歌其实流传并不广，为何会以他发表白话诗作为中国新诗的开端？
    高兴：胡适先生代表的是一种“尝试精神”，他与刘半农、沈尹默等人开创了以白话作诗的风潮。而在某种程度上，胡适的诗歌创作也是从诗歌翻译开始的。1930年代的冯至、戴望舒、查良铮、卞之琳，他们既是诗人又是出色的翻译家，都把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作为一个总体看待。不过到了五六十年代，因为客观原因中国文学的发展出现了断层，这个断层让中国的文人们一下子失去了与世界的连接。直到1976年改革开放，中国作家身上严重缺乏的文学营养，又因外国文学的引介被滋养起来。
    记者：您的诗歌道路上受到过哪些“横向”滋养？
    高兴：我上大学时正好遭遇朦胧诗派，同时也遭遇了几本西方诗集。有一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特别畅销，叫《西方爱情诗选》，很薄，但发行量可能上百万册。当时读到那些诗，觉得那才是诗歌真正应该有的样子。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一种空白之后出现的饥渴状态。北岛、多多等朦胧派诗人至今都在怀念当初读到波德莱尔译本时的震撼，作家阎连科也曾因为看了卡夫卡的作品而意识到自己的禁锢。在此之前，中国的作家和诗人长期以来是被“捆绑”着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译介的出现，一下子就把中国作家的心智和手脚打开了，进入到一种真正艺术意义上的创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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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诗歌交流存在严重“逆差”
    记者：站在新诗百年的路口回望，我们似乎丢弃了不少中国传统古诗的格律以及创作经验。有人担心，中国所谓的新诗，其实是一种更廉价的文本？
    高兴：这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同意的。现在有很多人运用自由体裁写现代诗，也有人写古体诗，但对比着看，明显的在意义的表达、诗歌生命力、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体现上，新诗都更加有力量和丰富。而现代人写古体诗，很容易流于形式，刻意追求工整和格律，却少了诗歌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东西，内涵和意义。
    记者：近年来，中西诗歌交流愈发频繁，你怎么看？
    高兴：越来越多中国诗人受邀参加国际诗歌交流活动，这无论如何都是好事，可以让国外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当代诗歌。但实际上，中西诗歌的交流，或扩大些谈中西文化交流，还是存在严重的“逆差”——我们对国外一流的作家和文学作品了如指掌，但他们对中国作家了解很少，引介的作品也非常零散，前几年才借着诺贝尔文学奖的光芒知道莫言。
    记者：中国现在诗歌节也很多，也常会邀请国际诗人来交流，但似乎都没有特别高的含金量。中国的诗歌节和西方优秀的诗歌节差距在哪里？
    高兴：中国诗坛目前呈现出特别热闹的景象，诗歌节也越来越多，是件好事。但是，能够让一个诗歌节体现出持续性、公正性和客观性，就比较有难度。我曾在国外参加不少诗歌节，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萨拉热窝国际诗歌节，它的邀请函上有一句话震撼了我——即便是在战火硝烟的残酷年代，我们的诗歌始终没有停止发出声音。萨拉热窝诗歌节已经在动乱中办了50多届了，这种持续的坚持让诗歌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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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文学奖可以改为诺贝尔文艺奖
    记者：本次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音乐诗人”鲍勃·迪伦，你怎么看？
    高兴：把歌词当做诗歌来看，把音乐人当成诗人来看，瑞典文学院的老头这次玩得挺妙的。如果按照常规评选出一个大家都能够预测到的作家或诗人，可能不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效应。所以我会说，这是一次非常有效果的评选。当然，对于结果有各种声音也是正常，我们《世界文学》准备做一个专题，去体现这些不同的声音。
    记者：在未来，诗歌会不会脱离单纯的文字，更多地和影像、绘画、音乐进行有机结合？
    高兴：这其实是一种趋势，在未来，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改名为诺贝尔文艺奖更准确，它会超越单纯文学的边界，拓展到文艺、文化的范围。
    记者：很多人认为，诗歌的短小精悍非常适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阅读，诗歌有望借助手机阅读重新成为大众读物，你是否认同？
    高兴：互联网确实为诗歌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空间，尤其微信的出现为诗歌推广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目前光诗歌的微信公众号就很多，比如“为你读诗”，它把诗歌和美术、音乐、评论整合在一起，也实现了上面提到的诗歌跨界。过去，很多出版社不好看诗集，因为赔本概率高，但前几年一本辛波斯卡的《万物静默如谜》卖出了十多万册的好成绩，给了大家很多信心。这个事情，不仅是诗歌的胜利，同时还是装帧、推广、宣传等因素的合力。
    记者：你会否担心，网络的大众属性会导致被筛选下来的所谓“诗歌”都偏向于鸡汤和段子，真正深刻有意义的诗歌还是无法在肤浅的网络上受到重视？
    高兴：隐忧当然会存在。首先，全球化会破坏个性，大众化会抹杀原创性，文学创作如果变成统一化的东西，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在网络上，与读者的互动太紧密，为读者服务的意识太强，都有可能严重分散诗人创作的注意力，从而很难保持从容和宁静，没法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深刻的创作。
    高兴简介
    诗人、翻译家。1963年生于江苏吴江，现居北京。1979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英语和罗马尼亚语，1987年北外研究生毕业。2001年至2003年被任命为中国驻康斯坦察领事，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欧美数十个国家。现为《世界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了《罗马尼亚文学简史》《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主要译著有《凡·高》《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等。2012年起主编“蓝色东欧”系列丛书（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