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关雎鸠》的故事发生在海南瑞溪镇上，这个偏远小镇是林森的故乡，满载着他的青春记忆。“初中的那三年里，我患了一个奇怪的毛病——非要躺在四处通风的楼顶才能睡着。现在想起，其实那些夏天也并不太热。春秋两季，我也仍要睡在楼顶上，一抬头就看到满天的繁星或者乌云。”《关关雎鸠》里的少年张小峰身体深处，就蛰伏着这个只能在满天繁星和热带海风中睡去的男孩。
    因为被琼州海峡隔离在大陆之外，海岛上依旧保留着许多已在现代都市失落的传统习俗，然而身处飞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小镇的日常生活亦不可避免地面临被打破和浸染的命运。林森写下瑞溪小镇三十年里发生过的故事，或者说，是历史。这是中国社会飞速变化的三十年，是海岛小镇避无可避的三十年，同样是他从出生到成长的三十年，“正是因为经历了小说中的很多事，才让我有了写下这部小说的冲动”。
    “在充满躁动的、灵性十足的、幽默机智的、快刀斩乱麻的语言强势介入下，瑞溪镇犹如一列被独特民俗和生活裹挟的‘高铁’，飞速驰过这个海岛的历史，让我们进入一些个体生命荡漾和挣扎的心灵。神奇的故事和潇洒不羁的叙述风度令人沉醉。也同时获得了小说最应具有的飞扬大气和万千仪态。在生命流逝的笑声和哀鸣中，某种民俗的回归与重现，也许是作家对往昔敌意、混乱和亲切交织的生活，最具人道情怀的叹息与悲唤。”在阅读了《关关雎鸠》后，作家陈应松如是写道。
    藏在喜欢马尔克斯、卡尔维诺、韩少功和古龙的海岛少年林森内心最深处的，永远是那个故乡岛屿：“生活那么丰富，可我只能选择一种。回到岛屿——文学总要回到包含生命热度的状态中去，不会永远都和话题、时尚、娱乐有关……没有办法走向一个更广阔的天空的时候，我们只有往回走，找到那个可以遮风挡雨的故乡。有一天从海岛传出去的声音，肯定会带着海风的味道，带着碧蓝的颜色，也带着绿意盎然的勃勃生机。”
    “历史的废墟”到“现实的纠缠”
    记者：《关关雎鸠》最初发表于2012年《中国作家》，至今年出版已经有4年的时间。与最初的版本相比，你作了哪些修订？为什么要为小说取名《关关雎鸠》？
    林森：这部作品由发表到出版，修订并不多，大多是字句细节方面，大框架并没变动。如果今天的我重新去写这个小说，或许会完全不一样，或许在形式感上的探索更加大胆一些；或许，也不想像当初一样，要把小说写得这么“重”。
    书名《关关雎鸠》，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直白的象征——所有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在流水边的镇子，镇上的每个人就是“雎鸠”，而他们都在日常生活中发出“关关”的悲鸣与欢叫。声音在这个小说里，是很重要的叙述核心，整个小说就是以仪仗队的小号声开始。如果再深入一些，就会发现，整个小说五个章节，每个章节的结尾都是一样的，以“呜”的鸣叫结束；而每章的小标题如《闹军坡》《南风云》等等，都是海南民间音乐的曲牌名，也是声音。
    记者：你曾表示，与2015年出版的《暖若春风》相比，更喜欢《关关雎鸠》。从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关关雎鸠》更“海南”，但它也比《暖若春风》更难进入。
    林森：这两部小说相比较，《关关雎鸠》更难进入几乎是注定的，在我写的时候就意识到了。把这两部小说摆在一起，我也更愿意去翻一翻《暖若春风》。这不仅是文字造成的，更多地源自主题的沉重。
    
    《暖若春风》
    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10年左右，是我生长的近三十年，也是小说里跨越的三十年。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无所不在，连一个海岛上的偏远小镇也不能避免。我本无意表现所谓“地域”，只不过是当要讲述这样的故事时，这些人所有的言行便和那些“民间之礼”捆绑在一起。小说里流传几百年的“装军”仪式的消逝与试图恢复，不正是中国传统的现代性遭遇吗？民间之礼的消失，赌博、毒品、诈骗等的疯狂涌入，不仅仅是小说里的瑞溪镇所独有的，也是整个中国的现实。
    我想写的，不外乎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人的遭遇与变异。这并非是地域性的故事，它具有普适性的思考。《暖若春风》于我，是有些旁观的，历史的后遗症还在，但作用力在削减；《关关雎鸠》则与我本人更纠缠不清的，也就偏爱一些——这种偏爱，包含着我对难以抽离的生活的某种敌意。
    记者：这两部前后完成的长篇小说，对你的写作分别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暖若春风》讲述了大时代之后破碎的“小日子”，那么，《关关雎鸠》描写了什么？
    林森：《暖若春风》遥望了历史的废墟，《关关雎鸠》则直面了现实的纠缠——这样的写作，当然不会让读者很轻松进入。
    这两个小说的完成，对我个人来讲，是建立了某种“写作的自信”，完成它们之后，我再进行别的写作，我不会畏惧，再漫长，也能完成。我觉得，这两个小说，在国内“80后”的长篇创作里，是独异的，那么多年轻写作者都太关注自我的那点小情绪了，对阔大的天地视而不见。我不愿那样。
    记者：这两部长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叙述手法和布局结构错综复杂。作家莫言曾说，你的小说就像一座庞杂的原始森林。注重结构，注重技巧，这对写作者有很高的要求。对当下流行“故事性”的小说写作现场来说，这也不是最受欢迎的写法，甚至可以说是最累的。
    林森：莫言老师的话，是在海南参加一个活动时看过我的作品后说的。我更愿意把这当成批评的声音——或许他的原意，是说我没把故事讲得清澈、单纯呢？要知道，单纯的小说，并不容易写。
    “轻”和“重”永远是小说里要平衡的因素，太轻，难免虚浮；太重，便觉凝滞。《关关雎鸠》的“重”，是题材决定的；写在《关关雎鸠》之前的《暖若春风》，虽然主题也沉重，但在处理上要轻盈得多。《暖若春风》以正文和附录交叉为结构，并把整个小说的源头，放在小说的最后，都是形式上的追求。《关关雎鸠》则用不同的鸣唱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合奏，我把结构隐藏了，是不让结构跳出来抢戏。
    记者：作为“80后”作家中的一员，你认为你们的写作在当下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中，呈现出的是怎样的面貌？
    林森：说到“80后”的写作者，其实我们有一个局限，好像“80后”里只有小说家，但其实很多“80后”诗人、散文作者，写得真好。我也写诗，出过两本诗集，也参加过青春诗会，但我很清楚，自己没法当一个很好的诗人。但我愿意在诗歌里锤炼语言，保持对叙述的敏感。“80后”小说家里，我喜欢双雪涛和颜歌，他们都有很强烈的写作意识，知道朝哪个方向发力；写散文随笔的，我喜欢胡竹峰，在那么浮躁的当前，他竟然有着某种民国风韵，学养丰厚，文字好玩；诗人里，写得好的就很多了。
    “衰败的诗意”和“习俗的枷锁”
    记者：你大学的专业是水产养殖，后来是怎么走上文学写作道路的？除了《暖若春风》和《关关雎鸠》，你以前还练习写过四部长篇小说，为什么不拿出来发表？
    林森：被调配的专业，换不了。这专业读得比较狼狈，读书和写作反倒成了逃避的手段。之前写的几个小说，两个是大学时候在网吧敲下的写大学生活的，一旦写作意识上去了，这东西就不能见人了。还有一个写苏东坡晚年在海南的生活的，我写时太年轻，理解是浅薄的，光有故事，没意义，2011年出版前，撤掉了，不想以后见到后悔。还有一个，我不愿说，反正三十多万字全废了，或许多年后会重新写出来，或许永远废掉了，谁知道呢。
    记者：许多年轻作者在最初的小说创作中，会经常以投射自己生平的角色为主角。但在《关关雎鸠》中，年轻人却是相对退后的角色，你没有选择自己的同龄人张小峰或者潘宏亿作为你的主角，而是让老潘和黑手义两位老人来主持大局，为什么？
    林森：我挺喜欢读武侠小说，有时我也想，若是以武侠的方式，写一个当代的小说，会是怎样？《关关雎鸠》里，我就尝试了一下，让类似武侠小说中掌门人的两个老人，来面对所有的“江湖危机”。——这个理由有点游戏心理，但这方面的因素是有的。
    更多的理由在于，当我试图表现一个小镇三十年的变化时，以少年人来当主角，是压不住阵脚的，只有那些饱经生命沧桑的老人，以“老骨头”来与之硬碰硬的时候，才能产生某种张力。老潘身上那种老派的硬气，是这个小说的基础，没有这一点，所有的讲述都不成立。他们这代人身上的饱经沧桑，面对当下却无能为力，是不是就有了某种“衰败的诗意”？
    说实话，我挺瞧不起那些过于情绪化的“青春写作”的，所以在《暖若春风》里，即使主角是年轻一辈，但他们也得去承担那种“历史的后遗症”。——青春写作为什么之所以只是“青春写作”，是由于人物的生活背景被抽空了、根断了，这就造成，即使写的是老人，也是青春写作。
    
    《关关雎鸠》
    记者：老潘和黑手义是传统家庭中的“父亲”的角色，他们是旧时代的慧者，是家庭的精神支撑，但又无力阻挡新事物的到来，身上有一种悲剧性。
    林森：“雎鸠”的“关关”鸣叫，有两个“关”，为什么？因为得有应和，有问有答。若只有一个老潘，想想也挺孤独、挺无助的，总得有个人说说话才行，于是有了黑手义。这两个人定了之后，才开始往下，构建所有的故事。
    在我们心里，对家里这样的老人，总是从嘲笑到认同，最后追随。老潘的原型之一，当然是我那吸毒堂兄的爷爷，我的伯公。他最后死的时候，家里已经溃败得不像样了，但他竟然在死前，把自己死亡都安排好了。他知道家里烂成这样，或许连他死后的安葬都会成为问题，于是他在死前，掏出一笔一直暗藏多年的钱，交给我伯父——他的葬礼刚好把那笔钱花完，不多不少。这样的人，他们骨头里的气，是我想去写的。
    记者：你的小说中有大量海南乡土意识和生活场景的记忆。故乡对一个写作者意味着什么？
    林森：故乡，就像是血肉，是没法选择的，喜欢或者讨厌都只能承认。既然不能选择，也没法逃避，那就直接面对。其实挺羡慕很多人，可以到大城市甚至到国外去，也能如鱼得水，那种自在和轻松挺好的，没必要这么“苦大仇深”——事实上，我的弟弟妹妹，都比我要洒脱得多。
    记者：你小说中的“家”，是“家庭”的家，“家族”的家。一个人不仅是作为个人活着，他或她更多地生活在一个家族的延续和传统之中。这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态，现代都市中已经很少见。这一点，在《暖若春风》的写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林森：宗族观念在当前的中国，处于溃败的过程中。但据我所知，广东潮汕以及海南大部分地方，对于家族之重视，是超过很多在大城市生活的人的想象的。在海南的乡间，最气派的是村庙和祠堂，每个传统节日，都举行盛大的祭拜仪式。这样充满仪式感的节日，对于维系乡村伦理极其重要，无论走得多远，在该回来祭祖的时候，就得回来，死后更得魂归故里。
    你前面谈及的小说难以进入，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城市生活的人，已经很难感受得到小说中捆绑人物的那种“习俗的枷锁”，因此觉得有地域性。但其实，这种“枷锁”并非地域性的，而恰恰是我们中国在快速发展中所抛弃的“礼”的部分。孔子说“礼失求诸野”，海南这种偏远之地，由于隔绝着一道琼州海峡，使得很多礼仪得以保存。在《关关雎鸠》里，第一章写“军坡节”停办，是“礼之失”；最后一章，写“军坡节”试图恢复，是想写“求礼”，在失去到求的过程里，发生了什么？
    《暖若春风》中，远去台湾的“曾祖父”死之前都要回来故乡，死在1997年的春节之间，那是我一个朋友家的事。这当然是中国人内心中的故土之念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