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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项江涛）为了落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有效对接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扩大中华经典外译的国际传播范围，提高翻译人才中华经典外译的翻译能力和学术水平，4月26日至27日，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北京语言大学和同济大学协办的“2019年中华经典外译与国际传播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113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开幕式上，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事业部副主任蒋文博指出，高教社致力于做先进理念的倡导者，鉴于中华经典外译与国际传播是全球化时代的刚需，此次研讨会便以“赵彦春国学经典英译系列”的出版为契机，旨在通过这套以“厚积薄发挑战翻译极限·妙笔神译重铸国学经典”为特色的系列译作，鼓励同仁们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 研讨会包括五场专题报告和分组讨论。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教师、英国文化交流中心主任Rose Oliver MBE（中文名：王玫瑰）作了主题为Cultural Interpretation—Communicating Across Cultures的专题报告，Rose Oliver女士首先讲述了自己和中国文化的深厚渊源。接着，她总结了自己对于翻译和译者身份的观点，她提出：翻译是艺术，也是科学；翻译中，译者要做到对说话者和译入语读者的双向考虑，做到译者的隐形；翻译是一个不断臻于完美的过程。基于在上海大学18年的任教经历，她还分析了中国学生无法主动成为“文化桥”的原因，比如“学生害怕犯错”“英语教育不够灵活，学生多有失语症”“对翻译的认识不深入，无法根据情境进行语言转换”等，她希望中国学生可以敞开心扉、用心交流，语言是手段，假以时日必能流畅自如。最后，Rose Oliver女士表达了自己对未来中西文化交流的期盼。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翻译专业委员会会长李照国教授作了题为《国学·人学·译学——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专题报告，对当前中医及中医翻译的发展和困境进行了一个概述。就发展而言，中医翻译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极大关注，也集聚了众多专家学者，比如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组建的于2008年8月1日在上海师范大学成立的中医国际翻译组织。就困境而言，一是中医英译国际标准制定难，世界卫生组织自1982年便开始制定针灸术语的国际标准，经过九年的努力才制定了不到400个术语的国际标准，直到2009年才开始启动中医术语国际标准的研制，但一直还没有完成；二是中医典籍翻译难，首先中医典籍的体量巨大，比如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有20多万字，其次中医专业术语中所蕴含的中华文明、文化和思想在翻译中难以再现。李照国在《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黄帝外经》的英译中，制定了中医翻译三原则即“薄文重医、依实出华，比照西医、求同存异，尊重国情、保持特色”，确定了中医术语翻译六大原则即“自然性原则、回译性原则、简洁性原则、规定性原则、民族性原则、统一性原则”。最后，李照国提出，中医言语精美理精深，思想精湛论精真，是译界须珍惜的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部长、语言与翻译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高明乐教授就《我国翻译研究要有“三个导向”意识》展开报告。高明乐提出，翻译研究一定要务实，要有针对性，要能解决翻译实践中遇到的真实问题，而不是为研究理论而研究理论，片面地追求理论的宏大和新颖，概括地说就是翻译研究要明确三个导向，即目的导向、问题导向和实际导向。就此，高明乐给出了具体阐述。目的导向即翻译作为双向的文化交流，向内是引进，向外是传播，现阶段中华文化目的是对外传播，翻译研究应聚焦在传播的内容、传播的受众、传播的方法。问题导向则要求译者针对在翻译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具体问题，包括语言问题和文化问题进行研究，翻译研究应聚焦在中英两种语言差异、中英文化差异、中英表达习惯差异、中英思维方式差异等。实践导向即翻译研究要密切联系实际，切切实实地为实践服务，尊重翻译的性质和特点，不能重理论而轻实践，有些理论研究对翻译实践并没有直接的指导价值。最后，高明乐总结：单纯的脱离翻译目标、脱离语言、脱离方法和技能的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起不到实际的指导作用。他呼吁译者脚踏实地做中华经典外译和国际传播的坚定践行者。 同济大学翻译学教授、中华思想文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陈琳教授在《跨文明翻译建构与山水诗的世界意义》专题报告中认为，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找到充分性和接受性的平衡，此次报告探讨的重点在于接受性，从翻译的语境、如何建构中国文化的形象、建立了什么样的形象三个方面了解西方译者如何阐释中国文化和形象。具体到中国山水诗的英译，她认为其核心难点在于文化专属名词英译，如何选用翻译技巧取决于语境。接着，陈琳提出，以欣顿为代表的诗人找到了美国深层生态哲学与中国道禅哲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的认知契合性，提出了山水诗的概念，即它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的、运用当代英语和当代英语诗学特征，从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生态精神与道/禅生态意蕴的角度来着力阐释中国荒野生态观的、再现山水诗词的富于直觉生态智慧的自然山水精神和道禅境界。最后，陈琳作了总结：欣顿为山水诗建构的生态诗形象是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对话交流、西方生态文明与中国艺术文明互鉴的突出成果，亦是东西方文明产生联系与交叉关系发生的具体表现；它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在西方文明中的传承性，与当代文明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的艺术文化精神对世界价值观重构的贡献，因此其翻译诗学具有重要的跨文明意义。 上海大学教授、国际汉学与教育研究会会长、国学双语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国语言教育研究会副会长赵彦春教授做了题为To Rhyme or Not to Rhyme: Buffeting the Trend with Philosophy, Logic and Literature的专题报告，赵彦春提出“要不要押韵，这并不是个问题”。他首先追溯了出现“韵译”和“散译”之争的历史背景：在启蒙时代“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解构主义分别从逻各斯（Logocentrism）、男权中心主义（Phanocentrism）和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三个层面解构了真理、男权和种族，传统价值观被解构；具体体现到翻译中，“翻译是什么”被解构，再具体到诗歌翻译中，散译派出现。就此，赵彦春指出“韵意味着秩序、美和规范”，并回应了散译派三大论点。就“创作与翻译不同”，他认为任何两大语言系统之间均存在差别，译韵若不可能实现，那翻译就不可能实现，这是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悖论；针对“英语韵诗资源不足”，他指出拜伦、雪莱等英语诗人的诗作就是最好的驳斥，可见“韵资源的多寡”和“用韵能力的好坏”不可混为一谈；就“韵词一旦选定，译韵便受限”，他认为韵译是否成功和译者个人能力密切相关，语言是无限的。从根本来说，散译派错在违背同一律，错在没有本体论意识；关于诗歌翻译中“韵”的问题是哲学问题，是逻辑问题，也是文学问题，译者应认识到“是其所是，归其所归，分其所分”，坚持“韵译”。 在分组讨论中，与会学者分别围绕“典籍英译”“商务英语/语言学/英美文学/教学”“翻译本体/跨文化/对外传播”等展开交流。  研讨会全体合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