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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者—阐释者与其他读者的对话 阐释者是作者—文本和其他读者之间的居间说话者，他既要与作者—文本对话，又要和其他读者对话。两种对话分别面对两种主体，赋予他两种身份。在与作者—文本对话时，他是读者—阐释者；在通过阐释—文本与其他读者对话时，他变成了作者—阐释者。 (一)对话身份的转变 阐释者的身份因为对话对象而发生转变，身份转变之后，对话的内容和目的也有所变化。读者—阐释者主要是在与作者—文本之间寻找相互理解的共谋点，分享共谋的成果。作者—阐释者主要是在与读者之间寻找理解作者—文本的共谋点，分享理解作者—文本的成果。读者—阐释者与作者—文本的对话是直接的，在阅读过程中就可以完成，不需要外化为具体的文本。作者—阐释者与其他读者的对话是需要中介的，需要通过自己创作的阐释—文本来进行。 (二)阐释—文本的建构 作者—阐释者的主要工作是把作者—文本重构为阐释—文本。为此，他首先要根据当下语境解构作者—文本。其次要根据当代读者的阅读趣味和水平，重构作者—文本，把它建成阐释—文本。在这一过程中，解构只要准确就行。重构则相对比较复杂，一方面，它的内容必须准确传达自己和作者—文本所共谋和分享的内容，另一方面，它的形式必须适合自己与其他读者进行共谋和分享。只有这样，重构才有意义，作者—文本的价值才能实现。必须强调的是，重构毕竟是一次创作，里边必然包含着作者—阐释者的观点、方法、才情、见识等元素，因此，重构出的阐释—文本，必然与作者—文本有差异。 有些论者没有注意到阐释者面对不同主体对象时身份的转变，有些论者故意忽略和遮蔽阐释者身份的转变。他们只强调阐释者进入作者—文本、倾听文本话语、理解文本意思的读者—阐释者身份，却剥夺乃至阉割了阐释者为其他读者重构作者—文本，建构阐释—文本话语的作者—阐释者身份。只强调阐释者对作者—文本的被动参与性，却隐瞒了阐释者建构阐释—文本的主动再造性。他们认为，不是阐释者主动把握作者—文本的意义，也不存在阐释者将作者—文本建构为阐释—文本这码事，而是作者—文本以自己的魅力“抓住了”阐释者，把阐释者“卷入”作者—文本的游戏之中。这时，阐释者的双眼紧紧盯着作者—文本游戏，身心随着游戏情节而运动，完全陷入被动状态，丧失了主动发挥角色功能以及再造游戏个性特色的能力。“如果人们将他自己看作境遇的主宰者和操纵者，他就错误地诠释了诠释学境遇。恰恰相反，他是一名参与者，甚至还不完全是参与者，因为他不能进入到情景之中去改变它，也无力改变文本的固定性。”[8]这种理论有意突出作者—文本对阐释者的“卷入”魅力，有意遮蔽和否定阐释者自由地置身作者—文本之外，审视作者—文本游戏，进入作者—文本之内再造作者—文本游戏的主动性。它忘记了作者是作者—文本的原创者，作者—阐释者是作者—文本的再造者。不论原创还是再造，都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创作(包括原创和再造)的主动性表现在，它是一种“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司空图《诗品》)的建构活动。作者—阐释者，为了和其他读者进行对话，对作者—文本进行解构和重构，他要建构一个阐释—文本，也必须遵循既沉入其中又超出其外的创作原则。只有深入作者—文本之内，才能对作者—文本进行合理的解构，只有站在作者—文本之外，即站在当下的语境中，才能与作者—文本在对话中共谋和分享，进而用解构出的元素重构出既能传达与作者—文本共谋和分享的内涵，又能与当下世道人心共谋和分享的阐释—文本。 任何创作都是为对象画像，只有站在对象之外，才能把握对象的整体，才能准确观察对象的全貌，才能自由地选择创作的视点，找到对象和创作最佳的对接点。一切文本的创作概莫能外。文本都是作者站在素材之外进行选择和组合的结晶。没有站在语言和素材之外的人，没有人的自由性和主动性，作者—文本根本无法创作出来。对作者—文本的再创作也不例外。假如重构者淹没在作者—文本之中，不能抽身出来在作者—文本之外给自己占据一个有利的观察点，就不能对作者—文本进行合理的解构，就不能重新建构一个发挥居间说话的阐释—文本，不能充分实现作者—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存在的全部实有性，请求、希望、要求我努力处于存在的外位立场，而这个外位积极性要求实现自己，应该通过充分肯定存在，是在涵义之外来肯定，单为存在而肯定存在，就在这一肯定行为中，实有存在的柔弱的被动和天真都变成了美。”[9]一切存在都要求在他的外部实现其价值，也只能在外部实现其价值。如果他蜷缩在自身之内，不与他人他事他物发生关联，他就只有潜能，没有发挥功能。正是那个外在于自身又不同于自身的他者，给了存在一个发挥其功能、实现其价值的支点。文本的价值也需要一个外在的支撑点实现其价值与意义，它不能自己直接实现自己的价值。 以剧本与演员的关系为例，脚本需要演员的表演才能搬上舞台和银幕，与观众对话，实现其艺术价值。演员为了演好戏，他一方面要扮演角色，带上角色特有的面具，想象角色此情此景中的心情，表演角色此情此景中应有的戏剧行动；另一方面，他要把表演当作一种负责行为，站在角色之外，积极构建角色的戏剧行动，把表演当作对角色生活的一种描写，对自己的表演是否恰如其分负责。倘若演员想把这个角色演出特色和个性，他还需要进一步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就根本不是被动参与所能完成的任务。剧院的观众不喜欢那些只会背台词，只能按部就班演绎脚本的演员。他们喜欢演员个性化的表演，喜欢演员表演时对剧本的再创造。一个只会照猫画虎的演员只会把戏演砸，糟蹋了剧本的价值。剧本的价值需要具有创造性的演员来实现。这种演员就是作者—演员，他对剧本进行了再创造，他让文本的价值在观众中得到了充分的实现。 四、阐释是对多重价值的实现和分享 作者—文本是被书写固定了的话语。一旦固定下来，它就脱离了作者的控制，自由地与不同的阐释者进行对话：它既接受读者—阐释者的对话请求，也接纳作者—阐释者的对话请求。读者—阐释者通过阐释活动扩展了自我；作者—阐释者通过阐释活动，丰富了作者—文本的价值空间。作者—文本向所有的阐释者开放，不给任何阐释者赋予特权。 (一)读者—阐释者在对话中改变自我 作者—文本为阐释者展开了一个新的生活世界的轮廓，开辟了一种新的生存可能性。它在某种程度上引导读者—阐释者与它对话，支配它与读者—阐释者的对话路线，拓宽了读者—阐释者的视域。“当人与一件伟大作品相遇时，他发现他自己世界的视域、他观看自己世界的方式、他的自我理解都被拓宽了；他以一种不同的眼光来观察对象，有时像是第一次看到似的，但却始终是在以一种更有经验的方式来观看。”[10]这表明，作者—文本世界不是阐释者的生活世界，却又类似于阐释者的生活世界。作者眼光不同于阐释者的眼光，却又类同于阐释者的眼光，因此，他能让阐释者在对话、分享中拓宽眼光。 读者—阐释者是一个向作者—文本和世界开放的人。他向作者—文本开放，把自我融入作者—文本，认真倾听作者—文本的话语，也分享了作者—文本的视域和内涵，扩展了自己的精神疆域。在此过程中，一些不适合理解的自我因素被削弱了，一些在理解中必需的元素被补充了，读者—阐释者在理解过程中得到了壮大和改变。“在作为诠释经验的视域融合中，一个人自己视域中的某些因素被否定了，其他的因素则得到了证明；文本视域中的某些因素被弱化了，而另一些因素(比如消解神话)则被发展了。因而，在这种意义上，每一真正的诠释经验都是新的创造，都是对存在的新的揭示；他处于现在的稳固关系中，历史地看，这种经验此前也不可能发生。人类就是这样以永恒更新的方式参与着存在之形成。”[11]读者—阐释者倾听作者—文本的话语，理解作者—文本的话语，分享作者—文本的话语，用作者—文本的话语充实了自己的话语内容，扩展了自己的话语内涵，对自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二)作者—阐释者在阐释中拓展了文本的价值内涵 作者—阐释者不是作者—文本的第一作者。他和第一作者有着时空的距离，有着生存经验的差异，有着人生谋划的区别。而且，作者—阐释者是站在作者—文本之外来理解文本、建构文本的。因此，他眼中和心中的作者—文本，肯定与第一作者眼中心中的文本有误差。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在模仿中创造。悲剧作者一方面模仿现实人物的行动，一方面阐明人物生存发展的可能性向度。[12]阐释也一样。一方面在与作者—文本的对话中，分享作者一文本的视域和价值，另一方面在新的语境中，按照与读者对话的要求，重构出一个阐释—文本，丰富作者—文本的视域和价值。“诠释作品就意味着进入文本活动于其中的问题视域。此外，这还意味着，诠释者进入了一个可能产生其他回答在作品的时间语境以及当下的语境中之回答人们才必须理解文本正在言说的东西。换言之，唯有根据没有说出的东西，已说出的东西才能被理解。”[13] 作者—阐释者是作者—文本的重构者，重构不能鹦鹉学舌，也不能照猫画虎。重构作者—文本的过程，既是向其他读者传达作者—文本意思的过程，也是让作者—文本分享阐释者创造才能的过程。要传达作者—文本的意思，必须搞清楚作者—文本的写作意图以及作者—文本提出的问题。因为作者—文本中的问题是作者书写的主体—问题。但作为面对其他读者的作者—阐释者，想与其他读者很好地对话，绝不能简单地仅仅重复文本的问题，更不能单纯地寻找作者的意图，阐释者必须根据自己对文本、惯例、当下语境和其他读者的理解，重建一个阐释—文本，“诠释者也是带着问题在考察着文本，文本必须开启诠释者的视域，否则，理解文本的过程就是一种空洞抽象的联系。在这里，倾听催生了一个历史的人物：听出文本在今日所说的东西——换言之，去聆听文本所未曾以及可能说出的东西。诸如曲解文本之类的指责，必定不能成为背离诠释学任务——以及深入聆听隐藏在文本明确诉说的东西之后的东西的借口”[14]。 (三)阐释—文本蕴含着多重声音多重价值 任何阐释者，不论它是读者—阐释者还是作者—阐释者，都生存于特定的社会历史之中，都带着特定的生存发展问题，他不仅要回答文本所提出的主体—问题，还要解决阐释者自己当下的主体—问题，更要回答其他读者的主体—问题。因此，他重构的阐释—文本中蕴含着三种主体声音，有三种主体价值的实现。“一个人向文本提出一个问题，这一问题是出于他自己视域之内的：否则的话，便是荒谬的假设人是在漫无目的地从事于历史研究。人要去理解自有其理由，而且这个理由实际就是向文本提出的问题。所以，在任何诠释中，都会发生类似于当下应用这样的事情。”[15] 文本诠释者作为居间说话者，当下应用是多重主体要求的应用。面对作者—文本，他是听话者，面对其他读者，他是讲话者。听话时，他要顾忌作者—文本中作者的立场，顾忌文本构成的惯例。用阐释—文本讲话时，他要注意当下的语境，理解其他读者的态度与趣味。他在阐释—文本中所讲的话，既有对作者—文本的理解和想象，又要包含对其他读者的理解和想象，更要表现自己的沟通才华。他绝对不是历史研究中的客观主义者，不会把文本阐释变成文物研究，他不仅要说明作者—文本在它形成和发表的语境中意指什么，相比文本的构成惯例有什么变化，更要挖掘它在阐释者的时代语境中，对阐释者和其他读者有何意义。“每一真正的诠释经验都包含着一种对当下的应用。依据其自身历史视域的语境，从语法上说出一首诗意指什么，这是不够的。诠释不是一项语文学重构和恢复(如果这曾是可能的话)的分类学任务。诠释要求诠释者清楚地描述作品在今天的意义；诠释要求诠释者跨越他的视域和文本之间的历史间距。”[16]文本经过作者—阐释者的重构，分享了新的意义维度，增添了新的价值蕴含，价值更加多元，内蕴更加丰富。 总而言之，作者—文本建构了一个立体的世界，有多种意义向度和价值潜能。个体阐释者往往只能从一个向度与其展开对话，分享共同的意义和价值。他无权也不可能阻止别的阐释者从别的向度与作者一文本展开对话，分享别的意义和价值。巴赫金认为，“正是这个发生了基督生灭事件的世界，它的事实和它的含义，从根本上说既不能用理论范畴，也不能用历史认识的范畴，同样不能用审美直觉来加以说明。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认识到的是抽象的含义，但却失去了实际历史进程的唯一事实；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认识到了历史的事实，却失掉了涵义；在第三种情况下，我们把握了事实的存在，也把握了其中的涵义(作为世界个性化的因素)，然而失掉了对世界所持的立场、自己的应份的参与；总之，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没有把握世界进程的全部，即唯一的事实、进程、内涵、意义与我们的参与性的统一和相互渗透(因为处于这一进程中的世界，是统一的又是唯一的)”[17]。要阐释对象，与其对话和分享，不仅要了解对象，了解自己，更要了解自己和对象的关系。只有这样，阐释者与作者—文本的对话才会有效，根据作者—文本所建构的阐释—文本才会成功，三方的分享才有价值。 在阐释活动中，每一次与作者—文本真诚的对话，都是读者—阐释者和作者—文本在特定关系中的对话，每一次与其他读者对作者—文本的分享，都是作者—阐释者在当下语境中与其他读者的分享。这种对话是限定性的对话，这种分享是共谋者的分享。读者—阐释者明白自己对话的有限性，作者—阐释者也清楚自己分享的局限性。但是，他们坚持自己的有限性，捍卫自己的局限性。因为，正是这种有限性和局限性，把作者—文本的价值和意义落到了实处。而作者—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这些对话和分享得到了具体的实现，其他阐释者从别的角度与作者—文本的对话、与其他读者的分享，则进一步拓展了作者—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只有进行多样化的对话，才能让多种人群展开多样化的分享，文本的对话意义、阐释者的居间说话功能，才能得到多样化的实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