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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这篇读后感时我的心情异常的沉重，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同胞，为南京大屠杀幸存的人民，为在大屠杀中保护中国人民的外国人，也为中国人民对这件往事的记忆…… 同时这本书也让我有很大的收获。 首先，我的收获表现在对南京大屠杀的进一步详细了解。初中和高中的历史课本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只不过是在一节课中的一个方面，描述篇幅很短，介绍仅局限于遇害人数和少量日本人对南京市民的迫害方式，直接的有震撼的不过是一张日本以“两中尉百人杀人竞赛彼此难分高下”为题的图片。图片上一个日本中尉拿着日本军刀站立，前方还站着两个无助的、被吓傻了的中国年轻人。可能考虑到教科书不宜用比较血腥的图片和描写，反正当时的这张图片并没有给我多大的触动。 相比之下，这本书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描述是非常完善的，我从一开始便被其描写的内容所震撼了。特别是当我看到了一些关于日本人作恶手法的描写后，真的是被吓到了，甚至于说是被恶心到了。 “咬死另一种究凶极恶的残酷折磨人的方式是把遇害者活埋到腰部，然后看着德国犬把他们撕成碎片。目击者看到，日本兵剥去一个受害者的衣服并指挥德国军犬去咬他身体的敏感部位。那些狗不仅撕开了他的肚子，而且把他的肠子在地上拖出去好远。” “伴随强奸妇女的常常是对整个家庭的屠杀。在南京的美国和欧洲的传教士们记录了一起最具名昭著的这样的事件。1937年12月13日，30个日本兵来到位于南京东南部新路口5号中国人家里。他们杀死了前来开门的房东，接着杀死了跪下来求他们不要杀死其他人的姓夏的房客。当房东太太质问他们为什么杀死她的丈夫时，他们也把她打死了。夏太太抱着她1岁的婴儿藏在客厅里的一张桌子下面，日本人把她拖出来。他们剥光她的衣服并强奸了她，然后把刺刀刺入她的胸膛。这些士兵们还把一个香水瓶插进她的阴道，并用刺刀杀死了那个婴儿。当他们走到另一个房间时，他们发现了夏太太的父母和两个十几岁的女儿。那老奶奶为了保护两个孙女免遭强奸，被日本兵用左轮手枪打死了；那老爷爷紧紧抱住妻子的尸体，也立刻遭到枪杀．” 南京日本大屠杀受难者人教估计——崇善堂：112，266，红十字会：43，071，下关区： 26， 100，鲁甦先生的陈述：57，400 ，于、张、杨先生的陈述：7，000或更多，吴先生的陈述：2，000或更多，根据无名遇害者墓的记载：3，000或更多，共计（约计）：260，000。 这些文字描写的如此生动逼真，这些数字是如此的触目惊心，让我不寒而栗的同时对当时日本残暴的行为有了更加直观和详尽的了解。使南京大屠杀在我脑海中形成了更加深刻、更加立体、更加不可磨灭的印象，我的爱国主义情怀也猛然上升。 其次，曾作者对日本制度和发展历史的描述中，我了解到了日本发动南京大屠杀的一些原因。 20世纪的日本脱胎于一种上千年形成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社会等级靠武力争夺而确立并得以维持。日本列岛上有权势的封建诸侯雇佣私人军队，彼此进行连续不断的战争；到中世纪这些军队巳经演变成一个独特的日本武士阶层，他们的行为规范被称为“武士道”。为主人效忠而死是一个武士一生中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日本武士的行为规范极为苛刻，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道义上的强制性，即如果武士们没有光荣地完成军事作战任务，他们就必须自杀身亡——通常是举行极隆重的但疼痛无比的剖腹自杀仪式，这时武士要在证人面前毫无畏缩地用剑剖开自已的腹部自杀。赋予日本独特个性的另一种力量是它的即是自然的又是自我强加的孤立主义。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德川家族统治日本，他时这个岛国实行锁国政策，使之免受外界影响。这种闭关自守政策的本意是保护日本免遭更广大的外部世界的威胁，但事于愿违，闭关锁国割断了日本社会与正在发生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所引起的新技术的联系，并使它失去了安全。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军事技术仍然停留在弓箭与刀剑的水平之上。然而，19世纪初，西方列强用先进的武器敲开了日本关闭的大门，使这个骄傲的民族蒙受的奇耻大辱最终转化为强烈的愤恨情绪，也让他们决心发展生产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技术，最终日本人以令人惊愕的高速度在19世纪末期使自己在科学、经济和军事上跻身于现代社会之中。后来日本又赶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大萧条，经济一蹶不振，最终这个国家决定走上侵略的道路。 长期积累的民族优越感和长期压抑的屈辱使得这个国家的军队在对待一直以来被他们鄙视的侵略对象中国时变得异常的残暴和变态。 日本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士兵们一直以来受到上级的摧残和压迫，当他们终于可以压迫别人的时候，就变得异常的放肆和没有人性。  一些日本士兵承认，对他们来说杀人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是，除了天皇．其他所有个人的生命——甚至他们自己的生命——都一钱不值。东史郎这个曾经目睹了南京一系列暴行的日本士兵，在写给我的信中，对他的战友们的行为做了极好的评论。在京都府福知山的第20步兵联队接受军事训练的两年里，他得到的是这样的教育：“效忠天皇重于山，而我们的生命轻于鸿毛。”他回忆道，在战争中一个士兵能获得的最高的荣誉就是裹尸而还；为天皇而死是最大的光荣，被敌人活捉是最大的耻辱。“如果我的生命不值钱，”东史郎给我写道，“那么一个敌人的生命就必然变得更不值钱……这种人生观使我们鄙视敌人，并最终导致大规模的屠杀和虐待俘虏。” 再次，就是国际友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对中国人民作出的贡献感到深深地敬意，同时又对他们的命运感到惋惜和愤怒。 中国的辛德勒——拉贝其人，对南京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是一名英雄，“南京的活菩萨”，一位南京国际安全区的传奇首领，他保全了成千上万个中国人的性命。但是对日本人而言，拉贝是一个奇怪的和讨厌的拯救者。因为他不但是一名德国公民——一名与日本结盟国家的公民——而且是纳粹党在南京的负责人。 南京城唯一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南京城的外科医生都撤离了南京，只有罗伯特·威尔逊先生留了下来，南京城里几乎没有人像威尔逊那样在医院里拼命工作。当大屠杀和暴行逐渐地停息下来时，其他几名医生每个周末都到上海去放松极度紧张的神经。但威尔逊继续毫不懈怠夜以继日地给病人做手术。约在60年之后，幸存者们还以无比尊敬的语气谈到威尔逊大夫。怀念他那无私忘我的精神。有一个人还详细地讲述了威尔迅亲手做的手术准备工作及其成功的手术。他的手术是免费的，因为很少有病人能支付得起，但是外科手术也使他自己的健康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最终，他的家人深信，只有他作为一名美以美教徒的虔诚信念连同他对中国的热爱，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赋予了他能够在南京的暴行中幸存下来的勇气。南京城的活菩萨——威康明娜·沃特林，在日军占领之前她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及院长，南京大屠杀开始后的几周里，留在城中的西方妇女屈指可数，沃特林便是其中之一。许多年后人们都会记得她，不仅因为她为保护数千名妇女儿童免遭日军欺辱时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勇气，而且因为她所保留下来的日记尤为珍贵。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日记最终会像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一样为世人承认，其重要性在于它阐释了在战争大劫难期间一名见证者的精神。 然而这些为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外国人，却因社会和纳粹施加的压力而不能善终。 最后，我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境况和日本的态度有着深深的痛心和强烈的不满。 在国际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的时候，南京大屠杀的少数幸存者才得以获得一定的补偿，而在此之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是无人问津的。即便有些幸存者获得了一定的补偿，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由于日本人的虐待而无法正常工作，从而生活的十分贫困。更有一大部分人没有等到国际法庭对日本的审判便早已离去，为个人也为证据搜集工作留下了遗憾。 面对着国际法庭的审判，日本丝毫没有承认错误的意思，相反，却编造各种谎言来掩盖事实，甚至于篡改历史，让国内的孩子从小接受错误的历史教育。日本首相每年都会去祭拜靖国神社，为在南京大屠杀中死亡的日本军人哀悼，这极大地激起了我的愤怒。 对比我国和日本对待南京大屠杀的态度，我觉得改变日本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中国人民的态度和中国政府的态度。在没有看这本书之前，我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同大多数中国公民一样，愤怒，但没有实际的深入骨髓的认识。南京大屠杀不能就此被遗忘，一定要让更多中国人更加细致深入的了解这段历史。 我们国家政府态度也应更加强硬，在日本再次祭拜所谓的靖国神社时候，我们要给更加强烈的反对和声讨。 既然日本都可以为一些战犯祭拜，我们又为什么不能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祭拜呢，所以我提议，国家领导人可以规定一个日子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的纪念日，并且大张旗鼓的宣传，让全世界人民都看到我们的遭遇，更给国内的民众提个醒，勿忘国耻！ 历史是永远不会被抹去的，良知也是终究会被唤醒的，日本的谎言会被世界上每一个人所知晓。 铭记历史，我希望可以还南京大屠杀一个真相；拥抱未来，我希望中国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更具威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