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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的《八十一梦》虽然问世已久，但是时至今日作品仍以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吸引着无数的读者，我试图从思想性和艺术性对这一作品作一探究。 张恨水（1895-1967）原名张心远，祖籍安徽潜山县，诞生于江西广信。他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一生写有中长篇小说一百多部，达2000多万字。还写了大量的散文、诗词、剧本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在国内，他的作品多次再版，并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名望（譬如，在今天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就收藏有他的小说达六十多种）。代表作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五子登科》、《八十一梦》等，作品的内容主要是反抗封建、反对军阀官僚的统治，反对一切社会不良现象，主张抗战，主张恋爱真诚的婚姻自主。 早在40年代，重庆《新华日报》负责人潘梓年就在重庆《新民报》上撰文指出：张恨水的作品有“明确的进步立场”，同时他还写到“由于张恨水先生的正义感与丰富的热情，他的作品无不以同情弱小，反抗强暴为主要的‘题目’”。他的创作方法主要是倾向于现实主义的，而且正是由于他同情弱小，大胆暴露社会黑暗的写作，使他的创作道路更加坎坷不平，荆棘丛生。1935年日本捉拿北平文化界人士时，不容推辞地将其列入黑名单上，国民党也处处对他进行阻挠、迫害，致使他的许多作品中途夭折。 对于这样一个进步作家，党和毛主席非常关心。1945年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与张单独会谈，对他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并送他延安自制的呢料和红枣、小米。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他的生活有了保障，从此结束了卖文为生的苦涯。在有生之年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当年，张恨水曾以他2000多万字的作品赢得了众多的读者。以作品数量而言，在现代作家中他是屈指可数的；以读者而言，也得到了许许多多人的青睐；以国际影响看，他的不少作品在国外收藏。解放多年，由于种种原因，对于这样一个著名作家的研究几近乎无，这确是不公正的。出于此种原因，笔者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想就其《八十一梦》分析一二，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纵观张恨水一生的创作，抗战文学是他创作的一个重要时期，而这一时期当首推《八十一梦》。 《八十一梦》写于1939年，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国难临头，大敌当前。可是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污，特务横行。对内压制人民的抗日运动，对外拱手让步，耍尽手段，大发其国难财。张恨水对此痛心疾首，要替人民呼吁。他认为，抗日战争是全国人民谋求生存的问题，但是民众没有起码的生活，就难以争取永久的生存。于是他停止了抗日游击战争为素材的写作，改写日常生活，先后写了《牛马走》（后改名《魍魉世界》）、《第二条路》（后改名《傲霜花》）等，而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对书报检查极其严格，不得已，便采用“寓言十九，托之于梦”的写法，写了《八十一梦》。作品在重庆《新民报》上连载，锋芒直指着充满危机的黑暗世界，国民党立即惊恐起来，下令《新民报》停止刊载，并派出特务对张进行人身威胁，这样，《八十一梦》只好停笔。然而，在当时的延安就有《八十一梦》的翻印本，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本书的价值。 （二） 就《八十一梦》这部小说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来说，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八十一梦》从多方面揭露了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投机商人的巧取豪夺，画出了一幅“雾重庆”昏天黑地五花八门的丑图。 首先，在作品里作者把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 1939年，已是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全面侵略的第二个年头。祖国的大好河山接连沦陷，人民在枪林弹雨中饮泣，国民党无视国家民族利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为了掩人耳目，便不得不找借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实行曲线救国。后在我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舆论声中不得不打起抗战旗号，大会小会夜以继日，苛捐杂税日益增多，而国土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下接连失陷。有道是“不平则鸣”，作者把自己的忧愤流露笔端，渗透到字里行间。《在钟馗张下》一篇里，作者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钟馗率领的荡妖大军压境之时，浑谈国却关闭城门，召开着紧急会议，以至于到了约定期限只派了两个代表来搪塞、拖延。含冤参谋故意挨过约定的半个钟头，才向钟元帅报告。而这时，浑谈国依然毫无动静，荡妖军攻入城内时，浑谈国的人们便纷纷然逃至郊外，召开什么“紧急救亡临时大会”，已经到了将要灭亡的关头，还是这样地大谈空话，以至于荡妖军断其水两天后，还在开“临渴掘井讨论会”，“求水设计委员会小组会议”，最后，这些可怜的国民们全都因无水而渴死了。这里作者不仅大胆地揭露了国民党的腐朽无能，同时预示出依靠这么一帮只会高谈阔论的国民党来抗战只有国家危亡、民族罹难。国民党政府的办事机构是一幅什么景象呢？我们不妨在《退回去廿年》一篇中看一下“农商部办公掠影”，科长陶菊圃摊了一本木版大字《三国演义》，架上老花镜，看得入神。佟君放肆地笑谈着；二等科员马君，拿一叠公用信笺作“菊评”；胡君津津乐道谈着打牌的趣事；坐得远一些的人， 轻轻地谈着麻雀经，两个比较高明的却是拿了报上的材料，议论国内时局。真可谓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这不正是国民党衙门作风的真实写照的吗？ 国民党统治时期，官僚阶层腐化堕落，贪污受贿蔚为一时风气。《在钟馗帐下》一章中，描述“我”进阿堵关的遭遇即可窥见一斑。第一道关是5元钱作为代价，第二道关是50元钱作为代价，在“私货严厉检查处”则奉上二百元钞票，至于总稽查那里，则是牺牲了两包棉纱。就这样，只要有钱，关卡一个个都可以越过，而那些守关者早把“国法”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只要能捞到油水，什么事都可以去干，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在《狗头国一瞥》中，作者不无讥讽地写道，他们上自国王，下至穷百姓，都以私相授受为亲爱，这不是对国民党官僚阶层的一个绝妙讽刺吗？ 其次，作者把投机商人的巧取豪夺，小市民阶层的闲散无聊，国民党官僚的伪善面孔全都暴露无遗。  《生财有道》里的邓进才在汉口撤退时，买了两箱药物，他发了大财。为了发财，他心里盼望战争能够持续下去；为了发财，他竟不愿给身患重病的仆人一粒药吞。只要能发财，他可以一切不管。一个卖纸商为了多赚钱，恨不得船在水中多停几天。他们时刻念叨着物价的飞涨，似乎战争的胜负与它们无关。即使在战争胜利时，也不失时机地进行巧取豪夺的勾当。像《号外号外》篇里，在一片欢庆胜利的热烈气氛中，作者借他人之口说道：“捆行李的绳子突然涨价，三块钱一根，大网篮也卖到二十块钱一只，到宜昌的船票，恐怕要卖到五百块钱一张了。”“天下事，无论好坏，一切都是富人的机会，一切都是穷人的厄运。” 在《天堂之游》里，官僚豪强出身的西门庆也在门楼上大书什么“厉行礼义廉耻，修到富贵荣华”，这就把官僚阶层的伪善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就连西门庆的“妻子”潘金莲也竟敢对履行公务的警察批两个嘴巴，全是仗着他的丈夫——十家大银行的董事长与行长，独资或合资开了120家公司。 《忠实分子里》里，花白胡子的老人对新贵们发泄不满“你们说年纪老大的是贪污分子，都赶了去。换上你们来了，没有别的，第一件事就是搂钱。你们不是贪污，干脆，你们是硬要！你们忠实！”王老虎对前来“征募寒衣捐”的童子军，非但一毛不拔，还大骂：“你们也谈爱国，国家大事，要等你这群小娃儿来干，那中国早就完了。废话少说，……你们滚出去！”之后却吹嘘报上登的无名氏捐千金之事就是他做的，这是何等的虚伪，其后的一则对联更是一针见血“却揽万山归掌上，不流滴水到人间。” 《星期日》一篇里，通过吴士干极力摆脱打牌寻找净土的所见——各色饭店挤满了人，就是公园的茶亭也没有空座，最终还是卷入到打牌行列中去的描绘，形象地揭露了国统区精神生活贫乏的市民们极其无聊的情况。 第三，作者在作品中一方面表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爱国者希望早日结束战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急切心情；一方面是对现实清醒地认识而无力去改变现实的痛苦。 在《号外号外》篇里，作者盼望战争早日结束的心情得到了比较充分地体现。当“我”听到日本大败的消息时，先是侧了脸静心地听，接着便忍不住了，转身就向大门跑了去。其他人的动静如何，只见各屋子门里牵连不断地向外吐着人，全奔了大路上来，向两个报贩子围去。连平日只知赚钱的老板也忍不住把两次号外买了十几张，口里还连说：我们可以回老家了，花这两个钱，不在乎，不在乎！ 正是因为作者有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力，所以《八十一梦》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作者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但由于他思想和环境的限制，不能也不可能给人们指出光明的出路，同样也不可能提供一付救世良方。 在《我是孙悟空》一篇里，“我”固然有降服妖魔的雄心壮志，纵然本领不弱——有七十二变，然而对付鹰犬之流也得借助于他人——廉颇和善财童子的帮助，在手指套着黄金、白金、赤金、钻石、宝石的老妖面前，也差点一命归天。 （三） 艺术形式服务与作品的内容，内容依附形式才能得到较好的体现。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能做到比较完美的结合，从而使自己在文学的天空中找到自己的星座，放出异彩。《八十一梦》也不例外，与它的内容相适应，作者所运用的艺术形式能较好地表达内容。 作品以“我”为线索来结构小说，是作品的一大特色。整部小说由九篇组成，每篇都可独立成章。作者又用“我”这条线索将作品连成一部，使每篇又成为这个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分割。 作为作品里事情的见证者的“我”，是作者精心设计的一个人物，他既不同于那些官僚恶吏，又不同于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这样，把“我”作为作品中的线索，而“我”本身的生活场景又比较大，对于全面地反映社会面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可以这样说，“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我”首先是一个爱国者，对祖国的兴亡极为关切。如《号外号外》篇里当“我”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时的激动心情便是爱国主义思想的流露。对社会黑暗现实，“我”也愤愤然，可“我”又无能为力，有时也不免随波逐流。像《退回去了廿年》中“我”由于把拾到的钻戒还给了总长的儿子，于是总长决定提升“我”，“我”也不免心中高兴。从对“我”这个形象的简单分析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状况，“我”在一定程度上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在里面。因为作者的思想基本上是旧民主主义的，始终没有得到飞跃而转变为一个革命者。 《八十一梦》共九篇，有写历史的、有直写现实的；有天堂，也有地狱；有人，也有神。这样共同组建成了一个艺术大厦，收到了咫尺千里的效果。九篇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对社会现实进行描摹和揭露，从而组成了一幅色彩浓烈的“雾重庆”图。这种结构方式，对于增加作品的社会容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创作方法上，作者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采用梦这种表现手法。“寓言十九，托之于梦”，调用历史上的人、神话中的人直接服务于作品，这种人物形象的“借用”，大大扩充了作品的容量，使得读者能在有限的篇幅内了解更为丰富的社会内容。更重要的是，作者同时运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广阔更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现实。 在表现手法上，作者大量运用漫画手法勾勒人物。《天堂之游》一篇写到“大概坐在汽车上的，有的是牛头、象头、猪头；坐在公共汽车里的，獐头、猴头；自然人头的也有一部分，但就服装上看来，人头的总透着寒酸些。”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作者的憎恶也溢于言表。诸如此类者，俯拾皆是。 在语言方面，《八十一梦》也有许多独特之处。首先，作者大量使用谐音，象吴士干（无事干）、万士通（万事通）、魏法才（为发财）、邓进才（等进财）等，对于突出人物的特点和个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主要是得力于作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学习和研究上，如《水浒传》、《红楼梦》中这样的例子就不少。 第二，写梦境，语言重在铺叙。作者好像讲故事一般徐徐道来，使读者觉得身临其境一样，语言质朴流畅，这样就容易让普通大众看懂，从而为扩大阅读面，给更多的人通过作品来了解社会提供了方便。可以说，作者在文艺大众化方面的探讨有他的贡献。 第三，个性化语言的运用也颇为成功。我们不妨看《狗头国一瞥》里，那个患咳嗽病的药商在街上大病发作时的一段话，药商向我们鞠躬道：“两位先生，我快要死了，请你打我几下。”拍了几下之后，那药商忽然骂道：“你这混蛋，你这混蛋！你这该死的混蛋！”当士通一怒之下狠打后，那药商大声道：“你再敢打我这边脸一下吗？”当补了一巴掌后，那药商深深鞠躬道：“多谢，兄弟的病已经好了。无论如何，外国的耳光是比本国的耳光要值钱一百倍。一耳光之下，百病消除。”寥寥数笔，就把药商崇洋媚外，卑躬屈膝的形象勾勒出来。 时至今日，《八十一梦》仍然因它的高度成熟的思想艺术成就，吸引着千百万的读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