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希望通过这个系统工程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储水池。土家族作家李传锋的长篇小说《白虎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完成的，讲述了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以幺妹子为代表的土家族打工青年回到古老的山寨，带领乡亲们在脱贫致富的过程中重建价值理想、建设新生活的故事，文学化地展现了一幅“新农村建设”的理想图景。李传锋曾以《退役军犬》《最后一只白虎》《红豺》等动物小说为人所知，尽管动物世界隐喻的也是人类生存状况，但像这样将笔触直接瞄准当下社会重大问题，近距离与现实展开对话，对他而言不啻于一次自我挑战。令人欣喜的是，这位土家族的后裔，立足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凭借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敏感和深入思考，以独立的价值立场审视乡土中国在21世纪的转型，以富有个性的书写为当代中国乡土文学提供了新的经验。这部作品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也充分说明了文学界对作家努力探索与思考的认可。
    在《白虎寨》一书中，李传锋以饱含深情的笔墨，比较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农民形象和基层干部形象，像憨厚老实的大谷、聪明痴情的春花、老成仗义的荞麦、世故善良的胡喳喳、有情有义的刚而立，还有精明强干的彭乡长、单纯执著的科技专家向思明，个个鲜活生动、令人难忘。尤其难得的是，不少人物还具有较为深刻的历史内涵。像主人公幺妹子，就是负载了作者深厚感情的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这位土家妹子读过高中，心地善良，为人正直，敢做敢为，不安于现状，对生活充满激情。尽管她在作品中的强烈政治话语场域中偶尔显得失真，但就整体而言，仍不失为一个符合小说内在发展逻辑的鲜活人物。她出生于武陵深山，耳濡目染土家文化长大；在南方打工期间，当过生产流水线的组长，感受过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回到家乡当支书之后，她又受到技术专家向思民、自由知识分子顾博士的影响，同时还在培训中接受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在古老的山寨中，对幺妹子的精神底色起到决定性影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她的父亲、老支书覃建国，另一个是都无队长。覃建国当过兵，身上烙着强烈的红色革命文化印痕，内心秉持着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精神，富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一个传统的共产党人形象。他一生克己奉公，尽管生活清贫、壮志未酬，却拥有一片丰饶的精神高地，受到村民的敬仰。都无队长年轻时与覃建国搭档、声气相投，他的脑子出现问题之后，就将修路作为自己生命的惟一——每天去敲梆岩上凿石——这显然具有强烈的象征色彩。都无队长有一支古老的牛角号，每当它呜呜吹响的时候，都会让人联想起土家创世神话以及土家先民的精魂。在作者的深情叙述中，都无队长成为土家文化传统的某种象征。这两个人的魂魄与幺妹子是息息相通的。作为一个现代女性，幺妹子的心灵是敞开的、包容的，她既对代表传统的父辈有着深刻的理解，主动承袭了他们的精神资源，又对现代文明充满渴望，积极吸纳。她在挫折中不断成长，逐渐走向成熟。看似互相抵牾的种种观念有机地凝聚在这位乡村女性身上，使她焕发出独特的时代光彩。当作家以一种饱含理解，同时也是充满赞赏的叙述语调完成了幺妹子这个理想化形象的塑造时，也传达出了他的有别于文学传统的一种文化价值观。
    我们知道，自新文学发轫以来，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就是作家们书写的重要主题之一。鲁迅高举启蒙主义大旗，深刻解剖封建伦理笼罩下的蒙昧乡村；沈从文着力发掘世外桃源的诗意，藉此抵御现代文明的侵袭；茅盾描写阶级压迫下的乡土世界，并以此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合理性；柳青则通过乡村合作化运动的宏大规划来与过去决裂，试图确立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价值立场。到了新时期，大量的乡土文学都着力书写市场经济冲击下农村土地的破碎和人心的失落，反映依靠土地为生的个体在两种文化或者文明冲突下的痛楚、挣扎。穿透复杂的历史表象，我们可以窥见这样一个事实：在乡土中国的书写中，传统与现代始终是尖锐对立的，尽管不同作家的文化价值立场各不相同，但是，这种异质也只不过是将批判对象进行了置换，从来未曾弱化二者的根本对立性。这种将传统与现代对立的思维方式，使得20世纪以来的中国乡土写作无论是基于传统价值的现代批判还是基于现代价值的传统批判，都陷入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白虎寨》中，作家摈弃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整体上认同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整合各种思想资源，通过对一系列充满正能量的人物的塑造，试图重建一种价值理想，并以此烛照生活。
    如果深入到故事的层面，我们同样也能感受到作者对于重建价值理想和乡土精神世界的努力。
    从《白虎寨》的主要线索和故事来看，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要打通敲梆岩天险脱贫致富，二是科学种植魔芋发展生产。前一个难题是通过个人威权来解决的（借助赵书记的社会资源和省委领导的批示），这显然与现代性理念是相悖的；后一个问题也并非那么迫切（从小说中的描述可以看出，白虎寨的经济贫困是相对贫困；从县委书记的口中也可知，种植魔芋只是为了开发新的经济支柱）。如果这部小说的叙事仅止于此的话，那么它的思想内涵和美学价值将大打折扣。所幸的是，作品中还用大量的笔墨叙述了白虎的传说、土司的故事、红军洞的故事等，而且巧妙地穿插了许多关于土家风俗人情的描写，在不经意间扩大了小说的意义空间，增强了文本的美学张力。这些书写不仅在追忆中发掘出那些业已弥散的精神——筚路蓝缕、自力更生、开放进取、自强不息、勇于牺牲、敢于担当等等，还通过逼真的细节描绘，重建了一种生机勃勃、令人神往的文化场域，让读者感受到，土家山民在经济生活之外，还有着丰富而充实的精神生活。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这部小说与一般的贴近现实、图解政治的口号式作品拉开了距离，呈现出较高的文学和美学价值。
    在当代农村，对于很多农民而言，最大的问题也许不再是苦于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而是苦于消费主义文化带来的巨大压力；不是苦于经济收入没有增加，而是苦于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不是苦于现实生活物质的绝对匮乏，而是苦于丧失生活的意义。改革开发进行了30多年，当前农村的问题显然已经不纯粹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不纯粹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是生活方式的问题。李传锋显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现实存在，并在作品中进行了艺术化的表现。譬如小说中有一节写到 “活丧”，表达的就是山民对于人生意义的追寻。从平叔临死前的奋力一舞，自然而然地引发出何谓人的尊严、何谓幸福感、什么是活着的意义等等精神层面的思考。显然，只有在这片白虎庇佑的灵性土地之上，村民们才能找到灵魂的安栖之所——这里是他们的真正家园。小说结尾有一段话：“大家都不敢相信白虎寨还有这般美丽的容颜。祖祖辈辈住在寨子里，大家习惯于往山外看，怎么就没有人回头来看看故乡呢？”回头能看到什么呢？薅草锣鼓、摆手舞、南曲、对歌、西兰卡普，还有由城市里传来的健身舞、电视、手机……白虎寨人在觉醒，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拒绝了经济的过速发展对乡土文化的侵蚀和对乡村的诱惑，并在努力重建着民间道德和乡村文化秩序。小说形象地告诉我们：要让农民的生活有根，对未来有预期，能够回得去家；要让村庄有文化，有生活感，有道德感，有价值感。
    历史已经证明，立足于传统文化现代转化之上的社会现代化工程的充分展开，才是中国人物质与精神追求的最终皈依。《白虎寨》正是依托这一价值理念展开叙事，生动地书写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所导致的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民族心灵的秘史”，并形象地揭示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生成。尽管这部小说有着较多的理想主义成分，但是，它对于价值理想的追寻，对于“正统”审美趣味的张扬，还有对于乡村的未来作出的与当下流行的作品截然不同的判断和预期，显示了一位成熟作家艺术化地处理生活的能力以及有别于流俗的思想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