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生前，苏珊·桑塔格就拥有了一大堆光彩炫目的荣誉头衔：“坎普王后”、 “批评界的帕格尼尼”、“曼哈顿的女预言家”、“后现代主义先锋作家”、“文坛非正式女盟主”、“大西洋两岸第一批评家”等。甚至，因为她激进犀利的挑衅话语，美国本土文人还给她冠以“本·桑塔格”的恐怖美名，让她与本·拉登相提并论。而在美洲大陆以外的地域，更多的人则唤她为“美国公众的良心”——当然，美国本土也乐于如此称呼她。 在战后资本主义文化界，她是“美国梦”的励志代表，也是“美国噩梦”的批判者。在二十世纪战乱余波仍续的年代中，红旗与玫瑰交相呼应，苏珊·桑塔格制造了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神话叙事：她的挑衅姿态不仅打破艾森豪威尔统治时代的迟钝无聊，也刺杀了战后资本主义时代死水微澜的僵硬话语；她引入的欧陆思想家改变了美国话语的表达方式，而她在时代现场的政治参与也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呆板面貌；在她那魅惑的左翼先锋姿态下，知识分子与科技进步之间形成了共谋式的智识合作，以激辩的红唇和嗜血的笔锋摧毁和重建了欧美战后知识分子的精神性工程。 当然，她也幸运地生逢其时。苏珊·桑塔格是美国社会共同铸就的传奇样板，但她也以自己的独特贡献回馈了那个时代对她的厚爱。她在自己身上克服了那个时代，也在时代面前塑造了自己，成为了世界知识分子的偶像级人物。或许，还没有哪位严肃型知识分子能够像她那样光彩夺目。像一枝带刺的玫瑰一样，她演绎了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偶像的辉煌历程，正如她在《在土星的标志下》给瓦尔特·本雅明所冠以的称呼一样，她也借助对本雅明的评价，半遮半掩地为自己封上了“最后的知识分子”的伟大名誉。 “制造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在成年成名之后，总是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早年生活阐释为命运式的联结事件，似乎她生来就是注定了成为知识分子的伟大命运。“我真正希望的是每种生活都经历一下，作家的生活似乎是最具包含性的。”苏珊·桑塔格在回忆的时候，对自己在童年时代的早慧意识没有任何质疑：“人们常说他们希望成为作家，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或者因为他们有话要说。对我而言，它是一种生存方式，就好像是加入了一群圣人的行列……我想我并非是在做什么自我表达，我觉得我正在成为什么，正在参与一项高尚的活动。” 桑塔格的人生要从中国说起。他的父亲供职于中国天津的皮毛贸易公司，在他出生不久后就返回中国工作，从此天人两隔再也没有见过。她那酗酒的母亲也并未赐予她什么温暖的回忆。由于父母的缺失感，孤独的桑塔格只能通过阅读书籍来完成自己的身份认同。真正让桑塔格寻找到人生使命感的阅读，来自于居里夫人的传记。对阅读的渴望和对智识的热忱，让桑塔格在同龄人中鹤立鸡群，以至于在读书的时候连续跳级。 在选择大学的时候，桑塔格果断地放弃了当时美国前五且生活舒适的加州伯克利大学，转而注册了充满着暴力行为和激进氛围的芝加哥大学。这所学校因校长罗伯特·哈钦斯的反体制教育而著称。桑塔格在这所被称之为全美唯一拥有欧洲气息的大学里，再度开启了她“观念世界的新征途”。 在芝加哥大学的智识征途之中，桑塔格像格林威治村的先锋艺术家一样，开始了自己对生活的主动掌控权。她与社会学讲师菲利普·里夫在会面十天后就立马闪婚：“带着对自我毁灭意愿充分的意识＋恐惧，我嫁给菲利普。”在智识的互补与私密的对话之间，丈夫去了布兰迪斯大学任教，她的儿子戴维·里夫也来到了家庭之中。而桑塔格自己呢，因为孩子的降临而选择了康涅狄格大学的英语文学专业，但她很快就放弃学位，离开了那所学校，因为那里的教育太缺乏挑战性了，教授们也在眼里显得过分的平庸。她选择了哈佛大学的哲学专业。 在哈佛求学时期，苏珊·桑塔格遇到了一位被誉为“希腊男神”般的导师雅各布·陶布斯。从他那里，桑塔格吸收了对相反观点的想象性同情和冲突性思考，她也将成为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端挑衅分子。也正是在哈佛期间，在性的压抑和智识的坦诚之间，在对哲学的共同热情和对无法分享的热情的沉默之间，她开始了对婚姻的叛逃：“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你得在生活与事业之间作出抉择。” 1957年，对于桑塔格来说，是人生的分水岭。桑塔格获得了一份前往牛津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的奖学金。英国傲慢的地方主义和浓郁的厌女症氛围，让桑塔格在四个月后就告别了牛津岁月，立马投入了完全不同于之前那种压抑氛围的巴黎。在那里，她摆脱了大学机构、研究报告、学术人事政策的限制，也远离了狭隘的立场之争和等级制度。那里的学生在生活中也进行着严肃的思考，在咖啡馆里花费大量的时间，从最简单的事物上寻找到更多的复杂性。 对于习惯了摆脱传统制约的桑塔格来说，巴黎知识分子的波希米亚式生活方式正是她所渴求的理想。最重要的是，桑塔格生逢其时地出现在了巴黎的黄金时代。1950年代末的巴黎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往后几十年最重要的学术发展趋势，正是从当时巴黎对文学、电影和思想等领域的社会讨论而奠定起来的。巴黎知识分子在政治问题上那种热情而又激进的讨论方式，是桑塔格在保守压抑的美国社会里所没能享受过的；而巴黎知识分子对电影文化的探讨，让桑塔格对美国社会的文化等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巴黎的别样生活，让桑塔格在社会体验和学术方法上都有着重要的革新意义。她吸收了法国思想界对美国大众文化兴趣的观点，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观，打破了雅文化和俗文化的范畴。在往后回到美国的人生中，桑塔格将把这种知识理念带到美国，借助雅各宾派式的论断腔调，结合了严肃性和流行性的知识分子随笔写作，将欧陆思想的复杂性带到了美国评论界，重创美国老牌知识分子的傲慢迟钝，改变了美国思想争论和文化批评的表达方式，像福音一般迎来了另一代人的到来。当然，苏珊·桑塔格将在美洲大陆迅速崛起，她的名声将盖过所有的知识分子，像明星一般被社会各界所谈论。 “成为桑塔格” “我一生的巨大改变，一个发生在我移居纽约时的改变，是我决意不以学究的身份来苟且此生：我将在大学世界的令人神往的、砖石建筑包围的那种安稳生活之外另起炉灶。”当桑塔格带着儿子到纽约定居时，没想到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引来了一场争夺抚养权的法庭判决，尽管最终儿子归属于她，但让日后她在出版界和文学界引来了扎堆的抹黑修辞。幸好，六十年代的美国已经开始了松动，自由的气息在年轻一代中间不断地涌动着，只期待像桑塔格那样的知识分子点燃话语战争的导火索，重建文化秩序的新大道。 在最为恰当的时刻，桑塔格回到美国开创属于她的时代。整个五十年代的美国批评界死水微澜，被压抑的话语正等待着有人以笔为剑，划开一道呼吸的缝隙。作为美国文化界的特殊群体，早年对美国文化思想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纽约知识分子群体”掌控着杂志的发稿权和话语权。整个美国的年轻一代，都在等待着新文化旗手的降临，推倒老牌文人所构建的文化高墙，打通社会话语的流动性。 以1963年为分水岭，无论是民权运动，还是文化浪潮，抑或是越南战争，还是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巡回演唱会，尤其是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先锋运动浪潮，如同一把文化的匕首一般扎进了传统秩序的心脏。一个去中心化的平等话语体系正在逐步建立，甚至“纽约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也发生了内讧，《异议》和《纽约时报》的创刊上市，大众文化杂志的流行，乃至新技术发展下的广播和电视等新媒体，不断地分化着美国社会的话语权力。桑塔格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开始了她的文坛之旅。这位轻慢美国本土智力的文化批评家敏感地把握了美国社会智力的迁徙路线：大众文化和先锋艺术正在准备与高级文化进行文化领导权的社会斗争。 当然，美国文化界的话语分化和意见分歧，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新旧秩序的文化传承，正是老牌知识分子们的左翼价值观直接开启了新生代的文化激进思潮。只是，在桑塔格与上一代知识分子之间，不仅对新事物的诞生持有相反的理解，甚至人生的方向也截然相反：父辈偶像们以自由独立的撰稿人身份参与着美国公共文化政治讨论，最终在名利双收的社会荣誉中转入了学术领域；而桑塔格则逃离了这条舒适的道路，走出象牙塔与民众打成一片，并且终身成为独立的自由撰稿人。 每一位渴望建立文学声誉的人，都盼望着未来的事业有成。在最初写小说的时候，她也懂得如何借助自我神化的做法，让大家认可，同时也让自己成为有说服力的榜样。她敢于挑衅，在1963年秋的“当下文学批评”专题讨论会上，她直接向评论家德怀特·麦克唐纳发难，当场宣布他根本不懂她这个年代的作家们，而莱昂内尔·特里林和爱德蒙·威尔逊这样的大评论家实在沽名钓誉，早就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 离经叛道的《关于坎普的札记》以锋锐犀利的话语激化了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冲突，反叛精英文化等级观念，抗拒精英文化等级秩序，打破高雅与流行、理智与激情、思考与感受的文化疆界，让这位来自精英文化阵营的叛逆者一夜成名，偶像的破坏者成为了先锋文化的新偶像，这多少有点反讽。紧接着，《反对阐释》的出版让她成为受追捧的偶像，而《在土星的标志下》则奠定了其文化批评家的地位。这些著作通过为别人立传而为自己定位：通过本雅明、西蒙娜·薇依、加缪、卡内蒂、罗兰·巴特、布罗茨基、博尔赫斯的光谱来述说自身的独特精神。 在散乱的形式主义哲学和美学思想下，她响亮地提出了诸如“反对阐释”、“坎普”、“沉默的美学”、“新感受力”等主张，虽然这些主张的理论建构并非来自于桑塔格，但正如马尔库塞在《论解放》中宣称的那样：“新感受力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因素。”“新感受力”在文化激进旗手桑塔格独特的激辩话语下，颠覆了贵族时代遗留而来的高级文化的伦理模式、审美旨意和权力意志，以普世主义的神话叙述迎合并丰富了美国六七十年代大否定、大反叛的文化语境，为社会大众树立了崭新而魅惑的美学标准。 歇斯底里的麦卡锡主义造成了公共言论的沉闷趋同，在经历了“顺从的五十年代”后，美国社会仍然迎来“迟钝的六十年代”。早已厌倦了沉闷无聊的美国民众们，似乎早已在风起云涌的五六十年代里等待着苏珊·桑塔格的到来。在法国感受过欧洲大陆文化熏陶的桑塔格，以启蒙运动的精神与左派自由主义作为自己思维与写作的出发点。桑塔格咄咄逼人的写作风格及其激情洋溢的行事风范，正好迎合了反叛文化的先锋形象。以左翼风范名世的桑塔格，在这场文化夺权的反叛运动中，对真正的左翼思想并不感兴趣，但左翼风范却俘获了美国大众的反叛心理。这片激辩的红唇，以激情的姿态不断地发现新事物，表达新观点，引发新争议，尽管她的行文能够清晰地看出犹豫局促以及故作自信，她依旧以剑走偏锋的激辩方式，尖锐犀利不可收拾地坚定着反传统、反权势的道路。 “魅惑桑塔格” 或许还有一点不容忽视，苏珊·桑塔格对于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正如她对新文化的理解能力一样，她比上一代知识分子更懂得如何借助新媒体的传播技术，来完成自我神话的建构和话语夺权的能量。在媒介转型的年代里，桑塔格不仅了解如何制造爆点的话题性，也深谙新媒体的传播焦点。就像桑塔格闯入纽约城时能够迅速建构起世界性关系网一样，她在各种新技术面前都能够如鱼得水般地存在：用时尚照片进行自我宣传，用精英话语为时尚杂志撰写稿件，筹集资金拍摄先锋电影，在波黑战场上演话剧，在领奖之时批判颁奖机构，借助笔会主席的职权解救异见分子，在时代命题面前果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对美国文化秩序制造挑衅的同时，桑塔格融合了精英知识分子和先锋文化参与者的双重身份，既勇敢地保持了与主流舆论的疏离态度，又敏锐地捕捉时代的变化轨道。除此之外，她对美国文化的贡献还体现在与欧洲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上。早年深受桑塔格喜爱的欧洲文化，经由她对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萧沆、罗兰·巴特、王尔德和戈迪默的推荐介绍而引入美国思想界，重塑了美国文化的内在灵魂。积极地扮演着媒介者和传播者的角色，构建起美国和其他各国文化交流的桥梁，进而推动了美国现代文化与各国文化的发展和交流。 不仅如此，与上一代知识分子独守书斋进行理论批判和意识形态争辩所不同的是，桑塔格勇于走出书斋，与民权运动分子们一起涌上街头参与着街头政治，甚至被捕。在越南战争期间，她敢于深入观察越南民众的生活状况；在关押政治犯的关塔那摩监狱虐囚事件爆发后，她不仅猛烈抨击美国政府的非人道行为，还尖锐地批判着知识分子的冷漠行径；在波黑战争的炮弹飞起时，桑塔格在废墟上导演着《等待戈多》的话剧，以人道主义的左翼话语揭露着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对个体生命的无情漠视；在9·11事件之后，以武断的口吻反思着从麦卡锡时代到冷战对峙再到小布什保守主义的反动修辞，抨击《爱国者法案》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尽管自己与病魔持续着几十年的斗争，但她似乎不可遏制自己参与时代的本能性冲突，为公共社会和公众群体承担起观察、提醒和鞭策的责任。 和其他西方知识分子一样，苏珊·桑塔格也没能避免叙拉古的诱惑。当时的美国左派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陷入僵化乏味的社会景观，遥远陌生的第三世界国度正在进行的社会动荡激动人心，希冀他们能够对现存的僵化秩序产生猛烈的撞击。除去写作言说以外，自1966年开始，桑塔格还以激进的姿态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使之一度成为美国文化的道德典范，她的政治立场和公共话语也影响着同时代人的判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保罗·霍兰德在《政治朝圣者》中以知识分子对古巴、苏联和中国的态度为研究方向，痛斥西方知识分子对苏联路线表现的奴颜卑膝，而这三个国家正是桑塔格所青睐的，这使得她愤懑无比，她在曼哈顿公共剧院声称自己从未被苏联蒙骗，而是她认为某些政权会比美国更加重视文学家和艺术家。直到布罗茨基的暧昧关系与东欧知识分子的影响后，她稍加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对以前的话语进行修正。从入驻文坛时的矛盾身份和文化困境开始，这片激辩的红唇就从来不缺反对者和追捧者，政治观点亦复如此。 激辩的红唇用最具活力的话语修辞参与着时代的命题，魅惑的形象以最具前沿的先锋姿态搅乱文化的格局，桑塔格在战后美国社会中永远处于在场的位置，正如童年时代她所希望的那样，她在不断地寻找着自己在历史中的独特坐标。桑塔格在其近六十年的创作生涯里更多扮演的是作为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而带给美国社会和美国民众的深刻影响。 随着反叛运动的冷却退场和全球社会的深刻变革，当年桑塔格提出的坎普文化最终被消费在流行文化当中，而她用作反对现代主义教条的后现代主义逐渐成为新的公共观念信条，但从一开始就争做先锋文化教母和后现代文化旗手的她最终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世俗盛誉：从反叛的主力变为社会的主流。这正如程巍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中所叙述的那样：那些曾在格林威治村放浪形骸、在街上高呼革命口号的哥伦比亚大学生，在毕业后不久，就以新面貌出现在了曼哈顿窗明几净的写字楼里，夜里则换上质地考究的休闲服装混迹于长岛一带凭会员证才能进入的酒吧或俱乐部。正是这种在社会与知识之间纠缠不清的角色困境，给予了我们纪念或者反思桑塔格以及桑塔格们的重要性：后现代语境下知识分子的自我追求与社会担当。 桑塔格当年的思想在中国当下如此流行，正因为其契合了中国当下文化语境。除去桑塔格犀利尖锐的批判文风及其特立独行不拉帮结伙的行事风范，桑塔格当年关注的那些论题如今依旧不曾过时，比如艾滋病、恐怖主义、同性恋、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个人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困惑与求索等。当年的桑塔格所表现的对公平、正义、和平等普世价值的拥护，她那对抗平庸的“批判的智性”也是我们这个经验被磨平的阿尔法社会在重构过程中所需要的。尽管她是以一种文青论政式的思维方式观察和发问，但这种不沉默的姿态在头脑被禁锢的年代里同样弥足珍贵。桑塔格献给美国文化或世界文化的一大礼物就是：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去寻找思想的自由。 我不想写很多书。我只想写几本精彩的、一百年后人们依旧会阅读的书。 我不想成为教授，也不想成为记者。我想成为一名作家，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 ——苏珊·桑塔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