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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复 重复（repetition）涉及叙事与故事间的频率关系，指语词、细节或事件的多重话语呈现。对于重复叙事的本质，热拉尔·热奈特如此界定：“重复是思想的构筑，它去除每次的特点，保留它与同类别其他次出现的共同点。”[26]而J.希利斯·米勒则从读者反应的角度对重复叙事的重要性作出阐释，指出对小说的解读多半要“通过对重复和由重复所产生的深层意义的认同来实现”[27]。重复即强调，每一次反复叙事都不是无谓的重复，也不是简单雷同，而是意义的叠加和增殖，它使小说的主题得以不断复现，宏观层面的主题重复，往往在微观层面上，通过主题词的重复以变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海明威深谙重复叙事手法，其小说往往通过浅显的词或句式的重复，“来刻画生命的惨淡”[28]。凌叔华的小说也不乏重复叙事的运用，主要包括语词、语式和场景三方面。重复性修辞手段的选择，不仅有助于推动情节进展、表现人物个性和内心感受，而且还强化了作品的主题涵义，使读者透过表层文本领悟到潜藏的深层意义，从而使叙事修辞效果得以增强。 首先，说到语词的重复，不得不提及《资本家之圣诞》。这是个复调小说，叙事在圣诞前夜老爷在家里的活动和对往日的回顾之间穿插进行，而促使两条线索自如切换的主导动机就是礼拜堂的“钟声”。“钟声”在全文出现四次，每次都使资本家沉浸到往事的意识流中。第一次是他十四岁在上海看圣诞会的情景，暴露出其追求名利的野心；第二次是他在美国的留学生活，表现出他爱慕虚荣的一面；第三次是他回国后做圣诞会以及撰稿攻击社会不良现象的事，暗示出其虚伪本质；第四次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暴露出他的专制。可以说，“钟声”的复现，使一个专制、伪善、冷酷、自私的资本家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腐败堕落的社会也得到了无情批判。在《无聊》中，“无聊”、“烦闷”这样的词多次出现。一大早如璧便情绪不好，觉得一切都是“无聊”的，看到来访的白太太得意的神色，她愈发觉得“无聊”；后来发了一番“为什么要被人像猪一样养着”的感慨后，又自我解嘲地认为“猪该是无聊的呵”；在白日梦中度过了一上午，想到还要去买东西，觉得好“烦腻”；在商店逛着，她更加“烦腻”，说着“烦死人了”就打道回府了；坐在洋车上，想着绸缎庄伙计的话，她“更加烦闷”。显然，这些消极词汇的重复，强化了婚姻生活给主人公带来的窒息感，暗示了她自我意识的觉醒，揭示出她渴望挣脱婚姻家庭的桎梏、追求自由解放的潜意识，而作家的女性主义思想在此也窥见一斑。 其次，至于语式的重复，《“我哪件事对不起他？”》较具代表性。胡少奶奶是典型的封建婚姻中的旧式女子：克尽妇道、柔顺贤德。然而，七年未见的丈夫归国后对其却冰冷异常、百般挑剔。后来她发现，原来他是想离婚以娶王小姐的，悲愤绝望的她只能发出“我哪件事对不起他？”的哭诉，服毒自尽。标题话语在全文出现四次，前三次出自女主人公之口，最后一次是在跟妈的梦呓中出现：“我们姑奶奶哪一件事对不起姑爷？”可以说，句式的复现，强化了小说的潜在意义，即封建婚姻制度对女性的毒害和摧残，展示了女性他者的失语状态和悲剧命运。另外，在《有福气的人》中，句式重复同样得到了完美体现。标题句式在全文复现三次。开篇是这样一句话：“平常谈起好命，有福气的人，凡认识章老太的谁不是一些不疑惑的说‘章老太要算第一名了’！”[29]在强调了儿孙满堂的章老太“真是福气”之后，叙事者又证明了“老太的福气是谁都赶不上的”，因为她从小衣食无忧。然而，文末真相的浮现，却揭示了章老太“福气”的虚幻性：儿贤孙孝都是假象。在此，叙事重复加强了反讽效果，凸显了人的异化和幻灭主题。 最后，叙事结构的重复表现为场景的重复。《女儿身世太凄凉》由两个相似的场景构成。第一个场景涉及待字闺中的婉兰和表姐就其包办婚姻所做的交流，身为新女性的表姐劝说婉兰拒绝旧式婚姻、寻找自己的幸福；第二个场景展示出嫁归宁的婉兰和三姨娘的谈话，此时追求个性自由的表姐因遭到诽谤而抑郁致死。场景的复现，凸显了两位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一个囿于封建婚姻的桎梏生不如死，一个虽有新思想却不为社会所容。结构的重复，强化了作品的深层涵义，即父权制社会对女性自我的压制和摧残，并暗示出作家的女性主义思想。《中秋晚》中叙事结构的重复，在于对四个中秋场景的描绘。小说是个复调结构，即敬仁夫妻感情越加疏离和家道越加败落两条线索的并行。第一个中秋晚，指涉夫妻关系破裂的经过，敬仁成了一家妓院的常客；第二个中秋节，为了两个石头胡同的姑娘，他竟把杂货铺典给了人，太太动了肝火，小产了；第三个中秋晚，由于敬仁搬弄是非，他母亲把他太太骂了一顿，后来太太又小产了；第四个中秋晚，结满了蛛网的破败小屋已到期交割，敬仁太太连个住处都没有了。四个中秋场景的复现，强化了人际的疏离这一主题。这四个本应是团聚、和谐、温馨的场景，展现的却是分离、隔阂、悲凉。随着家道的衰败，他们夫妻的隔膜也渐深。至此，结构重复使作家消极的婚姻观走向极致。 关于文学作品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批评界曾从不同层面给予阐释。正如黑格尔所言，就好的艺术作品而言，“其内容自身隐含着外部实在的、甚至是感性形式的在场，并与这种形式达到完美融合”[30]。亨利·詹姆斯则把小说的形式和主题归结为“针”和“线”的关系。[31]珀西·卢伯克同样说过：“好的作品，主题和形式应和谐一致而又难以区分。”[32]卡勒也强调，要思考小说隐含意义和阐明意义时的具体做法之间的关系[33]，即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彼得·巴里更是明确指出：“形式和内容在文学中融合为有机整体，有其一，必得其二。”[34]特雷·伊格尔顿则认为，文学批评通常从非语义或形式方面来把握意义，在此意义上，“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割的”[35]。在中国古代则有孔子的“辞达”说，道家的“得意忘言”论，王充的“外内表里，自相副称”说，以及陆机的“诗缘情”说等。[36]毋庸置疑，以上看法均不同程度地消解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二元对立性，肯定了它们的同一性和交融性。而这种同一性和交融性，在凌叔华的作品里已得到体现。上述分析表明，凌叔华在其小说创作中，通过对反讽、隐喻、意象和重复等叙事修辞特征的选择，巧妙地表达了其意图中的深层结构，使小说潜在的深层含义浮出表面，达到了作为“能指”的叙事与作为“所指”的主题的统一，并透露出作家的多元思想和对世界人生的体认。具体来说，就反讽而言，幻想与现实的冲撞、表象与实质的反差在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叙事真实之间产生一种张力，从而戏剧性地呈现了作品的主题寓意。至于隐喻，人物话语和行动等细节描写、甚至是标题，均超越了文本表层意义，间接而含蓄地使隐含的深层意义得以去蔽。此外，意象的运用，在渲染主题情调、烘托人物瞬间情感体验的同时，更是凸显了人物的境遇、暗示了深层象征涵义。而重复性叙事不仅使人物的性格和精神状态逐层显现，而且使主题内涵得以强化。诚如伍尔夫所说，小说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找到一种方法，可以得心应手地写出他要写的东西”[37]。可以说，作为一个现代短篇小说家，凌叔华显然已经找到了得心应手地表达她的思想的方法了，那就是通过叙事手法的选择性运用，跨越故事的“显在”意义，而把某些在表面上隐而不彰的深层结构巧妙地揭示出来。对此，读者需充分施展想象力，进行积极阐释，在对小说深层精神寓意的追寻中，感受微妙隐秘的审美内蕴，以期获得更大的审美愉悦。可以说，凌叔华对表层和深层双重文本的驾驭，既达到了主题寓意的强化，又凸显了审美效果，最终实现了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而其现代小说叙事艺术也得以精彩呈现。 （原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