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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使命。从1994年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2011年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再到2016年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我国的扶贫政策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到“扶贫入户”再到“精准扶贫”的演变。几十年来我国取得的扶贫—脱贫成就是巨大的，也为世界消除贫困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贫困往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就业环境处于劣势的结果，而产业结构和就业环境的改善需要教育环境的提升，教育环境的提升则又以个体和区域的发展为前提。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语言是人力资本的一种。语言能力的提升有助于贫困地区人们的信息获取、技能学习、教育改善、劳动力流动和产业的升级，从而改善贫困地区的发展和教育状况，进而为《“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的“教育扶贫、产业发展扶贫、转移就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生态保护扶贫、提升贫困地区区域发展能力、社会扶贫”等多种产业扶贫措施提供传达和实施的基础和保障，并最终促进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实现扶贫—脱贫的目标。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就提到，要在民族地区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则将语言因素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比如建立健全双语教学体系；加大双语教师培养力度，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加强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特困群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等等。 与此同时，教育部、国家语委于2017年4月发布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提出了“强国必先强语，强语助力强国”，“扶贫首要扶智，扶智应先通语”的方针策略；国家民委也几乎同时印发了《“十三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规划》。这两份文件都将为国家扶贫—脱贫方略的实施提供切实的语言层面的保障。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全国有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它们基本属于老（革命老区）少（少数民族地区）边（边疆地区）穷（瘠苦甲于天下）地区，贫困程度较深，生态环境脆弱，普通话普及率低。大量研究表明，方言差异往往会带来劳动力流动的阻碍和工作机会的缺乏，方言地区人们普通话水平的提高也会带来收入的增加；而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来说，语言差异也会带来相似的问题。不掌握国家通用语或者通用语水平较低，往往导致较低的收入，所以不管对汉语方言区来说，还是对少数民族语言区来说，都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力度。正如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所说：“用普通话扶贫，用扶贫推广普通话，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此外，在贫困地区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时，还需要认识和处理好几个问题：语言统一往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针对贫困地区儿童的语言问题，宜采用“语言相对论”而非“语言缺陷论”的理念；在实际操作中，要使语言学习与当地产业结构的发展相协调；针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进行教育语言规划时，似乎不宜进行“一刀切式”的教学，即直接用普通话进行教学，而是应该在衡量当地的产业结构、师资力量、语言的资源性、语言的身份认同性等因素的基础上，采取“分阶段式”的教学，即在初级阶段用本地语言，然后逐渐过渡到双语；整合各种资源和策略，比如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方式加强当地群众与相对富裕地区群众的交流，以提高贫困地区群众对普通话“红利”的认知，让他们体会到“语言资本—信息—工作—收入”之间实实在在的关联。 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进程中，语言因素往往是较容易被忽视但却至关重要的方面。语言能力不足往往是社会经济发展中边缘性和脆弱性的症结之一，而以语言能力的提升为基础，我们才更有希望减少贫困。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