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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丛考》中，作者特别关注了“白文系列”，不再把它们单纯看作供人欣赏的书法之作，而从文献角度论定其价值。如初唐欧阳询书写的《离骚》《九歌》书帖，北宋米芾书写的《离骚》《九歌》卷轴，都是他们依据当时《楚辞》本子抄写的，和后来的刻本有些不同。如《九歌》11篇，欧阳询、米芾的书法都没有《国殇》《礼魂》二篇，说明他们所依据的《九歌》原本就是如此。由此，使得这些白文本具有了版本学方面的价值，有助于考察《九歌》篇目。 众所周知，现存《九歌》共有11篇作品，但是它何以命名“九歌”，历来就有争论。如明代黄文焕《楚辞听直》、陆时雍《楚辞疏》等认为《国殇》《礼魂》二篇原不在《九歌》之中，是后人增补的，《九歌》只有九篇，故名“九歌”。这个说法遭到以后许多学者批评，以为没有文献依据支撑，不可靠。欧阳氏、米氏的书法之作，倒是为黄文焕、陆时雍等提供了证据，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至于字句之间的差异，更为校勘刻本《楚辞》提供了丰富的佐证。 这个系列的资料，素为《楚辞》文献研究者所忽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谈不上利用。《丛考》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无疑也是具有开创性的。 如果说，《丛考》通过体例编排的创新真正做到了考镜源流，那么，在具体的撰述过程中则力图辨章学术。这使它不同于一般的书目、解题类著作，只做版本介绍、叙跋抄录式的工作；也不同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类著作，在基本文献信息的介绍之外再对内容与价值等进行简要的价值评判。而是立足于版本、文字的比对、校勘，结合字词的训诂、章句的分析和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在分析、比较中论断是非，进一步认识每一部书的文献版本价值。 于此可知，《丛考》的撰述绝非仅仅限于一般的文字比对校勘，而是在对相关历史文献的熟练把握和深厚的古代文学与文化基础之上所做的学术辨析，是具有深度的学术研究。因此，它不仅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文献目录学著作，更是一部包含着作者多年心血的学术著作。 在《楚辞》文献的七大系列中，明清以后的160余种《楚辞》注本，内容丰富而又驳杂。如何就其文献价值做出全面、系统论述，不仅需要客观态度，尤其需要学术功力。《丛考》作者在此用力甚多，不乏真知灼见，并对前人疏误多有驳正。经比较、研究，还总结了明清以后的《楚辞》注本的几个特点。 作者注意到，这一时期的《楚辞》注者多身处蹇难之中，郁郁不得其志，而后借屈原之酒杯，浇自心之块垒，都有所寄寓。因而，在其注本中的“屈原”形象各不相同，均有注解者自己的身影。作者指出，读者在阅读这些著作时，必须与其坎坷的人生际遇结合起来思考研究。通过他们的注释，可以了解到明清学者对《楚辞》的再次解读、阐述的学术面貌，认识屈原精神在明清时期的嬗变。 由此，作者进一步注意到，明清以后的《楚辞》注本，多以朱子《集注》为蓝本，虽然和《集注》本有些差异，但总体来看其文献版本价值不大。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注本对字词训释、篇章大旨的抉发，以及在屈原生平等文献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有时哪怕只有一条，也予以充分肯定。作者在细致的比对校勘中，也发现了古人注书中的重出现象，有些属于学术不端的抄袭行为。作者将其揭示出来，以还学术史之真貌。 此外，作者对于明清以后的名家或佚名作者留下大量批校、批注的开发和论述，约三十多种，也给予了特别关注，发现其中有价值者，虽一字一词，亦给予介绍。如王国维手校汲古阁《补注》本，用正德《章句》逐字对校，以证明与《补注》所引或本多同，说明正德《章句》本的蓝本确是宋刻佳本。又如近代王献唐批注屈复《楚辞新注》的用韵，如果单列出来，简直是一部《楚辞韵考》。再如佚名批注李陈玉《楚辞笺注》、佚名批注王闿运《楚辞释》等，考订生平或谈文论艺，对于研究《楚辞》均极有文献价值。 《丛考》一书的撰写，主要是黄灵庚先生。黄先生穷其大半生精力研究《楚辞》，是当下楚辞研究方面国内最知名的学者之一，这是该书所以取得众多创获的根基。然而，黄先生并不以此为满足，对于其中的个别著作，他还分别邀请了几位学有专长的国内外学者撰写相关条目，进一步保证了该书的学术质量，也是一次跨境学术组合、研究互动的尝试，为当今学术研究提供有益经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