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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末到隋唐，佛教在中国传播数百年之后，才开始产生了《坛经》这样具有伟大民族特色的经典，才有了禅宗的五家七宗，此后更是有了宋明理学。西学东渐，也不过才一个多世纪。在这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对于西学的接受，从来并不是波澜不惊。相反，鲁迅的拿来主义之所以一再被提起④，正说明了国人对西学的某种拒阻态度始终存在。当然，我们对西学并不完全采取排斥态度，我们毫无保留欢迎拥抱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我们愿意在这些方面心悦诚服地做学生。但是对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我们一直抱持一种似拒还迎的暧昧立场。这种暧昧立场最明显地体现为一种工具主义立场：知识的确定性、组织叙事的方法论、事实与阐释之间关系的有效性，这些方面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考虑的首先是某种学说对我们的实际效用。 实际上，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有自身灿烂的学术研究史。总体上来说，对中国古人而言，数理化这样的科学理论对我们是非常陌生的，但是，文史哲这些领域，我们一方面对其研究对象非常熟悉，但是另一方面用以把握对象的方法和问题意识却与西方学术传统有不小的差异，虽说也并非没有重叠之处。不幸的是，正是研究对象的相近，以及研究视角的某种重叠，很容易让我们得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这种大而化之的结论，而忽视其中的巨大差异。因而，如前所述，在科学与技术领域，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并产生了一个赶超意识，事实上在某些领域确实也产生了不少卓越的科学家，催生了一些工程技术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由于它更多地涉及到价值与主体，客观性更难以获得确定，我们很难自认自己还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然而毋庸置疑，我们今天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得到世界公认的科学家和技术成就，不过具有全球性影响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尚难寻踪迹。一个相对简单但是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学者们的H指数⑤。根据一项搜索时间截止为2017年2月第二周的对于谷歌学术引用数据(Google Scholar Citations)的调查，H指数为100的人一共有1612名，其中领衔者为弗洛伊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为人们熟知的哲人有布迪厄(第5名)、福柯(第7名)、德里达(第40名)、马克思(第72名)、乔姆斯基(第108名)、德勒兹(第165名)、鲍曼(第214名)、阿多诺(第282名)、韦伯(第552名)、阿伦特(第712名)、波普(第713名)，等等。在同样这个名单中，找不到任何我们熟悉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家⑥，但是却可以找到多达73名对我们而言相当陌生的华人科学家的名字，其中排名在前50的就有4位，在大陆就职的科学家共有13位入榜，其中重庆大学的张义国教授排名88，这充分证明了中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确实已经取得了公认的成就，而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则悄无声息⑦。 中国人文学科的落后，我们还可以从若干数据中得到简单而直观的说明。一个是笔者于2017年7月31日，在知网上分别选择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量级人物名字为主题词，勾选的学科包括：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一二辑、经济与管理科学，选择的杂志类型为核心与CSSCI，发现了这样一些现象：其一，在西方目前被引用数据最大，也就是对西方学者具有最切近影响的大多数哲人，例如布迪厄、阿多诺、本雅明、德里达、阿伦特、乔姆斯基、拉康、葛兰西、巴赫金、阿尔都塞，等等，得到的搜寻数字均未超过1000。仅有弗洛伊德(1062)、福柯(1331)和哈贝马斯(1673)超过。中国学界重视程度明显超过他们的是西方古典哲人，例如柏拉图(2092)、亚里士多德(2335)、康德(4367)、黑格尔(4335)，以及在中国得到特殊青睐的海德格尔(2559)。情况可能是这样：当当代西方学人受到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那些西方思想家强烈影响的时候，中国学人可能更多地受到一两个世纪甚至更早之前的西方思想家的影响。就中国对西方思想主流的接受和消化而言，我们与西方同行并不同步，事实上要滞后不少，尽管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共享同样的资讯。至于中国学者对于本土资源的汲取呢？我们对古代圣哲的远绍⑧，要明显大于对现代和当代硕儒的近承⑨。如果对于古人的称引远胜于近人，这无非是表明，中国学术的传承似乎进步不大。这当然并不是否认像孔子或者庄子这样文化伟人的经典意义，并不是说他们不应该构成我们不断返回的某种思想高峰，而是说，他们思想的绝大部分内容本来应该已经成为学界的常识，我们在思考相关学术问题上应该有新的逻辑起点，这些新的起点是由一系列光辉的名字来赋予肉身形象的。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在中国学界作为主题讨论得最多的人，可能是以下三位：马克思(78244)、毛泽东(24474)、鲁迅(10630)。马克思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但是毛泽东的首要身份应该是政治家，而鲁迅则是毛泽东确立了中国文化旗手位置的左翼作家。这里可以看到，中国的学术研究受到政治文化的强烈影响。政治正确虽然作为一条不言而喻的原则，构成了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但是政治意识如果不仅仅限于在大的方向上发挥指导作用，而且渗入到每个论证环节，那必然会导致政治观念的庸俗化⑩。 我们还可以援引另一项数据从另一个侧面来证明这一现象。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这本洋洋150万字的调查报告中，苏新宁与他的团队统计并分析了已出版的国内外图书在CSSCI类刊物所发表的论文中的被引用情况。从中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在哲学、宗教学、历史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文化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这些不同的学科中，《鲁迅全集》都成功地进入了前十名。《鲁迅全集》中当然也有对于文学的研究，但是总体上来说，鲁迅的首要身份毕竟是个作家而非学者，当他的著作能够在不同学科中进入被引用的前十名的名单，这固然说明了鲁迅的影响力之大，但也同时说明了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总体上来看还处在一个相当业余的阶段。同样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许多通史、概论和教材性质的著作而非更具学术深度和方法论意义的著作进入了前十名[16]。 也许从西方的后殖民理论的立场来看，我这样思考问题本身，就是将自我他者化也就是自我殖民化了，我承认我们冠名为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写作存在着优劣差异，而且还承认确定差异的标准来自于学术共同体，这个学术共同体的主要参照系就是西方学术界。另一方面，对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来看，我这样总体贬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成就乃是民族虚无主义、自我矮化。从文化政治上思考，这显然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都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之旅尽管并非毫无意义，但也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因为他们判断的标准是它缺乏跨语境的挪用潜能。双方都无意之中遮蔽了它作为一种精致、复杂、深刻、真实和有力的知识形态进入中国学界的润物细无声的泽溉意义。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知识维度依然是值得关注的。这是因为，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它不仅仅具有语境相关性和现实针对性，与此同时，使自己的批判得以可能或有效的叙事规则、论证程序、阐释过程依然具有科学知识的普遍价值。章学诚指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17]我们正可以通过法兰克福学派对于西方社会的具体批判来把握他们所言之抽象道理。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另一种政治上重估中国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如果承认我们在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的大的方面上还落后于西方，我们也应该承认，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言，我们的差距更大。只有正视这一点，我们才能产生迎头赶上的明确信念。清末以来至民国期间，中国的文化英雄们都无一例外地主张，吸纳引进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自己实现文化的凤凰涅槃的先决条件。具有中国风格与气度的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世界学术共同体，这不仅是中国的光荣，也能让世界的文化景观带来新的繁荣和异彩。西学的中国化道路漫漫，我们只能以水滴石穿的坚韧，只能采取葛兰西之所谓阵地战的方式，全面也当然是缓慢地逐一攻取。如果我们中国学人能够朝乾夕惕，在西学的海洋中浸淫蚕食，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此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也许是我们该秉持的长远战略。今天，西方人文学科领域似乎一片哀鸿遍野。西方学者们纷纷论证着人文学科的合法性与重要性，抗议着人文学科日益边缘化、为人文学科设置的教职日益减少。与此相反，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逐年加大了对教育的投资。985工程才休止，双一流建设又箭在弦上。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科研事业得到了政府的高水平经济支持。在可以想象的未来，将西学精华融入到中国文化体内的伟大复兴是否会出现呢？是否会伴随着经济起飞逐渐显示其存在呢？是否政府所期待的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最终会到来呢？这值得我们遐想与期待。 致谢：本文相关数据的搜集整理，得到了我的研究生李佳念和张旭同学的帮助，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