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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詹姆逊以意识形态分析为主要方法，从断代、再现、视角、现代性话语及其研究策略等方面分析了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詹姆逊通过意识形态批判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现代性理论的建构性、想象性，及其对真实的遮蔽、歪曲。在此基础上，詹姆逊提出了正确对待现代性理论的做法：放弃总结、发明和使用现代性概念的努力；以现时本体论的态度对待现代性；用乌托邦的力量来解决现代性的困境。詹姆逊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把握西方现代性与现代性理论。 关 键 词：詹姆逊/现代性理论/意识形态/断代/再现/视角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思潮的现代性研究”(14BA014)。 作者简介：李世涛，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李世涛(1969- )，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学博士。 意识形态分析是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当代西方学术界尤为重视的一种研究方法，它也深得詹姆逊的青睐。在詹姆逊看来，统治阶级除了依靠暴力外，还必需依靠其社会动员、宣传和广泛的认同来维持其地位。与此相反，与之对立的意识形态必然会挑战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通过揭穿其虚假、伪善，以动摇其地位、取代其霸权。存在着各种意识形态及其不平衡的斗争，而我们又身陷其中，这样，我们就需要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意识形态批判必须同时具有自我分析、自我意识和自我批判的形式。”①不仅如此，对于詹姆逊而言，现代性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分析还发挥着极为独特的作用：“我们不能解决这些矛盾，但我们能够意识到它们。这就要求我们发明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分析。在这种分析中，我们既要看到作为实在的事物本身，又要看到概念，透过这种概念，我们得以看到实在。我们还要做的是，识别这些概念在公共论辩中所起的作用。”②应该强调的是，其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较为宽泛、灵活，指错误意识、有意或无意的歪曲、想象性的建构等等。詹姆逊把意识形态分析运用于现代性理论运作的各个环节，彰显了其意识形态性，使其研究具有了鲜明的特色。 一、从断代看现代性理论的意识形态性 在詹姆逊看来，现代性是一种叙事，并不是说，它就是随心所欲的，不需要说明事实和真相。相反，它的叙事基于一种断代，我们只有根据现代性的情境，才能对其叙事进行说明和判断。通常而言，各种现代性理论为了论证和叙事的方便，一般都要先确定一个绝对新的开端，然后就这些新的特征展开其论述。其中，许多现代性理论都把笛卡尔所说的时代视为现代性的开始，并把他提出的自我意识、自我返观(“我思故我在”)或返观性作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这些普遍情况告诉我们，任何现代性理论都必须肯定断裂和新颖，以及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语境。 出于建构理论的需要，现代性理论必须通过断代来肯定断裂的绝对性、新颖，及其语境，也由此建立起了其合法性。通过现代性理论对断裂的解释，我们可以发现断代叙事中的意识形态。各种现代性理论都设置了一个因绝对断裂而导致的新的开端，但其根据是什么呢？尽管答案不同，但大都承认历史的断裂。而且，断代还是一种叙事，通过调动叙事的力量，增强了其说服力。也就是说，“是连续还是断裂的判断，有点像历史编篡学的一个绝对性的开端，这个开端不可能通过材料和证据得到公正的解释，因为它首先要对材料和证据进行整理。”③因此，在整理材料和证据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阐发支撑其因果逻辑关联的时候，对现代性的叙事、对现代性开端的设定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只有拒绝和压制其他叙事，现代性叙事才能达到其目的。为此，现代性叙事就会在论证中想方设法地掩饰其所得到的利益。但这样做时，它必然会以其叙事反证其反叙事的立场，并必然导致被压制的叙事的回归。鉴于此，我们就应该承认、揭示蕴涵于现代性叙事中的意识形态：“从所有似乎是非叙事的概念中，找出暗中起作用的意识形态叙事，尤其是它们被直接用作反对叙事本身的时候。”④ 从历史编篡学的角度看，现代性是通过叙事来展现历史或历史事件的。尽管现代性话语不是历史或历史事件本身，但它们是对这些历史或历史事件的叙述和阐释，是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事实进行的排列、组合和加工的结果，现代性话语并且通过分析建立起了历史材料之间的因果关系或逻辑关联，从而使这些阐释显得真实、可信、有说服力。但是，我们无法证明现代性叙事的真伪，其原因是：“它试图把个别事件作为观察点(但这样的观察点又是任何个人所无法把握的)，然后再分别从纵向和横向把现实的事件联系起来，但至少可以说，现实事物之间的互相关系是我们不能触及和验证的。”⑤鉴于此，如果我们认识到现代性理论的叙事特点，认识到因果关系的获取有可能以牺牲历史的客观性为代价，而不是把它视为客观存在的研究对象，就可能有助于我们排除一些错误观念和虚假问题，以客观、正确地认识现代性理论。同样，现代性理论的断代也是一种叙事，它以一定的视角统摄、加工了历史材料，并建立起了这些材料之间逻辑联系，使其叙事显得合情合理、可信，但其真实性则是无法被证实的。 从修辞学的角度看，现代性是一种转义、一种独特的修辞效果、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性的重写行为。也就是说，现代性具有自我指涉性：“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被视为指涉其存在的痕迹，指涉它自己的能指，其形式正是它的内容。”⑥现代性的转义导致了其内容和主题的修辞性：“在我们谈及的所有那些作者中被视作现代性理论的东西，差不多就是它的修辞结构在其涉及的主题和内容上的投射：现代性理论基本上就是其投射的转义。”⑦从现代性的叙事效果看，现代性转义又是一种时间结构，与我们对未来的预想有关：“它似乎在现在的一个时段内集中于一个承诺，并立刻在现在的另一个时段内提供了把握未来的一种方法。”⑧因此，现代性转义就具有了力必多功能，它类似于提供了与未来相关的乌托邦，但又不是乌托邦。而且，现代性转义与顺时的、历史化的“第一次”这样的叙事关系密切，它以集体的方式和线形的时间重新组织了我们的感知，并宣告了与过去断裂的新时代的来临。这样，现代性转义既以不同的方式“有力地置换了以前的叙事范畴”，又作为中介具有消除功能的作用，即以其转义起到了掩盖、压制、歪曲或夸大某些历史事实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讲，对现代性主题的强调，对诸如“自我意识”“返观性”等现代性特征的强调，就成为现代性转义进行重写的借口：“这并非说，这些特征或主题是虚构或不真实的；它只是为了明确这样的观点，重写的行为本身比宣称的对历史的洞察具有优先性。”⑨重写的行为导致了对现代性主题和特征的重构，这种重构行为的意识形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对已有的说法或叙事进行改写，还指向、夸大其喜欢的事物，抑制自己反对的东西，并对现在和未来产生了影响。 重视笛卡尔及其提出的自我意识、自我返观(“我思故我在”)或返观性等现代性特征，是西方很多现代性理论的共性，其中所蕴涵的断代方法也很有普遍性。詹姆逊以此为例，分析了断代的具体运作及其表现出来的叙事性、修辞性等特点，特别是断代行为、改写行为的意识形态性，使我们对断代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实际上以此否定了绝对开端的叙事，他的研究能够纠正我们把断代视为历史事实或历史本身的错误观念，从而有助于客观而科学地认识各种现代性理论。而且，从断代方面看，可以发现现代性话语的断代各不相同：有的把笛卡尔时代视为现代性的开端；道格拉斯·凯纳尔(Douglas Kellner)与斯蒂文·贝斯特(Steven Best)把中世纪或封建主义之后的那个时代视为现代性的开端；柯什勒克(Neuzeit)把15世纪视为欧洲现代性的形成期；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把16世纪视为现代性的开端；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把17世纪视为西欧现代性的开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们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⑩。不仅如此，这些现代性理论在对现代性分期也有很大的差异。尽管这些行为导致了许多不同的结论，但在这些结论背后却存在着非常相似的断代方式，也印证了詹姆逊的许多结论。因此，詹姆逊的断代研究以他对现代性话语的分析为基础，是一种高度的抽象和概括，其结论也很有普遍意义，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现代性理论断代时的意识形态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