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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再现看现代性理论的意识形态性 随着现代的出现，在断代成为可能的条件下，现代性才可能出现。但现代性是如何出现的或者如何被展现出来的？这个问题涉及到现代性的主体，以及主体的再现，而且，也关系到现代性能否存在的根本问题。在研究现代性的再现时，詹姆逊借鉴了海德格尔的“再现”概念，展示了现代性的再现机制和西方现代主体的生成，并以此揭示了建造现代性理论中的意识形态。 康德认为，主体是本体而不是现象，是不能够被再现的。詹姆逊据此认为，意识与主体相似，意识作为本体也是不能够被再现的。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詹姆逊并没有否认自我和个人身份被再现的可能。许多西方现代性理论大都把笛卡尔及其“我思”设定为现代性的绝对的开端，如果我们循着笛卡尔的思路，就能够看到西方主体、现代主体或现代性的主体的出现。詹姆逊发现“我思”并不是着眼于主体性，而是主、客体的分裂：“‘我思故我在’这一思想的现代之处不是主体性，而是一种扩张；如果寻找绝对开端的行为在根本上存在着因果关系的话，那就是客体，它形成了主体对自己的反抗，以及主体与客体的距离(著名的主体与客体的分裂)。但是，客体无论如何总是一个特殊历史过程的结果(它是与普遍的生产相似空间的结果)。”(11)现代性总要确定一个绝对的开端，绝对的开端与主体、客体的分裂密切相关，它是一种叙事，现代性也据此成为神话。詹姆逊由此揭示了现代性神话的诞生：“现代性的绝对开端的说法也是一个叙事，我也不愿意依靠那个令人怀疑的、无生产性的公式，这个公式只是一个神话。”(12) 海德格尔的现代性理论很有影响，并且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性理论的运作。因此，詹姆逊要分析海德格尔的“再现”、视角等概念及其现代性理论，并由此揭示现代性的出现及其再现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按照海氏的思路，表现离不开主体和客体，在通过分离进行假设、通过假设进行分离的行为中，主体和客体都通过自我生成而产生对方，也很难确定它们孰轻孰重。在德语中，“再现”的意思是：“它的结合起来的各部分传达出这样的含义，即把某种东西放到我们面前，再把假定的客体放在被感知的状态下予以重新组织起来。”(13)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再现”的具体含义可以表述为：“再现就是主体/客体的分裂，只是‘再现’这个词强调了这对立两极的相互作用，然而，另一个公式能够通过对双方的命名将它们分开，例如，一方是主体而另一方是客体。”(14)也就是说，主体把一个客体放在自我面前，并对它进行观察、直觉性地感知、思考、想像、认识，或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建构客体。“再现”同样离不开视角，正是视角把客体建构成了看得见、能够被概念化的客体，也是视角赋予了再现的意识形态。需要说明的是，视角建构的客体有虚构，也有主体对它的生产或投射，但视角也为客体的建构提供了某些真实的东西。视角建构的目的是为了得到肯定性，对于笛卡尔的“我思”来说，就是要确立“怀疑”的绝对地位，即怀疑是不可动摇的基础，通过它可以消除不真实、虚假的东西，从而“历史性地展现正确的真理概念”。与此相似，现代性也是这样被展现的，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再现。实际上，正是特殊的语境保障了笛卡尔的“我思”的现代性，该语境以笛卡尔的时刻与中世纪的学术、神学的绝对断裂为前提，并由此肯定了“我思”这个行为本身的解放性。 在詹姆逊看来，海德格尔重视现代性的再现功能，并提出了两种现代性的叙事模式：第一种叙事是把具体功能从其语境中抽离出来，使它在新的系统中发挥不同的功能，这种模式经过发展后，在福柯和阿尔都塞那里表现为对生产模式的过渡与改变的解释；第二种叙事是旧体制的残余成分能够长期地存在。通过这两种叙事，海氏建立起了其现代性理论。从再现的角度，可以获得海氏现代性理论的实质：“主体与客体在特定的知识关系(甚至是支配关系)中重新安排时形成了(现代性)这个词：客体成了仅仅是知道或被展示出来的东西，主体则成为展现(客体)的处所和的媒介。”(15)詹姆逊认为，海氏的现代性理论克服了人文主义视角的局限，也优越于任何一种人文主义式的叙事。同样，借助于海氏的再现、视角理论，我们可以分析作为现代性的重要叙事之一的“自我创造”。由于主、客体可以相互生产对方，因此，“自我创造”也属于一种叙事，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 在构建西方现代主体的过程中，自由、个人主义和自我意识这三种因素是不可或缺的。其中，自由在建构西方现代主体、现代性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现代性与某种特殊的西方自由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个观点的成立依赖于一种特殊的假定或叙事，即前现代的人是不自由的、顺从的、被奴役的，现代性促成了个体的真正自由，自由也成了资产阶级的重要标志。詹姆逊认为，这个假定不能成立，或者说这是一种叙事，是意识形态的建构。个人主义思想也是建构西方现代主体的重要因素，它与自由相联系，并为个体的自主提供了保障。但矛盾的是，这种思想的假定——现代人是自由的，而其他人不自由——自身便是武断的，它既缺乏个人主义，更是对自由思想的否定。这样看来，个人主义也同样充满了意识形态性：“它宣称自己把握了被解放的个人的内在变化，也把握了他与自身的存在、自身的死亡、其他人之间的关系。”(16)建构西方现代主体所离不开的第三个因素是自我意识或自我反省性。自我意识或自我反省性是一个哲学概念，实际上，正是在这个概念的引导下，现代性才得以讨论自由和个人主义，并建构了自己的叙事。同时，也正是依靠它现代性才能够被展现的。然而，自我意识和意识一样，都是本体，都是不能够被再现的，而且，我们也难以确定其他人是否具有自我意识。这样，自由、个人主义和自我意识都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现代性对它们的论证也都存在着神秘之处。既然如此，西方现代主体也就成了“沙滩上的大厦”，迟早面临着釜底抽薪、大厦将倾的危险。 既然再现是建构的产物，既然西方现代主体存在的基础不复存在，既然主体、主体的真实经验、意识和自我意识都不能够被再现，詹姆逊就有充分的理由断言：“不能根据各种主体性的分类来组织现代性叙事(意识和主体性都是不能够被再现的)。”(17)这样看来，任何根据意识转变和主体性建构起来的现代性理论都面临着失败的命运，也都是无法使人接受的，其原因就是再现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