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主义文学为何在俄大行其道 王宗琥:我认为其实俄罗斯先锋主义文学能够在俄罗斯大行其道,发展规模和影响超过欧洲任何一个国家,主要源于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这个内因。我把它归结为三个方面:极端主义、性格的矛盾性、性格的不确定性(难以定型性)。这也正是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1946)中提到的俄罗斯民族性中最重要的三个方面。 俄罗斯人的极端主义也叫最大化主义,是指俄罗斯人不喜欢选择一部分,而是喜欢追求最大化的终极状态——要么所有,要么零。这在先锋主义中表现为两个方面,即最大化地否定传统和追求艺术表现的最大化。性格的矛盾性是指俄罗斯人身上深刻对立的双重性:残酷、暴力却又善良、温和;笃信宗教却又追寻真理;具有极强的个人意识却又服从于集体主义;陶醉于民族主义却又推崇普世主义;绝对的驯顺却又绝对的叛逆。这种截然对立的两极性是俄罗斯文化的特有现象,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身上这种矛盾性的深刻体现——异常强大的肉身性和同样强大的精神性,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俄罗斯文学中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两极对立——艺术的美学典范和艺术的伦理典范,而且两位作家出自同一个源头——自身强大的原始的、自发的力量。在俄罗斯先锋主义文学中,这些矛盾性反映在两个方面,即在先锋、前卫、充满革命性的同时又回溯到古老的传统;推崇存在主义式个性化内在体验的同时又倾心于集体的、大众的艺术。 至于俄罗斯民族心理中的不确定性,或者说难以定型性,这更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区别性特征。这一特性体现在俄罗斯先锋主义艺术团体和风格的变幻多端、难以形成统一确定的形式等方面。所以我认为,先锋主义运动在俄罗斯之所以能蓬勃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契合了俄罗斯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 捷廖欣娜:有观点认为俄罗斯先锋主义文学受到乌托邦主义和宇宙主义的影响,我赞成这一点,别尔嘉耶夫和洛茨基确实从不同角度对俄罗斯民族性格和文化有过论述。但我作为文学史家,更愿意用文本说话。马雅可夫斯基第一个剧本《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1913)就是基于俄罗斯民间滑稽剧《马克西米里安国王》创作的。革命后,马雅可夫斯基喜欢在诗歌中使用一些表现力强的俄语辅音(如颤音和唏音),例如二月革命后脍炙人口的诗句“你吃吃凤梨,嚼嚼松鸡,你的末日到了,资产阶级!”即是先锋主义文学实验的一种表现。此外,很多先锋主义文学作品也都能够从传统文化或文学中找到原型,例如民间笑话、宗教文本等。 弗龙:古代文学因素对于俄罗斯先锋主义文学特别重要,尤其表现在赫列布尼科夫的创作中。马雅可夫斯基经常使用的街头语言也是指向古代文化的。 尼科利斯卡娅:我认为首先可以从语音层面上寻找俄罗斯先锋主义文学的起源。克鲁乔内赫就通过语音实验打破传统词语的结构模式(如“爸—爸—爸/哔—哔—哔”),捷连季耶夫也在《论大失体面》(1920)中从语源的角度讲到法语对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影响。 俄罗斯历史文化显然也对俄罗斯先锋主义有着潜在而深刻的影响。卡缅斯基其人其作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自己几乎一生都在扮演17世纪农民起义军领袖拉辛。1916年他在第比利斯与马戏团的管理人员签订了演出合同,表演时穿着拉辛的戏服,骑在白马上朗诵自己的诗歌。20世纪20年代他在格鲁吉亚租了几艘船,自称船长拉辛,带领船队沿着格鲁吉亚河航行,引来众人侧目。他对人们的反应很感兴趣,也在意同时代人或后世对自己的评价。他的讽刺喜剧《出丑的死人》(1927)中主人公佯装自杀,想听听那些在报纸上抨击他的人会在其葬礼上说些什么。他躺在棺材里,听着人们的溢美之辞,猛然坐起说:“那你们在报纸上写的都是些什么?!”后来尼古拉·艾德曼的《自杀》(1928)中也有类似的情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