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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现代的“读者—阅读”论 后现代关于语言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的文本理论，进而影响了对文学的阅读与接受的理解。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读者、欣赏者的角色得到了突出强调，并被放在与创作者平等的地位上。事实上，如果说在之前的理论思考中，欣赏者只是作为一个被动地接受终端存在，那么在后现代语境中，欣赏者则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角色被引入创作过程中，并积极地参与了这一过程。欣赏者地位的空前提高也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之文本观、作者观和世界观的必然逻辑后果，正是在欣赏者这一环节中，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体现出了一种它所反对的“整体性”。 后现代文论认为，作家写“书”，但“书”还不是“作品”。作品之所以是作品，在于某位写作品的人和某位读作品的人由于说的权利和听的权利而相互争执。一本人们不读的书是“某种尚未写出来的东西”，阅读使“书”写成或被写成。读者阅读的时候首先使书摆脱一切作者，使书成为无作者的书，与作者写作的巨大的不安经历相比，读者的阅读是无比的轻松和愉悦。后现代要求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抹掉作者，而且也要抹掉读者自身。对阅读威胁最大的东西是“读者”这个实在，他的个性，他的不谦虚，面对他所读的东西他顽强地要保持自身，要成为通常善于阅读的人。布朗肖认为，阅读、看和听艺术作品更要求无知而不是“知”，要求某种由巨大的“无知”所赋予的“知”，要求某种并非事先给予的天赋，在忘我中每次去取得、接受又失去的天赋。读者并不把自己的姓名添补在书上，而是以其无名的在场，以这种谦恭的、被动的、可互换的、毫不足道的目光抹去了一切姓名。只有这样，当作品被阅读时，它从不曾被人读过，它只有由这种独一无二的阅读打开的空间里才能实现它的作品的影响，每次都是第一次，每次都是惟一的一次。[20]200 欣赏者地位的提高还具有另外一层重要意义。如我们所知，审美自主性或审美自治(aesthetic autonomy)是定义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这一自主、自治则被瓦解，并让位于一种审美民主(aesthetic democracy)。所谓审美民主，即包括文学等在内的任何一种文化制品不再是某一特别阶层的专属物，相反，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接触到这一制品，并对其发表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误读问题，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另外还是主体与世界、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结构早已渗透进了文学系统之内。语言自身的解构性阅读成为一种多义的生成性的意义生产行为，因为“一种符码的兴建总会预设它的反面：符码的破裂。因此，符码化往往与超量符码化和解符码化力量交织、渗透在一起”[21]252-253。而符码的破裂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必然，符码的意义处在一个生成性的过程中。 在现代性的视野中，借助于理性的公共性，对文学文本的阅读被认为是一种建立在“理解”之上的接受，进而进行反思的过程。“是否看懂”可以构成对一个阅读者的约束与评判，但由于文本观的改变以及对创作行为的认识的改变，阅读不再被看做是一种被动性的行为，“理解”这个词几乎从阅读理论中退场了。罗兰·巴特有这样一种观点： 阅读是一种工作，且此工作的方式，具拓扑学特性：我不隐于文之内，我仅仅是游移不定地居于其中：我的任务是移动、变换种种体系，从体系的观看点，则既不止于文，亦不终于“我”：从效用来看，我发现的意义并不由我或他物确定，乃由其成系统的标记确定：阅读的标志，惟有其体系分类的特质与持久性而已，换句话说：惟有其运转而已。究其实，阅读是一种语言的劳作。阅读即发现意义，发现意义即命名意义；然而此已命名之意义绵延至彼命名；诸命名互相呼唤，重新聚合，且其群集要求进一步命名：我命名，我消除命名，我再命名：如此，文便向前伸展：它是一种处于生成过程中的命名，是孜孜不倦的逼近换喻的劳作。[22]70 在传统批评视域中，阅读只是被作品牵着鼻子走的线性活动，阅读是无声的、被动的，因此，传统批评有着充分的理由忽视它。但是在巴特的思考中，作为“一种工作”的“阅读”在“移动、变换种种体系”时，“所读之物”才得以展开自身。巴特利用“语言”与“言语”的模式关系，区别了“阅读者”与“阅读”。阅读作为一种语言劳作，其实就是一种“言语的生成过程”，随着种种体系的纵横交错，阅读具有了层次化，阅读生发出了多层、甚至近于混乱的“意义”。这使阅读摆脱了“单义”的限定，因为传统批评相信作品蕴含着作家深埋于其中的意义，阅读的最高任务就被认为是寻找到这一意义，否则该阅读是无效的。 传统上，阅读被限定为阅读者经过自己的思索，寻求并确定作品的意义，但在后现代文学理论中，阅读中得到的这些意义，并不是由阅读主体确定的，也就是说，意义并不来源于主体。它们事实上是阅读者思想中已有的那些观念所决定的。就具体的意义而言，它是由观念系统的标志，即一个或几个观点所决定的，即“系统的标志所确定”。但是，意义不断绽出，然后不断与其他意义交错、汇合，不断流动、运转。因为，阅读者思想中已有的观念系统是多种的，它们在阅读中共同起动，不让彼此，并不断交融，作品的“最终意义”这一神话，由此也被击破了。 这种阅读观实际上继续着对于“作者死亡”的深化，巴特曾经是借助结构高于个人的原则来否定作者的，而在此，巴特则是通过深化“阅读”这一概念进一步否定作者的特权，认定作者只是依据某些规则进行游戏的人。读者也并未在“阅读”中获得高于作者的特权——读者的阅读活动，如同作者的创作一样是依照众多已有规则进行的。 “巴特式阅读”使得“作品”在众多体系的错综交织中被呈现为不断四溢的流动过程。作品所谓的“已经写就”“已经完成”等特性就此被击碎。“符码”的出现更是清楚地表明任何一部作品，事实上都只是符码汇集交织的结果，即巨大的文化、语言之网上的某个聚结点。因此，伴随着“巴特式阅读”“符码”等一同出现的是作品的“死亡”。作品死了，诞生的是什么?文本!但文本的产生恰恰是以读者为中心的理论才可能发现的文本。这种文本是作为对解释的召唤而存在的，“解释一篇文，并非赋予该文一特定意义(此意义多多少少是有根据的，也多多少少是随意的)，而是鉴定此文所以为此文的复数”[22]62。这种解释不追求意义，而是一种呈现，呈现“文”的复数性。 这种观念的要害在于：“文”是作为复数形态出现的，“文”的意义也就是多样的，那么在阅读中，这种复数状态有没有限度?这个问题没有被追问，也给不出限度，因此文本实际上具有无限多的意义(或者说意义的生成是无限的)，这意味着文本本身没有结构、没有中心，文本实际上被“解构”了。解构的步骤一般分为两步：第一步，立足于细读文本，破译文本，致力于文本的客观解释和复述，寻找所谓的真实或本源；第二步，展示原初的不可能，放弃追寻本源，以游戏的态度来对待文本。其前后之间构成反讽关系。这里的要领是要注意解构并不是首先对文本进行非理性的、任意的解构和颠覆，而是在充分的尊重原文本的前提下，逐步揭露表面上和谐单纯的形而上学观念的内在矛盾，展开所谓的双重阅读，德里达谓之为“双重写作”或“双重科学”。解构不完全是消极的，解构提示我们，真理、存在的意义可能并不存在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语言和哲学中，可能只能在某种边缘的领域寻找。这就意味着，意义的生成本身不是一种意义的放弃，而是对话语霸权的反抗，是对新的意义的不断寻求。 五、结语 后现代文学理论实际上是在传统的文学活动的范式内对每一个环节，各环节之间的关系都作了颠覆式的深化与反思，在这种反思中我们对文学活动的认识不是被消解了，而是被深化了。后现代实际上把对当代社会的现实经验整合到关于文学的认识中，理论不再是一种反思形式，而成为一种实践形式，理论在后现代状态下，成功地与我们对于现实的体验结合在了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文学理论实际上是一场还原，理论向实践经验的还原。这一还原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一种消极性或者对抗性，而在理论形态上它没能体系化也对抗着体系化，但它并没有摆脱文学理论的基本“架构”，在貌似离经叛道的观念背后，每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都被用“铁锤”思考了一遍，不是为了打碎，而是为考验。实际上前现代及现代文学的许多观念都没有经受住这种考验，这并不是遗憾，而是“面向事情本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