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在文化软实力方面大幅度提升，作家创作高峰性质的作品是时代赋予的社会使命。能否创作出高峰文学作品取决于作家能否站在时代的精神前沿，精准理解和把握当下中国的时代精神，精准理解和把握“时代精神”在内涵上的四个逻辑维度。创作高峰文学作品需要这样的时代精神：面向政治、不忘初心的人民精神，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无私无畏的批判精神，国家的主流社会精神。承担时代使命的作家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识、敏锐的政治意识、强烈的批判意识、崭新的世界意识、多元的包容意识、形上的超越意识。 关 键 词：时代精神/逻辑维度/社会内涵/高峰作品/高峰意识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17ZDA269]；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共执政文艺意识形态管理经验研究”[14BZW007]；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者资助项目“中国现代文论知识形态生成研究”[2015-YXXZ-09]。 作者简介：张清民，河南大学 文艺学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张清民(1965- )，男，河南睢县人，博士，河南大学特聘教授，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外文论与美学研究。 从中外文学史发展的规律看，每当一个国家处于社会变革的当口，优秀的文学艺术家就会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精神，并把它反映到自己的创作中去，从而创作出具有高峰性质的作品。“高峰”作品也就是文学领域中被人们公认的顶尖作品，这类作品通常具有史诗性、震撼性、经典性等特点。 高峰文学作品的史诗性在于，它对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所做的描绘，如同一幅形象化的历史画卷，因而构成一种另类的历史。高峰文学作品的震撼性在于，这类作品在内容和风格方面波澜壮阔、大气包举，不但能够体现一个时代社会的生存状况、政情变化、人际关系，还能体现该时代人们的伦理道德、社会风气、精神面貌，因而能够打动、感染读者，唤起他们在情感和心理方面的强烈共鸣，起到令人激动、振奋人心的艺术效果。高峰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在于，这类作品具有普通文学作品所没有的哲学高度，诸如深广的人生意识、强烈的忧患意识、阔大的宇宙意识，在艺术叙事方面更是炉火纯青、臻于至境，在描写众生生存境遇之时，能够穷形尽相，曲尽世情之妙，让不同年龄和水平层次的读者都能接受，且在理解和解释上可以各取所需。 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段，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中华民族的发展已经处在了历史大转折的当口。按道理说，在这种社会语境下，文学领域应当产生一些在创造上具有原发性、在影响上具有恒久性、在价值上具有普适性的品牌作品，能给当下的读者在审美教育层面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活力和思想酵母，成为中华民族文艺伟大复兴之途中文学发育和成长的起点。但是，目前的文学界呈现给人的是另外一种景象：网络上存在着的文学作品虽然数量惊人，但在内容上缺少思想深度，缺少令人崇敬、令人感动、令人荡气回肠的成分，许多网络文学作品在艺术创造上缺乏艺术美的意味与成分，过于追求娱乐化倾向，矫情、造作与无厘头的语言成为许多网络文学作品的常态；纸质文学媒体上的作品，也同样存在产出质量与数量不成正比的问题。在2015年的全国文艺工作者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把这种现象概括为“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1]。 如何破解文学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这一理论难题?笔者认为这一难题的解决取决于作家能否站在时代的精神前沿、精准理解和把握当下中国的“时代精神”。把握时代精神、反映时代精神，既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之所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之所需，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传统的民族，中华文明孕育下的国人固然有重视实用理性的传统，更有重视精神和理想追求的传统；这一传统在中国历史中表现为这一特殊的精神维度：人们可以承受生存之“重”——诸如痛苦和磨难，却忍受不了生命之“轻”——精神理想和价值目标低俗乃至缺失的生活状态。 一 什么样的社会精神才是“时代精神” 要了解“时代精神”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首先要弄明白“时代精神”这一概念的思想来源和理论意义。 “时代精神”是18世纪开始出现的一个语词。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围绕人的解放与社会发展等政治目标，启蒙思想家提出了一些能够引领文学话题的宏大语词，诸如“人道”“人民”“人民性”“时代”“时代精神”等。这类概念不是启蒙主义者在书斋里拍拍脑袋想出来的词汇，而是18世纪西欧诸国社会矛盾与问题在思想家头脑中的反映——阶级矛盾尖锐、革命暗流涌动，社会革命急需战前的意识形态动员。上述宏大语词是从政治角度描述文艺与社会关系的富有鼓动性与感染力的文学概念，启蒙主义者借助它们在文学领域进行宏大叙事建构，对民众进行精神模塑。由此人们可以明白，启蒙思想家研究文学的真实目的是想借文学之酒杯，浇思想启蒙与社会变革之块垒，所以他们特别关注文学作品是否表现它所属的“时代的精神(l'esprit du siècle)”[2]。“时代精神”这一宏大语词在西欧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狄德罗所用的“l'esprit du siècle”相应的“Zeitgeist”“spirit of the age”“spirit of the time”在德国与英国流行开来。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英语世界以“spirit of the age”“spirit of the time”为名的专著有多部，可见“时代精神”这一概念影响之深。“时代精神”这一概念不但影响了启蒙主义时期的文学创作，而且也深深影响了19世纪史达尔夫人、泰纳、朗松、赫尔德、黑格尔、马克思、斯宾塞、卡莱尔、赫兹里特等思想家对文学现象的认识和分析，从而成为大多数欧洲思想家共同关注的理论话题。在文学研究中，一些批评家以“时代精神”等宏大语词为逻辑根基，建构起了以集体伦理和“大我”为社会舆论导向的社会历史批评模式。 在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时代精神”这一概念也被引入到中国的文学批评中。“五四”新文学运动以降，在文学批评中使用“时代精神”者不乏其人。但是，以“时代精神”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甚至是主导标准，则是在1949年以后的事情。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界还一度就文学批评中的“时代精神”问题进行过大讨论，只是由于极“左”政治因素的干扰，学者们最终也没有讨论出个所以然来。当然，讨论该问题的学者们在认识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讨论者科学精神欠缺，鲜有人对此概念的内涵进行逻辑上的梳理和剖析，大多数使用者对“时代精神”的含义不甚明了，许多话说了等于没说。从当时诸多有关“时代精神”的论文来看，一般研究者都把“时代精神”理解为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写作者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相关的政治政策要求，等而下之者甚至把“时代精神”理解为最高领导者的政治意图。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这样理解“时代精神”十分“安全”，它能够保证研究者“政治正确”，至少保证其不会“犯政治错误”。但是，这种明哲保身的思维根本不可能触到时代精神的本质上去。在这种思维和概念影响下的文坛不可能产生“高峰”水平的作品，因为在此概念影响下的作品顶多是时代的“政治传声筒”，而“政治传声筒”性质的作品，一般都是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不可能传达出真正的“时代精神”。 20世纪80年代，文学界从主体论哲学的角度对“时代精神”漠视个体存在的理论缺陷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经过文学表现“大我”还是“小我”的激烈讨论，“时代精神”几乎成了决定论和一元论的代名词，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其后又因形式主义文论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冲击，文学界“躲避崇高”的声音直上云天，以“时代精神”为代表的文学宏大语词淡出文学研究和批评，此后再也无人提起。从“时代精神”为核心批评标准到抛弃“时代精神”这一批评标准，是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因为文学是人学，记录和展现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精神状况，从时间维度说是文学家的历史责任，从空间角度说是文学家的社会责任，所以文学研究丢掉“时代精神”这一维度怎么说都不应该。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社会文化风貌的记录、一个时代精神状况的见证，其作用不唯史家不可替代，统计学家亦不可替代。在此意义上，文学创作和研究必须重提“时代精神”，从逻辑的维度重新理解“时代精神”。 什么样的社会精神才是中国当下文学创作所需要的“时代精神”呢?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的概念，谈论者必须从逻辑上对“时代精神”的内涵考辨分析，才能说得清其人文意义。笔者认为，“时代精神”在内涵上具有四个逻辑维度。 “时代精神”的内涵之一是“时代”。“时代”是人在时空存在中的时间维度。从时间维度考量，时代变迁会影响文学的内容和风貌，此即古人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3]671。不过，“时代精神”中的“时代”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表示时间量度的概念，而是一个空间化的时间概念，其实际内涵包含时间(历史)与空间(社会)两种成分。这样说的理由在于：单纯的时间流逝并不会对文学发展造成什么特别的影响，影响文学变化的因素是时间序列(“时”“代”)中的“运”——社会生活的变化及其趋势。所以“时代精神”中的“时代”并不仅仅指某个“历史年代”“历史时段”这类单纯的时间单位，而是内蕴着社会生活状况(世情)的时空一体概念。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3]675，这表明在他眼里，时、空两种因素在影响文学发展方面是一体的。“时代”概念的空间化还表现在，它常常与体现特定历史时期生产力水平的语词合用，用以描述一个时代的社会发展状况，比如“农耕时代”“后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全球化时代”这类概念。 “时代精神”的内涵之二是“精神”。“精神”是人在时空存在中的意识维度。从语法关系上看，“时代精神”中“时代”只是一个修饰词，其核心词是“精神”。在社会生活中，“精神”是指人在伦理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文风貌，“时代精神”因而是指一个时代国家和民族的人文状况、世道人心，诸如价值、理想、信念、伦理、道德、人性中的善恶美丑状况等等。“精神”之维在文学创作中至关重要，因为文学活动最不能够承受的就是生命活动中的“轻”——没有价值和意义的自然生存状态。没有了“精神”，文学就成为没有生命力的花瓶；就连唯美主义的理论鼻祖康德也认为，如果没有精神(崇高)成分，文学只能产生纯形式的平庸之作。 “时代精神”的内涵之三是“世界精神”。“世界精神”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精神(Der Weltgeist)，而是现时代国际社会的主流文化精神，亦即以“自由”“民主”“公平”“法制”为核心的文化精神——这也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社会精神。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在世界已变成“地球村”的情况下，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不受其他国家文化上的影响而生活在自我封闭的圈子内。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理念都是以“自由”“民主”“公平”“法制”为社会文明的核心，文学活动不能脱离这一意义上的“世界精神”。 如果跳出形式逻辑的思维，从辩证逻辑的角度考量，“时代精神”内涵中还应该包含“人文精神”及一个时代的社会走向与历史要求。“时代精神”中的时间之维固然决定了万物皆变、无物常驻，但万物在常变中也会有不变，比如人们对美好人性的渴望以及对人文关怀的需要，由于这一原因，以人的价值与尊严为目标的人文精神成为“时代精神”不变的追求。就现代民族国家的存在而言，“时代精神”只有在它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诉求之时，才能得到这个国家民众的普遍认可和接受，因此这一概念必须内在地包含一个时代的社会走向与历史要求。以歌德的剧诗《浮士德》为例，浮士德自文艺复兴以降在西欧文学界几乎成为一个文学母题式的人物，16世纪的英国作家马洛曾以之为题材写出《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剧本并被搬上舞台，但真正成为不朽的世界名著的作品却是德国作家歌德以同名人物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浮士德》。与马洛等其他西欧作家相比，歌德的卓越之处在于他通过浮士德这个人物揭示了近代西欧各国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的开拓奋进、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因此他的剧诗为西方人所普遍接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才说“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