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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家应当怎样去创作高峰作品 中华民族若要在世界上拥有话语权，就必须有足够的软实力，比如在文学领域多多产出一些震撼人心的精品之作——这是时代赋予作家的使命。当下的中国已成为GDP世界第二大国，“一带一路”的国家倡议更是给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优越的条件和机遇，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作家若能把握时代机遇、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传神写照时代精神，则其作品必能开一代风气、收振聋发聩之功效，成为社会发展的精神晴雨表。作家在写作时如果无视时代的精神状况，则其作品无论如何精雕细琢，也必流入浅斟低唱之列，难以有大格局、大气象——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习近平同志才对作家们提出了如此殷切的期盼：“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8] 作家怎样做才能够“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创作出具有高峰性质的作品呢?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因为创作成功与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笔者认为，文学创作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作家的主体性状况，因为作家在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时代精神”是他本人所理解、所认识的“时代精神”，他怎样理解、怎样表现完全取决于他的思维深度和认识水平，因此每部具体的作品中所透露或展现的“时代精神”都是作家主观塑造和建构的结果；极端而言，每个作家所理解的“时代精神”在本质上都是他自己的精神。作家能否精准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精神”，取决于他是否具有下述几种意识。 (一)鲜明的时代意识 “时代意识”内含有两个维度：时间之维的当下性，现实之维的切身性。切身性是指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性，也就是作家个人所体验、理解了的民众的切身性。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就是指文学创作应当面向自己时代人民的生存现实，积极关注现实生活、社会问题、大众愿望，面向国家建设和民族发展需要的现实。20世纪80年代，“伤痕文学”“大墙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及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军旅文学”，把握社会的脉搏律动，敏锐捕捉人民群众的物质诉求和精神需要，直面社会生活中的缺陷和矛盾，与人民共命运，引起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和情感上的强烈共鸣，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 在时间维度上，作家的“时代意识”绝不可局限于“当下”性的理解、认知，他必须放眼未来，拥有常人所不具备的超前意识，因为文学是“镜”更是“灯”——烛照国家和民族前行的明灯，它不仅要“反映”“再现”现实的社会生活，更要“预言”“表现”未来的社会生活。从世界文学史的角度看，优秀的作家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先知先觉者，他们在看护自己时代的同时又常常超出自己的时代，成为未来社会的预言者。雪莱说“在一个伟大民族觉醒起来为实现思想上或制度上的有益改革而奋斗当中，诗人就是一个最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9]，就是基于这一原因。 (二)敏锐的政治意识 “政治意识”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治目标意识。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她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让人民对执政党满意，就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在此意义上，“政治意识”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执政党认可程度、满意程度的意识。文学作品只有真实反映了这一意识，“时代精神”的现实之维才能得到凸显，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从而其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等才算得到了实现。换言之，“政治意识”就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意识，而不是“权力意识”。作家必须意识到，文学作品是作为艺术品写给艺术接受意义上的读者看的，而不是写给相关的权力者看的。作家如果只是两眼向上，那么他的作品一定没有长远的生命力，因为在艺术接受的意义上，就是职业的审查者也不会喜欢充满宣传语调的作品，一如黄片审查者对黄片也感到恶心想吐。 文学表现政治，不等于在作品中进行赤裸裸的政治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个问题上旗帜鲜明地反对“席勒化”——文学作品的说教化，反对把文学作品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当下的中国作家必须摆脱以文学为宣传和舆论工具的战争年代的思维模式，在认识和表达方面加以思维转型。20世纪前期，美国作家辛克莱的“一切文艺都是宣传”在中国文坛受到普遍误读，以为文学就是政治斗争中的舆论宣传工具。实际上，辛克莱这种说法只是就文艺客观上具有宣传效应的性质而言，并非鼓励作家在文学作品中进行赤裸裸的政治说教或宣谕，因为谁都明白，蜕化为宣传品的文学作品，由于艺术水平低劣，没人愿意看，结果自然是有心开花花不发——一心进行宣传，宣传效果反而无从实现。 退一步说，即使利用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宣传，也要讲究宣传的策略和方式。提升艺术水平，把文学作品打造成艺术品牌、走出国门是宣传；把政治意图或宣传意图隐藏在叙事或形象之中、寓教于乐也是宣传。“文以载道”“文以明道”虽然是指文学作品可以传达思想(道)，但那思想是融化在艺术叙事中的精神理念而不是直白说教的逻辑概念；即便文学作品所载之“道”关乎政治，那也只能是理念层的政治而不是政策层的政治。不唯如此，文学作品在“载道”时，必须是化学性质的“表现”而不是物理性质的“位移”。换言之，文学家在“载道”时，应根据文学艺术的规律把相关的政治理念溶解在叙事中，如同给小孩儿吃的苦药片裹在甜甜的糖衣内一样，充分顾及读者的艺术口味。从辩证思维的角度说，不宣而宣，是为上等之宣、高级之宣。例如，《亮剑》《历史的天空》等优秀文学作品，虽然没有刻意进行政治宣传，但比起那些刻意宣传政治的作品，其社会效果要好上百倍、千倍。 (三)强烈的批判意识 “文学批判”是指文学作品对社会生活中的假、恶、丑的对象进行艺术化地鞭挞。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永远都不会是完美的存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东西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对立而发展，文艺家的社会使命就是对社会生活中一切与人民为敌的丑恶对象开展批判和斗争，作家回避假、恶、丑的对象等于助纣为虐，最终也同他人一样要共同承担这问题的恶果。从当下中国的社会情况来看，鲁迅所批判的民族劣根性如奴性、冷漠、麻木、暴戾等仍然有不小的市场，近些年社会道德滑坡、伦理失范等问题十分严重，然而，在文坛上很少看到作家对这类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许多作家在创作时逃避现实，回避假、恶、丑，报喜不报忧。这种思维状况既是明哲保身的传统文化基因的因袭，也是“隐恶扬善”的道德理想主义之果。道德理想主义的恶果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作品的内容与社会现实不符，人物形象又拔得太高不近人情，结果谁也不想看，谁也不相信。这种类型的创作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鲁迅指斥这种行为是艺术上的“瞒和骗”。鲁迅认为，社会天天都在发生变化，作家应当“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10]。如果作家回避现实，加入“瞒和骗”的社会大联欢，其作品无论是说A还是道B都是假的。 (四)崭新的世界意识 “世界意识”也可以表述为“全球意识”或“国际意识”。在全球经济趋向一体化、文化趋向类同化的今天，由信息、经济的全球化带来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渗、融合的趋势有增无减，国际环境以及中国的社情、国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旧有的文化观念进行文学创作常常会陷入方枘圆凿、龃龉难入的尴尬情形，无法在精神上引领人民的行动。在此情况下，作家应当有“世界大历史”的观念，在思维上超出传统的家国情怀，胸怀“世界”而不是胸怀“家国”，在视野、格局、境界上超出前代作家，怀抱“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5]。在全球化时代，胸怀个人乃至胸怀“家国”的作家，其作品所呈现的“时代精神”在格局上必然是“小时代”；胸怀世界、胸怀天下，作家才能突破经验局限，在精神格局上呈现为全球环境下的“大时代”。高峰作品必然是书写“大时代”的作品，“大时代”之大不仅指作品在精神、思想上大气包举、震撼人心，也指作品所表现的民族文化、所包含的“时代精神”之大——不专属一个时代而属于永恒!这也正是习近平同志所期待于作家的：“揭示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8]。这样的作品才能显出大国的气度和风范，才有资格引领世界文学潮流。 (五)多元的包容意识 世界是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混合体，因而不存在黑白分明的“时代精神”，更不存在单一维度的“时代精神”。社会生活中的事件并不都是正剧或喜剧，有时是悲剧，有时是丑剧，有时是闹剧。所以，文学创作不能也不应该回避假、恶、丑的对象，因为掩盖矛盾和问题不等于矛盾和问题不存在；把矛盾和问题的盖子掀起来，才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进步。即以当前思想界的状况而言，“左”“中”“右”各种思想互相激荡，其中“左”“右”两派思想尖锐对立、势同水火，但从实质来看，双方的理论目标殊途同归：分歧双方的思考均因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不满，都希望社会发展和进步，并没有一派希望中国变乱、变坏。就此而言，作家在描述这种现象时，必须对不同立场持多元观念和包容态度——深刻的思想和认识往往来自于生活本身所具有的激烈矛盾和冲突，平静如水的生活不可能产生深刻的思想。从世界文学史的情况来看，越是矛盾和问题多的时代越容易出现高峰作品，各国文学史上都不乏此种例证。多元理念与包容意识源自人内心的强大和自信，目前中国在世界上从硬实力到软实力都在逐步提升，作家在社会观念、社会立场等方面的观察上没有理由不自信。 (六)形上的超越意识 超越意识就是超越日常功利需求、追求人类共同价值和终极意义的哲学意识。超越意识就是作家在创作目标上的“广度”“深度”“厚度”意识，因为它超越了经验因素的局限，跨越时代和种族，是终极意义上人人都得面临的生命意识，所以能够获得人类普遍的心理共鸣。以《天问》《春江花月夜》《卡拉马佐夫兄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几部作品为例，它们对人类生存的意义进行了深度的精神拷问，因而获得了普通文学作品所缺乏的精神品位和深度，成为文学经典之作。之所以强调文学作品的超越意识，因为文学属于审美文化的类型，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文学作品是展现一个民族文化高度与深度的精神窗口，文学名作也因此成为一个民族在世界文化领域里的精神名片。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但能给人们带来审美和娱乐，还能在人格教育、境界提升、文明陶冶、意义建构等文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是人们说“文学是人学”的主要原因。只有多多产出建立在超越意识上的文学精品，文学才能在文化的意义上满足国内民众的需要，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形象。就文化内需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在总体上有了较大规模的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学作品的品位和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习近平同志才要求作家“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1]。就文化外推而言，“一带一路”中的文化倡议目标的实现，其根基是为相关国家的民众提供具有较高审美品位的文学精品，在美的形象与叙事当中给人们提供艺术层面的道德、伦理、意义、信仰、理想等人类共同价值的精神养料，从而使“时代精神”获得超时代的思想深度、精神厚度和意义广度。 作家在具备上述意识以后，能否精准把握时代精神、创作出具有上乘水平的高峰文学作品，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文学创作是一项极为复杂的艺术工程，是一个常人难以窥其堂奥的黑箱。要创作出高峰性质的文学作品，作家就必须具备比普通作家更多的付出、更强的能力、更大的胆略、更高的见识、更深的功力。当然，仅有主观因素还不够，再高明的创作者也需要创作上的客观条件，比如宽松、自由的思想、政治环境等。从历史上看，有时候这类客观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要远远超过作家创作时的主观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