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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峰作品需要什么样的“时代精神” 之所以强调“时代精神”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是因为时代精神与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精神水准相对应。文学作品所表达或隐含的“时代精神”就是作家对其所属时代的物质及精神生存状态所做的艺术化的叙事，是该时代国家经济、政治境况及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等集体意识的投影。文学作品所透视的时代精神的深度决定着文学作品在认识层面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与精神高度，在这种意义上，作家要创作出高峰文学作品，就必须对“时代精神”具有较深层次的理解和较高程度的把握。然而，就当下的社会语境而言，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才是符合生产高峰作品所需的社会精神呢? (一)创作高峰文学作品，需要面向政治、不忘初心的人民精神 文学中的“时代精神”体现着作家的社会价值认同，包括社会政治认同。在“政治”一词的理解上，这里必须加以特别说明。在中国数千年的专制传统中，文人们常常把“政治”理解为“权力政治”或“权力者的政治”，在这种政治观的支配下，他们在创作时只会揣摩权力者的意图、图解统治者的有关政策。这种情况下的文学创作违背创作的基本规律，其作品要么沦为阿谀奉承性的颂圣之作，要么成为给统治阶级统治的合理性进行鼓吹的宣传品——高峰性质的文学作品当然与此类作品无缘。新中国政治不同于旧时代政治的地方，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不是以统治人民而是以服务人民为目标。就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目标就是改善民生，让人民过上他们满意的日子，让人民实现最低限度的“中国梦”，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政治。 对于作家来说，在文学创作中努力表现社会现实以及人民群众生存和生活的需要就是文学最大的政治目标。习近平同志对此指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事实上，坚持人民立场和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优良的政治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文艺问题上不变的宗旨。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文艺上的“人民立场”“人民文学”的宗旨一直没变，因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5]。职是之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并要求作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反映好人民心声”。[1]作家要坚持“人民文学”的导向，就必须在心里时时刻刻想着人民的疾苦，不能让“人民”成为一个空无所指的政治符号，不能行事与人民的利益相抵触，却又在口头上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并且仅仅是以“人民”的名义。 (二)创作高峰文学作品，需要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 “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精髓是“写实”，这也是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界一直把realism译为“写实主义”的重要原因。“写实”就是要直面充满了矛盾、差异乃至对立的社会现实，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倡导的现实主义文艺观：“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6]。从目前的文学创作情况来看，许多文学作品脱离实际，胡编乱造，人民群众不爱看。要解决这一尴尬境况，作家在创作时就必须面对生活中的客观事实，对生活中的光明面要热情讴歌，对生活中的矛盾、缺陷、错误、丑恶也要表现——遮蔽与回避生活中的假、恶、丑并不等于假、恶、丑不存在，更不意味着矛盾和问题会自动消失。矛盾和问题的表现尺度大一些并无大碍，揭开矛盾和问题的盖子反倒有利于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不敢正视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和问题，出了事一味捂着、盖着，只能使矛盾越积越大、问题越积越严重。高峰作品一定是敢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作品，也就是敢于真实反映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作品，一定是爱人民之所爱、憎人民之所憎的作品。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之所以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就是因为它触及了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特权和腐败问题。近年来，春晚小品越来越不为人们喜欢，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反映社会问题、正视矛盾冲突的成分越来越弱，这是舞台艺术领域违背我党“实事求是”这一优良作风的不良结果。 (三)创作高峰文学作品，需要无私无畏的批判精神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格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文学研究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是在这种传统中提出的。“百花齐放”自然不会只是一种声音，“百花”中有一两株丑花甚至“毒花”影响不了文学的发展。即使在政治领域，存在一些杂音乃至敌对的声音都属正常，文学领域存在杂音更属正常，其存在既翻不了船也塌不了天，不必对之大惊小怪，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因批评而亡国，更无一个政权因为文学而被颠覆；相反，历史上一个政权的倾覆，往往是因为统治者堵塞言路、闭目塞听，以致在敌人兵临城下时，尚自以为国泰民安、海晏河清。实际上，通过文学对社会问题进行艺术化地批评，本是社会自我改进、自我增进活力的一种途径。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有问题决不怕批评，更不怕文学方面的批评。贾樟柯、莫言、阎连科、余华等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作家，他们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触及尖锐的社会问题，他们中间没有谁因此受到政治处理，这充分表明了党和政府在艺术领域里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从历史上看，如果文学领域只有歌颂和遮蔽，高峰作品就永远无从产生。《诗经》《离骚》《三吏》《三别》《水浒传》《红楼梦》这类中国历史上的高峰作品，哪个没有对社会问题的批评?歌颂和遮蔽多、批评和揭露少是这些年文坛有高原少高峰的重要原因。“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7]，毛泽东同志的告诫言犹在耳。为创作松绑，减少人为的桎梏和禁区，已成为创作高峰文学作品之所需。 目前的中国由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调整及产业的换代升级，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正义与邪恶之间如反腐与腐败、反特权与搞特权、民众渴望公平正义与少数人拼命维护既得利益之间的斗争无声而激烈；有些地方权力部门塌方式腐败，由此导致公权力信用缺失；民间社会在道德方面失范、滑坡，人心浮躁、迷惘，意义与信仰缺失。习近平同志洞幽烛远，对此指出：“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1]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习近平同志才说“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8]；正是看到了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之严重性，习近平同志才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敢于“说真话”[1]。从逻辑上说，如果文学作品不敢触及尖锐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那就证明“文运同国运”“文脉同国脉”没有“相牵”“相连”，证明作家是在回避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不触及尖锐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则作家说的都是正确的废话、假话；在废话和假话充斥的文学作品中不可能产生高峰文学作品。想创作出高峰作品的作家，必须知道人民群众爱什么、恨什么、喜什么、忧什么。从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角度说，文学表现的对象越是复杂、越是接近真实的人性，则其对象的审美张力就越大，文学阐释的理论空间也就越广，文学作品的意义也就越加耐人咀嚼，如此才有希望走向艺术创作的高峰。 不能把“时代精神”理解为只包含“光明面”或“光明面”占压倒因素的社会精神，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光明和前进，有时假、恶、丑的东西可能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并甚嚣尘上，正如习近平同志说的那样，“生活中不可能只有昂扬没有沉郁、只有幸福没有不幸、只有喜剧没有悲剧”[8]。事实上，正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着邪恶压倒正义的情况，才导致各种人间悲剧的产生。如果文学作品只强调表现“光明面”，奸佞如高俅、堕落如西门庆等文学形象就不可能在文学画廊中出现，各种各样的悲剧形象也不可能在文学作品中出现。“时代精神”是各种矛盾的聚合体，不同矛盾对象间的对立、对抗和斗争，时代的卑微和猥琐、沉沦与堕落等，都应该在文学作品中得到艺术化地表现。但是，这种情形在文学创作中有不小的阻力。这首先有不良的传统文化基因。由于历代统治者好大喜功，中国“颂圣”文化历久不衰，文坛马屁精代不乏人。少量有良知的文人为了避免直言贾祸，对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创作中触及它们时，也多采取隔靴搔痒的话语策略，劝百讽一，曲终奏雅。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受苏俄和日本政治文化的影响，极“左”思维在国人的大脑中根深蒂固，以致有些人以“弘扬主旋律”为借口要求作家回避问题、掩盖矛盾、粉饰太平，一看到直面矛盾、揭露社会问题之作，马上蹦了起来，从“阴谋论”的角度指斥为“敌对势力”“抹黑中国”。1962年，李建彤作品《刘志丹》被指控“利用小说反党”，株连上万人。这一历史教训告诉后人，把虚构等同于现实、把文学等同于政治并习惯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定性的极“左”思维不消除，优秀的文学作品无从产生。 (四)创作高峰文学作品，需要国家的主流社会精神 从话语层面考量，任何国家的主流社会精神都必然是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镜像，作家在表现“时代精神”时，不管他本人自觉还是不自觉，其作品都必然会打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烙印。在某种意义上，所谓“时代精神”就是一个时代的国家主流社会精神，也就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当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们构成了中国的主流社会精神，从而也是当下中国的“时代精神”。这一情形要求广大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必须“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8]，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现代社会理念熔铸到作品的内容中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