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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后现代主义文论(2)

http://www.newdu.com 2018-11-21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 刘旭光 参加讨论

    二、后现代的作家观
    从作者(主体)角度看,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特点在于:一方面,传统意义上作者的地位和职能趋于消解;另一方面,主体建构问题得到了密切关照。非同一性的世界观同样重构了“主体”,主体不再是理性自律个体,而被置换成一个多重的、撒播的和去中心化的主体,并被不断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由“后现代”这个词所标示的社会变化才刚刚开始给现代性的诸种结构带来革命性变化。这种变化在后现代文学中被先锋式地揭露出来,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反主体”(counter subjectivity),也即批判和消解主体,是后现代主义的显著特性。后现代主义认为,消解主体、“去中心”是超越现代性的关键。“消灭主体同时就是消灭了与它相联系的所有现代观念。”[9]68“现代主体自动地需要一个客体。这样消除了主体,也就终止了任何关于世界之为主体和客体的划分。它破除了主一客二分法,摧毁了一方胜过另一方的权威地位,中断了同主体范畴相联系的独断权力关系,并由此消除了其隐藏的层系(等级系统)。”[9]71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主体之死”是其基本观念之一。福柯的“人死了”、德里达的“人的终结”、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主体之死”、弗莱德·R.多迈尔(Fred R.Dallmayr)的“主体性的黄昏”,等等,都是对自以为是的主体性的讽刺和讨伐。而这种反主体观深刻地影响着后现代文学的主体意识,影响着后现代文学的“创作”。
    依据巴特在《作者的死亡》中提出的观点,是言语活动在说话,而不是作者,换句话说,“作者之死”确认的仍是语言的优先地位,而这也正是后现代文学理论中“文本”取代“作品”带来的直接后果。后现代文学作品从事实上推翻了作者的地位,让作为言语活动的“写作”成为意义的本源。这颠覆了现代性的“作家论”和以作家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现代文学理论体系。在《作者是什么?》一文中,福柯将作者概念置于其话语—权力的思想框架中,以此阐释了作者被不可避免的消解。作者不是一般专有名称,而是话语的一种功能,是从话语的内部引向外部的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作者”因而只是与作品形影相随,划定作品的界限,显示他们的存在方式及其特征。福柯从4个方面阐释了作者作为话语的功能:1.作者的功能是法律和惯例体系的产物,并被其限制了话语的范围;2.作者的功能在整个话语中并不具有普遍和永恒的意义;3.作者的功能并不意味着把话语归给个人,作者作为理性实体,它是被综合作用建构出的;4.作者并不是单纯的个人。[10]184-197在福柯看来,虽然创作主体不应该被完全抛弃,但我们更应把作者当做话语功能来理解,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作者如何将意义赋予文本,以及作者如何从内部调动话语的规则来完成构想,相反我们应当追问:在话语中作者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形式出现?它占据什么地位?表现出什么功能?作者的创造功能将由更为复杂的话语功能取代,由此作为分析和阐释的对象。作者的功能并非主体的聚集,相反,作者的功效是离散主体。
    “写作”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1968年巴特发表了《作者之死》,他简单梳理了马拉美、瓦莱里、普鲁斯特至超现实主义者,指出这些现代派作家已经对于“写作中的人”与作家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这意味着言语活动在写作中具有主导力量,甚至主导了作家,因此传统上将作品理解为作家的谋划、创造之物的观念就出现了不可弥补的漏洞,写作从作家的一种理性创作活动、一种意义的生产,转变为超越于作家之上的“言语活动”。作者只是空洞的主体,而非有真实深度的个体,因为语言结构主导着个人的言语活动。有趣的是写作作为一种人类行为,它在其原初状态下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反思与想象活动,“写作”被看做是一种身体行为、一种生命活动的呈现,它是人的直接存在,即“身体”的呈现方式。这样一来,性、欲望、快感、幻想等等就自然而且合理地得以出场,写作就是它们的在场。
    将作者拉下神坛,这引起传统文学研究体系的崩溃。法国乃至西方传统批评领域通过“作者—作品”的循环,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封闭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作家对作品具有绝对所有权并直接转化成为绝对的阐释权,作品也总是被视为作者或隐或显的“自传”,作家与作品的关系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父与子”,作家与作品因此互为镜像、相互补充。但后现代文学理论要求文学返回到自身,进而要求作者放弃他自身,放弃他自身的主体性。此时的“写作”意味着作者之死,“写作的人”被剥夺了自身,放弃了自我,失去了说“我”的能力。作品并不直接返回到某个可能造就了它的人。当我们对艺术作品所处的境遇,对它的产生的过程,直至那位使它变成可能的人的姓名一无所知时,作品才最接近它自己。作品就是决定本身,它把作家打发走,把他删除,把作家变成劫后余生者,作品自身以一种类主体性的地位向观看者诉说,就这种作品的主体性而言,一切写作都是“自动写作”,作家深深地陷入“惩治式握笔”的被动性状态里。
    写作对作家的超越,使得“写作”能唤醒对传统批评不屑一顾的“读者”,进而言之,“为使写作更具发展,毁弃这个神话是必须的,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之死为代价”[11]148。但是,这一读者也绝非人文主义所说的人,任何心理、历史的设定都被去除了,“他”只是在某个范围中将写作的踪迹及传统批评所说的“作品”的构造痕迹聚集起来的一个支点,换言之,是“读者”使得“写作所得”得以可能。最终,后现代文学理论通过否弃传统批评中的“作者”与“作品”,落脚于“阅读”,而这一概念又支撑起了后现代文学理论中至关重要的另一个概念——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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