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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的绝对视域 从泰纳的历史主义开始，韦勒克进而将对“他律论”文学史模式的批判延伸至卢格、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韦勒克看来，作为黑格尔派左翼批评家的卢格糅合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激进的政治主张、相对主义和进步主义，文学仅仅沦为反映、完成历史必然进程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也被视为与卢格类似的笃信历史真理的历史主义者，他们论证了历史进程将趋向无阶级社会，其中劳动分工的消除使文学不再成为专门职业，韦勒克称这是在以未来向度的黄金时代，即乌托邦中高度自由的文学图景，来打破极端的历史相对论和循环论。另一个维度，在解释文学“进化”的动力时，韦勒克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提供一整套完整的文学理论或文学社会学，但其批评理论并没有显出不连贯性，原因在于“它们是由其总的历史哲学贯通起来的，而且显露出可以理解的演变——早年卷入德国三、四十年代的论战形势，经过严格的经济决定论的阶段，终而采取后期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框架中比较成熟而容忍的态度。”(19)但韦勒克对这种“历史主义”的评价没有改变，恩格斯的“多元决定论”被认为只是在灵活地运用泰纳的“三动因”。面对《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共产党宣言》(1847-1848)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的观点，韦勒克感到遗憾的是“无时间性的美”(20)被搁置不论了，而马克思承认的只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制约”作用。当马克思、恩格斯谈论“历史”时，始终将人视为历史的创造性主体，相应的，人的所有创造性活动都无法越过历史范畴：“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21)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这里只能在具体的历史境况中生产生活“历史”即人的全部生产实践及感性活动得以发生的绝对视域。青年恩格斯在批评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过去和现在》时，宣称了历史对于一切研究的原则性意义：“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22)超越作为具体的历史性存在的人，试图将其创造物视为自我进化的价值系统的“文学史理想”，显然缺少的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深度理解。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马克思已开始将人视为可以改造世界，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身的存在物，这是因为人发展了其用于改造世界的能力，并伴随这些新能力而产生出新的需求，人的能力的增长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要过程，对这种增长的需求解释了为什么存在历史：“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23)科恩(G.A.Cohen)正确地指出，黑格尔的“人”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意识需要时间和行动来认识自己，对马克思而言，历史存在是因为人需要时间和行动来战胜自然，历史是人类辛勤劳动的历史，它经历了生产能力的发展，它的促进因素和载体是一种经济结构，当这种经济结构激发了超出它所能包含的更多的发展时，它就要灭亡。(24)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核心公式在马克思那里发生了变形，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由于不仅个体的实体，甚至于世界精神，都具有耐心来经历漫长的时间里的这些形式，并有耐心来担当形成世界历史的艰巨工作(在世界史的每个形式下世界精神都曾就该形式所能表现的范围内将它整个的内容体现出来)。”(25)马克思则用社会形态(它是围绕经济结构建立起来的)取代了文化形态，生产能力的发展代替了意识的发展：“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26)所以历史构成了理解人类一切生产生活的绝对视域，任何历史性的解释事件(如文学史)无法逃避自身的历史性，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是从远处对所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反映式说明，而是对于理解其内在动力的一种贡献”(27)。卢卡奇(Lukács)则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视为一种“批判主义”或历史的批判，即关于理论的理论、关于意识的意识“它首先摒弃社会结构的僵化性、自然性和非生成性，它揭示了社会结构是历史地形成了的，因此在任何一方面都是要服从历史的变化的，因此也必定是要历史地走向灭亡的。”(28)相较而言，韦勒克因固守其“文学史理想”，无法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整体中把握其“历史”哲学的丰富性，更无法洞悉非历史的“价值体系”或“永恒真理”之类的主导思想往往只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所谓“理想”的文学史写作同样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价值结构，作为批评史家的韦勒克即为典型。在1969年发表的《布拉格学派的文学理论与美学》一文中，他曾暗讽穆卡洛夫斯基(Mukarovshy)晚期的马克思主义转向，认为“改宗”后穆氏的文学史写作沦为了纯粹的意识形态描述，由其主编的《捷克文学史》(1959-1961)成为文学史中布拉格学派式微的象征。(29)从经济、社会等历史因素建构的文学史几乎都在韦勒克平静的叙述中被打发为过时的方法。 建构关于文学总体“动态结构”的纯粹文学史，使超历史的文学“价值系统”被文学史家揭示，韦勒克最终将其文学史理想描述为一片合唱之声：“文学通过各个时代清晰地震响——宣告了人类对时间和命运的蔑视，对无常、相对和历史的胜利。”(30)共时性的文学价值体系超越其时代限制，成为凌驾于历史之上的人类共同财富。透过韦勒克“客观”、“冷静”的叙述，我们窥见的是他对无时间性、超历史性“价值”的执着，这让他自觉规避了文学及文学观念的具体历史性。历史己然证明，对其“文学史理想”的反抗及新一轮历史主义的回归，让新批评之后的文学史、批评史的写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