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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受到毛泽东思想影响的同时，西方左翼学者也存在诸多误读和浪漫想象。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西方同行”，西方左翼思想家展开了对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以及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艺的吸收借鉴和创造性误读，形成了可命名为“毛泽东美学”的知识图景。布莱希特、马尔库塞、萨特、波伏娃、阿尔都塞、詹明信、德里克以及当代激进左翼思潮中的巴迪欧、齐泽克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启发和影响。对西方“毛泽东美学”与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平行比较、影响研究以及对中国的折返影响研究，有助于恢复被西方“毛泽东美学”遮蔽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容，从而凸显“毛泽东文艺思想”中“极为独特的声音”。 关 键 词：西方左翼思潮/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毛泽东美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项目编号：16ZDA19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曾军，上海大学文学院。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全球流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发端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俄苏再传到中国，发展成中国马克思主义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逆向影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在西方左翼思潮中所展开的美学维度，可命名为“毛泽东美学”(Mao Zedong Aesthetics)。西方“毛泽东美学”不是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翻版或镜像，而属于西方左翼思想中的美学和文艺范畴。长期以来，学术界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毛泽东美学”关系上一直存在某种认知的断裂，甚至将它们视为彼此对立的思想体系。80年代以后，“毛泽东美学”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面貌重返中国，形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毛泽东美学”并存但不兼容的理论格局。作为对这一知识运动的学术清理，本文的研究重点是，通过对西方左翼思潮中毛泽东思想影响的清理和辨析展开对“毛泽东美学”的认知测绘(Cognitive Mapping)。既然毛泽东的思想和著述是彼此共享的理论资源，我们就需要在一个新层面建立“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毛泽东美学”的比较和对话平台。 以毛泽东思想及其著作为核心，我们可以以“同时代性”将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作为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建立起必要的学术关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西方左翼美学之间，尽管隔着“东/西”的文化差异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分野，但是它们都对“二战”之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以及文化秩序的恢复和重建做出积极回应并提出了建设性方案。这一“同时代性”决定了西方左翼学者能够主动接受“来自东方的风”的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并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启迪，并能够作为“西方同行”展开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的“远西对话”。 “西方同行”的概念是刘康在其《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一书的副标题“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他们的西方同行”中提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场景的转换，还面临着如何在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东方亚细亚”国度贯彻马克思主义思想、践行社会主义理想的诸多难题，更不用说其中还经历了诸多曲折和弯路了。而西方左翼学者则经历的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失败和思想分化，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暂时失去了现实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从社会变革退回学术思想；他们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已经从早期资本主义过渡到晚期资本主义，面对的是各种“后学”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泛滥②。正因为如此，用“contemporaries”来显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左翼学者所身处历史时期的“同时代性”和“当代性”无疑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如果仅仅停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维度来审视，西方左翼学者早已退回书斋，用“话语革命”替代了“社会革命”；真正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旗手无疑是从欧洲经过俄苏，转移到了中国。如果仅仅从毛泽东思想的角度来判断，西方左翼学者无疑停留在对毛泽东思想的断章取义的浪漫想象层次；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也将绝大多数的西方左翼美学作为批判对象归为“资产阶级文艺理论”。而如果仅仅站在西方左翼的立场来考察，西方左翼思想所受到的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无论如何也都是局部的、阶段性的、存在巨大局限的；同时期毛泽东思想国际传播的重心也不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而致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西方左翼美学”虽然长期同时存在，却始终没能处于同一个话语平台上展开交往和对话。只有置于“同时代性”，作为“西方左翼美学”组成部分的西方“毛泽东美学”才能与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杰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同一个话语平台上作为学术思想的“同行”(Contemporaries)来展开对话。 长期以来，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主要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学术界内部开展的知识生产。其中，狭义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特指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和浪漫主义诗人对于文艺问题的思考和看法。这里有必要区分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和作为诗词作家的毛泽东对美学和文艺问题的看法。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由毛泽东亲口或亲笔表述的思想；不同点在于：前者是毛泽东代表党和国家对文艺问题的表态，因此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后者则是毛泽东个人美学和艺术趣味的表现，因此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尽管两者在许多时候都是共通的，但这一区分恰好划定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外延和边界。还有，“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作为党和国家文艺政策的价值导向与毛泽东古典诗词创作的审美偏好之间也保持着一种美学张力。广义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则泛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对文艺问题的方针、政策以及创作思潮等。这超出了毛泽东个人的范围，是将整个毛泽东时代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的命名。如李准、丁振海所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全书》就属于后者③。不难发现，毛泽东文艺思想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艺创作风格、文学流派甚至写作技法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指导思想还经历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此外，“毛泽东文艺思想”还有第三种形态，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文艺思想进入文艺理论的研究和教学的领域，逐步被知识化、逻辑化和体系化地建构起来。这些教材或专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框架下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 如果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史的角度看，“毛泽东文艺思想”自身还有一个不断形成、演变、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它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在结合中国本土经验和现实需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有别于俄苏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并最终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史上相对独立的一个阶段。因此，我们就需要从既在“中国外部”又在“中国内部”、既“赞成”也“反对”、既“继承”也“发展”的多重维度，完成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准确定位。 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左翼思潮纳入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整体中予以考察，即是这种试图兼容“杂音”形成“复调”的学术努力。如英国学者莱恩(D.Laing)在《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一书中，专章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并分为“鲁迅与上海的亭子间作家”“毛泽东与革命根据地”“社会主义内部的文化斗争”三节来展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内部的复杂性④。南斯拉夫的弗兰尼茨基(Predrag Vranicki)在《马克思主义史》第3卷第二篇中专设两章，即“毛泽东在革命时期的主张”和“武装革命胜利后的理念和实践”，比较系统地描述了中国革命历程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时期到新中国初期的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哲学理念和政治主张。波兰的科拉科夫斯基在其专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3卷的最后一章即第十三章中，用一节篇幅评述毛泽东的理论，将其思想命名为“农民马克思主义”⑤。王善忠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第4卷《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从中国近代农民美学观念的表现开始讲起，经过梁启超和王国维启蒙美学的奠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美学的发展，聚焦到毛泽东文艺观和美学观的集成，最后落脚到蔡仪美学思想，尝试将“毛泽东文艺思想”置于中西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史中进行定位。 将西方左翼学者中接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美学家视为“西方同行/同时代人”，便可讨论他们在“同时代”面对相同或相似的问题的如何展开理论与实践，以及他们之间是如何展开学术思想的交往对话，形成既有内在的关联又存在明显差异的多维“毛泽东美学”。结合西方左翼思潮的自身发展轨迹，主要受到毛泽东思想影响，聚焦毛泽东思想中的关键文本，进而提炼出毛泽东美学中的关键议题，我们可以粗略绘制一幅“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的学术地图：  西方“毛泽东美学”的形成始于20世纪50年代。从时间上看，德国的布莱希特算是较早接触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西方左翼学者中最为重要的一位。可能受到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引起的世界性轰动的影响，布莱希特在1937年流亡丹麦期间创作了一首关于毛泽东的短诗。1952年4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写于1937年的《矛盾论》。该文也于1954年翻译成了德文，并立刻引起了布莱希特的强烈兴趣。1955年，在回答一家杂志关于“什么是1954年的最佳图书”的问题时，布莱希特认为：“在去年阅读过的图书中，给我印象最为强烈的，是毛泽东的论文《矛盾论》。”⑥对毛泽东《矛盾论》中的辩证法思想的学习，使布莱希特深化了自己对于戏剧创作的理解。他在后期戏剧理论著述中有意弱化早年的“陌生化”理论，并不断强化“辩证法”思想，而且还将自己的戏剧创作实践的命名从“史诗剧”变更为“辩证剧”。次年，法国哲学家萨特和波伏娃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访问北京并参加了中国的国庆庆典。这次中国行促使萨特发表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人民日报》1955年11月2日)和《我们所见到的中国》(《法兰西观察家》1955年12月1日和8日)，波伏娃也撰写了《长征：中国纪行》。他们从中国文化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历史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文化普及程度的现实等问题的梳理出发，提出新中国文化普及的必要性、文字改革的可能性以及作家思想改造的现实性等诸多问题的看法，认为“只有大众的知识水平和判断力都大大提高了，中国才能成为毛泽东所许诺的‘一个文化繁荣的国家’”⑦。这些著作又在法国思想界引起了更大的轰动和激烈的讨论。这两个事件都是具有标志性的，揭示出毛泽东之所以引起西方左翼思想家的关注，得益于两个重要的机缘：一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在一个东方古国成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二是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其中《矛盾论》成为毛泽东对西方左翼思想家影响最深远的关键性文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