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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毛泽东的《矛盾论》法文版在《思想》杂志发表，引起了阿尔都塞的强烈兴趣，并及时写了《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次年又写了《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等)》一文。这两篇文章分别都发表在1962年12月和1963年8月的《思想》杂志上。阿尔都塞通过对毛泽东《矛盾论》的解读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似乎与黑格尔的观点毫无关系”⑧。他创造性地借鉴毛泽东关于“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思想，并将之用“多元决定”这一概念来概括⑨。阿尔都塞还从“文化大革命”中发掘其现代性的意义，认为这是既有别于“斯大林偏向”的经济主义本质，又有别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革命。 真正构成对西方左翼思想的巨大影响的时期，主要集中在以法国“五月风暴”为代表的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五六年时间里。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毛泽东美学”的代表要数原为法国先锋文学和激进思想的《原样》(Tel Quel)团体了。1968年秋，《原样》发表了集体宣言共同理论⑩，寻求“全面颠覆”，并将写作和革命视为共同的事业，这标志着“原样”团体进入毛泽东美学时期。作为主编的索莱尔斯，不仅创作了包含中国因素的小说，而且还翻译了毛泽东诗词和相关著作(11)，并在1972年春的第48和49合期、1972年夏的第50期和1974年秋的第59期出版了三期中国专号，共43篇文章。1974年5月，《原样》代表团到中国访问，这只是他们转向左翼后的重要事件之一。中国行期间，罗兰·巴特写《中国行日记》，对中国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状况多有记录和评点。克里斯蒂娃则写了《中国妇女》一书，成为“欧洲妇女眼中的中国妇女”的重要文本，该著不仅全面描述了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文化风俗、思想观念的变迁，而且还开展了专题访谈，其中就有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的冯钟芸，了解到当时大学文学教育的现状(12)；她和索莱尔斯的小说创作中也频见中国元素。中国行之后，《原样》内部思想逐渐分化。 马尔库塞即使是身在美国，但仍然坚持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立场。在《反革命与造反》一文中，他从“文化革命”的角度重新理解了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认为艺术和美学形式的变革体现了“艺术的政治潜力”这一激进主义的特征。该文是马尔库塞根据他197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市社会研究所新学院所做演讲的内容写成的小册子，并在1972年发表。它通过对资产阶级的艺术传统以及美学原则的颠覆，指出无产阶级艺术充分发挥了其“否定性力量”；而作为这“强有力的力量”的典型代表，中国革命文艺时期的流动剧院得到了马尔库塞的高度评价。在他看来，“中国的戏剧并不在一个‘游戏的世界’里进行演出；它是革命事件的一部分，插曲性地反映了演员和战士的同一性：演出空间和革命空间的统一”(13)。 《毛泽东选集》以及专题性的《毛泽东论文艺》的英译本首先是由中国翻译出版并海外发行的。英国伯明翰学派的精神领袖雷蒙·威廉斯在其《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所引的就是由中国1960年翻译发行的英译本《毛泽东论文艺》。在该书的第9章“立场与党性”中，雷蒙·威廉斯征引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三段话，认为“毛泽东这种论点(连同先前我们已熟知的那些立场观点)之中最能在理论上引起人们兴趣的是，他非常重视改造作家同人民之间的社会关系……‘党性’成了由某种迄今分立的、同社会和政治还保持一定距离或间离化状态的写作所采取的一种行动”(14)。这段征引放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全书中也许并不特别引人关注，但是如果从整个“毛泽东美学”展开认知测绘的角度，其特殊之处也就凸显出来了：首先，所征引的毛泽东文献是由中国选编翻译并海外发行的《毛泽东论文艺》，这使得威廉斯能够“准确”把握“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要义，因此，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产生海外学术影响的典范；其次，雷蒙·威廉斯所关心的议题不再是“辩证法”或“文化革命”，而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键问题的“立场和党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看待的(15)；再次，雷蒙·威廉斯强调了毛泽东处理“立场和党性”方面的特殊之处，即在“改造作家和人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意义上强调文学的“立场和党性”问题。 詹姆逊与中国的关系也极为密切。早在1971年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中便征引过毛泽东的《矛盾论》(16)。其“认识测绘”的理论作为凯文·林奇的“城市的意象”和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的混和体，也包含了毛泽东“矛盾论”的理论因素(17)。在《理论的意识形态：1971-1986年文选》中，大体呈现了詹姆逊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重要的思想历程，其中涉及到对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的讨论非常之多，其中尤其以《划分六十年代》一文最为集中，展现了詹姆逊的“毛泽东情结”(18)。 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德里克同时也是一位汉学家。他致力于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曾自述对其学术思想影响最重要的人物有三个：马克思、毛泽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19)。作为《亚洲哲学百科全书》中“毛泽东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词条的撰写者，德里克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毛泽东的思想进行了全面介绍，认为毛泽东哲学的形成有赖于第三世界革命反抗殖民统治、寻求独立自主意识的觉醒。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毛的马克思主义”(Mao's Marxism)。因此，德里克对毛泽东的介绍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0)，聚焦《矛盾论》和《实践论》，强调其“游击社会主义/本土马克思主义”(Guerrilla Socialism/Vernacular Marxism)(21)。此外，在西方“后毛泽东时代”(Post-Mao Era)的学术语境中，德里克还建构了“后革命”话语展开对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中国问题的研究(22)。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阿尔都塞学派发生内部分化。作为学生的巴迪欧、朗西埃等分别自立门户，并在90年代之后汇成西方激进左翼思潮。这批学者更加紧密地将审美与政治、文化与社会、艺术与革命等问题结合起来，更加直接地从中国思想和中国现实中汲取理论灵感。巴利巴尔和马舍雷也在70年代初期接触到了毛泽东著作。1974年，他们合作完成的《论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一文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观点来论证文学和意识形态形式的关系问题。巴迪欧在70年代撰写了大量以毛泽东思想为背景的著作，如用来批判和超越阿尔都塞的《矛盾理论》(1975)、《论意识形态》(1976)等。进入80年代之后，他的《主体理论》(1982)试图用拉康的精神分析来解决毛泽东思想中革命实践的主体问题，形成别具一格的主体理论。对文学艺术和审美的政治维度的强调是朗西埃的重要特点，在从“美学的政治”到“政治的美学”的过程中，朗西埃一直思考着“艺术如何政治”的问题。他从中国革命的工人阶级动员和革命中获得启发，有感于五月风暴中阿尔都塞等知识分子不走上街头革命的做法，转而研究工人运动和劳工问题，认为应该像毛泽东那样“相信群众的能力”，主张普通工人也能够欣赏和创造文学艺术。此外，他还评论过戈达尔的电影《中国姑娘》。 如果说，西方左翼思潮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从早期的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的浪漫想象是一种出于无知和善意的误读，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五月风暴”革命激情的消退从而进入理性且克制的沉默的话，那么，90年代之后，西方左翼思想界对毛泽东和当代中国的态度正在发生重要的转变。其中，齐泽克作为激进左翼思潮中的重要成员，在新世纪之后转向了对毛泽东最具代表性的理论——矛盾论和实践论中的辩证法思想的批判性反思便是这一具有标志性的转变之一。齐泽克以其《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为标志，正式进入英语学界，并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学术明星。但是，他对毛泽东和当代中国的关注却是从1999年《敏感的主体》开始的，进入21世纪之后齐泽克“重新发现”并高度重视列宁的革命遗产，进而展开对“革命”的重新理解(23)。在这一“列宁时期”大背景下，齐泽克的著作中对毛泽东和当代中国问题的讨论陆续增多起来。其中，他对毛泽东最重要的评价就是2007年给新版《矛盾论、实践论》所做的长篇序言，一方面认为“他的名字就代表了对数以亿计的默默无闻的第三世界劳动者的政治动员”，但另一方面，认为毛泽东的矛盾论对“否定之否定”的反对是有局限的，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的核心缺点正是“他没有把握到‘否定之否定’为什么不是肯定和绝对否定的妥协，而恰恰相反是真正的否定”(24)。在2008年出版的《保卫逝去的原因》一书中，齐泽克还以“从罗伯斯庇尔到毛泽东的革命恐惧”为题，重点分析了毛泽东辩证法的局限(25)。2011年《Positions》推出了“中国与齐泽克”专号。齐泽克与刘康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中国学者张颐武、杨慧林等人也参与了讨论。在这次与中国学者展开的正面交锋中，齐泽克把希望寄托到了巴迪欧式的“共产主义”的“永恒理念”之上(26)。齐泽克对毛泽东矛盾论的批评在西方“毛泽东美学”发展中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如果说长期以来，毛泽东的思想对西方左翼思潮的影响主要是正向激励，西方左翼学者也主要是以“同情之理解”的方式来汲取毛泽东思想和作为“他山之石”的中国问题的思想启迪甚至是精神支撑的话，那么，西方左翼学者对毛泽东和当代中国问题的态度则经历了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沉默到80年代之后的隔膜再到90年代之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质疑，西方“毛泽东美学”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这值得我们关注。 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直存在“西马非马”的争论；在对待西方“毛泽东美学”的问题上，也存在将“毛泽东美学”、“毛泽东文艺思想”对立起来的倾向。这种思想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即站在“经典论”和“还原论”的角度，坚持全面客观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警惕在一定程度上事实存在的歪曲和误读。但这同样也存在对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带来思想上的禁锢。我们不可简单地偏执一端，而应该保持思想的活力和张力。 清理西方左翼思想中的“毛泽东美学”，有利于在中西方左翼美学交往对话中进一步厘清“毛泽东美学”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左翼美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复杂关系。“毛泽东美学”更重视的是毛泽东的《矛盾论》中的辩证法再加上与文学艺术密切相关的“文艺与政治”“艺术与革命”“作家与人民”(立场与党性)等相关问题，因此，“毛泽东美学”也不是简单的毛泽东政治理论的美学化或日美学转向，而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文艺问题的政治思考以及文艺社会学维度的强调。 “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毛泽东美学”虽然分属中西，但80年代之后，“毛泽东美学”伴随西方左翼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已经进入到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内部，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不同的文论话语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萨特的“介入”思想、阿尔都塞的辩证法、马尔库塞的解放美学、雷蒙·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詹明信的政治无意识、德里克的后革命以及近年来激进左翼思潮的大规模引入等等。但是我们并没有特别留意它们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没有展开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之的对话。与此同时，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西方左翼美学之间的“同时代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长期以来，西方左翼往往简化并片面地强调毛泽东美学中的某些侧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内部的复杂性存在严重忽视、误读和曲解的问题。因此，将两者置于“同时代”展开讨论，有助于恢复西方“毛泽东美学”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遮蔽之处。正如刘康所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原创性，不仅是因为它提供了概念性的框架，而且是因为它敏锐的立场和议程构成了极为独特的声音，有助于消除当代文化研究中对差异的过度偏爱。中国的这种独特的声音既来自激进的遗产，又包含了对激进的遗产的自我批评，正是这个激进的遗产培育了当代的‘他者政治’。而当代西方激进的文化政治学者们却忽略了这种声音，这样的情形是很讽刺的。”(27)西方“毛泽东美学”与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平行比较、影响研究以及对中国的“折返影响研究”，有助于凸显被遮蔽的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中“极为独特的声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