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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历史主义”的纯粹文学史 韦勒克曾奇怪为何艾略特会坚持使用“历史意识”一词，却采用一种共时性的、非历史性的“历史”观。这一悖论或许同样存在于韦勒克自己的文学史理想中。我们可以从他对“历史主义”的反驳探究其“历史”哲学。 韦勒克所谓“历史主义”是由狄尔泰(Dilthey)、文德尔班(Winalelband)、李凯尔特(Rickert)等开启的一种历史观念，在文学史观方面则以泰纳、卢格(A.Ruge)、马克思、恩格斯等人为代表，主张文学是特定社会与时代的表达，它与民族性、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息息相关，是内在于历史进程的审美建制。这种文学史进路被韦勒克视为“他律论”的典型，泰纳的“种族-时代-环境”三动因被韦勒克视为“历史主义”的典型，纯文学史理想的对立面。 泰纳针对古典主义流于抽象、缺乏历史主义的弊病，主张从历史主义和事实出发“我们的美学是现代的，和旧美学不同的地方是从历史出发而不从主义出发，不提出一套法则叫人接受，只是证明一些规律……从历史出发不从主义出发。”⑩他运用自然界的规律，以类科学的态度来研究文学的发展史，揭示文学这种看似无规律的现象背后的规律，从“种族-时代-环境”这文学发展的“三动因”出发。“种族”即某一民族所共有的生理、心理等属性，这是文艺发展的内部因素：“时代”从历时方面研究文艺现象，而“环境”则是从共时方面进行的考察。这种起源研究的方法早在18世纪的孟德斯鸠(Montesguieu)、黑格尔(Hegel)，近至斯塔尔夫人(Stael)、圣·伯夫(Sainte-Beuve)都曾提及。但通过泰纳的阐述才形成完备的理论系统，以大量史实、资料为证，运用于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史的研究之中。傅雷在《艺术哲学》一书的译者序中正确地指出：“从历史出发与从科学出发的美学固然还得在原则上加以重大的修正与补充，但泰纳至少已经走了第一步，用他的话来说，已经做了第一个实验，使后人知道将来的工作应当从哪几点上着手……他在欧洲学术界的影响至今还没有完全消失，多数的批评家即使不明白标榜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原则，实际上还是多多少少应用这个理论的。”(11)在具体的文艺史研究中，他往往将社会学、文化学、风俗学、生物学、地理学等学科综合起来考察艺术品，力图呈现形成艺术品的诸种因素。泰纳在考察古希腊雕塑时就试图从希腊本土的自然环境、先民的世界观、当时的各种制度(包括艺术、体育、宗教)等方面探讨希腊雕塑的成因。 泰纳的历史主义在韦勒克看来没有真正认识到作家的天才及其作品超出历史的独特价值：“泰纳的方法彻底低估了艺术的真实和价值，因为对他而言，艺术变成了人生的鳞爪。而艺术的精华——形式以及想象力的特定角度泰纳却置之不理。”(12)但文学史家对文学对象的选择本身已然含有价值判断，泰纳的历史主义让他将伟大的文学作品视为伟大时代的表征，这样的文学史观与其只描述、不评价的态度是矛盾的，韦勒克承认“泰纳是第一个企图从文学批评中排除价值观念的人。他自己在其《艺术哲学》中得出的结论，他错了。他宣布放弃这种主张，并分析了社会和美学价值构成的双重体系。”(13)所以关键问题不在于价值判断，而在于泰纳写作的是文学内在于历史的历史，而非超越历史的纯粹文学史“泰纳从未将进化看作是单独的文学的进化。文学只是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14)但文学的历史如果不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何物？即使在讨论“单独的文学的进化”时，文学史家放弃解释内在于文学进化的历史动力，去构建个人化的共时性价值结构，实际上是在放弃真正的“具体历史性”。可以说韦勒克此处以建构纯粹的文学“价值体系”取代了对作为客观历史事件的文学事件的解释。 在反对泰纳的历史主义这一点上，可以看到深受英美新批评影响的钱钟书与韦勒克极为接近。《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文指出文学史研究目的在于沿流溯源，确定作者及其作品的位置，这少不得要追究历史中文学演变的因果律。虽然钱氏承认历史现象确有因果关系，但作为旁观者的文学史家在他看来并没有断言因果的权利，将社会历史、时代环境因素作为总因的泰纳于是成为反例：“窃谓当因文以知世，不宜因世以求文；因世以求文，鲜有不强别因果者矣！Taine之书，可为例禁。”(15)历史主义的解释模式同样被视为“因世以求文”的过度诠释。 虽然韦勒克在新批评处于守势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转而强调并未忽视文学研究的历史因素，但他此时仍将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简单地视为“他律论”，将从历史出发缩减为从历史知识出发研究文学，陷入一种相对主义的历史知识论：“关于全部人类知识都具有相对性，甚至全部历史知识都具有其特殊的困难之处的争论，是非常笼统的，我们实际上并不需要从这里出发来探讨文学研究的问题。”(16)那么如何超越历史及其知识的相对性，从而达到一种“客观公正”的文学史写作？韦勒克仍然乞灵于新批评式的研究进路，即“将文学作品隔离起来，集中精神去思索它，分析它，解释它，最后是作出判断”(17)。这种纯文学史的理想体现在批评史编纂中，使韦勒克仅仅局限于将个体的哲学家、批评家视为时代文学价值的构建者，用“客观”的冷静叙述在材料的基础上细致描摹其批评风貌，却无力呈现个体批评家及其批评话语与整体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把握具体时代的历史感。如此，一部关于文学或文学观念的历史却真正规避了内在于文学的历史要素，回避了文学史的关键问题。哈里·列文(Harry Levin)尖锐地指出：“韦勒克教授甚至还谈到要超脱历史主义，并声称他的材料中‘找不到因果相关’的东西。显然，他无意做一个科学家——无意做一个解释事物原因的人。倘若如此，那他又何必要去写批评史呢？如果一部历史要想不成为一系列互不相关的事件的毫无意义的排列，那它就必然要对事物的原因进行探索并做出解释。”(18)看来，韦勒克纯文学史理想的实现需以丧失真正的历史感为代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