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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道思想奠定古代文论批评“和谐”价值源根基 真善美和谐观，不仅作为中国古代儒道释思想的核心价值观，而且作为中华民族及其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形成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价值源。一方面从儒道思想渊源与发展角度看，无论双峰对峙、两水分流，还是儒道互补、外儒内道，都能够体现异流同源、殊途同归的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内涵实质与人文精神；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及其社会价值取向看，无论主流意识形态还是民间意识形态，也无论哲学观、政治观、文化观、道德观、教育观、宗教观、文艺观、批评观、审美观还是人生观、生活观、价值观，尽管等级森严、阶层殊分、各抒己见、众说纷纭，但在协调、认同中华民族共同利益与核心价值上也都能够体现真善美和谐统一精神。由此奠定中国古代文学及文论批评的核心价值观，形成真善美和谐观，成为中国文论批评价值源。 探讨中国文论批评发展渊源，无疑会追溯到中国文化传统及其国学传统的文史哲源头。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的儒家与道家学派，成为中国文史哲思想与文论批评美学思想的源头。儒家所秉承的“仁义”“礼乐”的“中和之美”思想，道家所秉承的“自然”“无为”的“物我为一”思想，无不着眼于“和谐”价值源遵循对立统一规律与朴素辩证法法则，立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诸关系的协调、调节、协同，建构起主客体和谐统一观、真善美和谐统一观、顺应自然与改造自然和谐统一观。由此，形成儒道互补、外儒内道、阴阳协调、天人合一的和平共处、双向同构的和谐观，建构起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传统，构建“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为一体的民族性格与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儒家与道家基于“和谐”价值源形成“和谐”观，奠定中国古代文艺、文论批评、美学的思想基础与核心价值观基础。 先秦儒家基于“礼乐”和谐关系建构“中和之美”文艺观。孔子论《诗》，《论语·为政》：“《诗》三百首，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季氏》：“不学《诗》，无以言。”《学而》：“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八佾》：“《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旨在强化文艺的兴观群怨社会作用以揭示真善美和谐统一之理，建构起温柔敦厚、清正典雅的中和之美价值取向。孔子论乐，《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先进》：“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吾从先进。”《阳货》：“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八佾》：“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旨在厘清与协调礼乐关系以达尽善尽美目的。孔子论文，《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宪问》：“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10]旨在以“文质彬彬”强调文艺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由此可见，儒家以“和谐”价值源为核心价值观构建温柔敦厚、清正典雅、尽善尽美、文质彬彬、中和之美的文艺审美价值取向。 先秦道家基于“道”建构“自然”“无为”之道与“以天合天”的文艺审美观，阐发天人、物我、有无、虚实、巧拙等辩证关系，其渊源植根于“和谐”价值源。道家始祖老子论“道”，《老子·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四十一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四十五章》：“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以二元对立或对应的辩证关系不仅阐明真善美所具相对观，而且也阐发了基于对立统一思维的和谐观，指向辩证思维与朴素辩证法的世界观及方法论。 庄子从“道”论“自然”，凸显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辩证关系。基于“道法自然”之理，庄子一方面提出“自然无为”说，《庄子·知北游》：“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以自然“无为”之道阐发圣人“无为”之道，旨在达到顺应自然以无为而无不为之目的；另一方面提出“物化”说，《齐物论》：“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由此得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物我为一”或“天人合一”结论；再一方面，基于“自然”提出“贵真”说，《渔父》：“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真者，所以受于天地，自然不可易也。”[11]庄子所言“真”既涵盖“自然”思想，又蕴含以“真”向善趋美的真善美和谐统一价值取向。 先秦儒道“和谐”说奠定“和谐”价值源的思想基础，建构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文脉传统，影响历代文论批评发展。此后，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所提出意境、意象、意蕴、文心、文气、文品、韵味、滋味、神韵、性灵、气韵、格调、妙悟、境界等文艺审美范畴及批评准则，无一不蕴含真善美和谐统一的价值源基因，都具有真善美和谐观构成的核心价值取向，不仅在文艺本体论、创作论、作者论、作品论、鉴赏论、批评论、方法论、标准论等理论建构中始终坚持真善美和谐观，而且在文艺创作与鉴赏批评实践中形成真善美和谐统一的核心价值取向，以温柔敦厚、古朴典雅、自然清静、飘逸淡泊、中和之美表达出艺术人生追求与审美理想境界。魏晋南北朝是“文的自觉时代”，刘勰《文心雕龙》以“原道”“宗经”“征圣”确立中国文论批评思想主旨；以“天文”“地文”“人文”确立中国文论批评的人文精神；以“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阐发道—圣—文的内在逻辑与辩证关系；以“神与物游”“心物交感”“感物吟志”等命题确立文艺性质特征及创作特点；以“体性”“风骨”“通变”“情采”“隐秀”“物色”以及道术、阴阳、有无、虚实、言意、文质、情景、文笔、形神、时空、浓淡、简繁、动静、朴华等关系概念阐释了艺术辩证法及方法论。由此可见，“和谐”成为刘勰《文心雕龙》文论批评体系的价值源及文论批评观核心思想，建构中国古代文论批评的“和谐”观，形成真善美和谐统一的核心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文论批评传统精神对于当代文坛仍然具有现代价值与现实意义。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因此，文艺批评必须遵循文艺真善美价值观发展规律，确立真善美和谐统一的价值取向，构建文艺评价体系及其评价取向、评价导向与评价标准。习近平还谈到：“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作家艺术家要敢于面对批评自己作品短处的批评家，以敬重之心待之，乐于接受批评。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12]文艺批评必须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论批评优秀遗产，必须继承创新文艺真善美优秀传统，坚持文艺批评真善美核心价值与永恒价值，这就需要首先探溯真善美价值观的“和谐”价值源。正如刘勰所言“原始以表末”方能知古以论今，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批评建设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