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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意义的1990年代，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多元化”时代。纯文学意义的多元化，与“唱响主旋律、多元协奏”的官方表述有一致性，也有不同指向。从今天的立场重审1990年代，会发现90年代（特别是前期）出现了很多“怪异”文本。这些文本无法归类，也没有延续性，却表现出独特思想与审美价值。这些怪异文本没有成长为“多元”的一极，却被深深地“嵌入”了90年代。90年代初有两部引起广泛争议的“性爱”小说，一部是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另一部是王小波的中篇小说《黄金时代》。它们的叙事背景，一则指向80年代的整体反思，另一则针对“文革”岁月，又指向伤痕体验。它们都以“性爱”为突破点，既开启了90年代欲望叙事，也表明了90年代文学在冲突、浮动、重组中确立“个性自我”的新可能性。 一、肉身的政治：时代转型的暧昧景观 中国现代小说的性爱叙事，总联系着现代民族国家寓言。现代中国面对救亡压力，天然地将性爱故事所包含的自我个性反抗，融入民族国家寓言，形成具内在张力的后发现代国家独特的性爱表述，比如，“革命加恋爱”式的左翼文学。正如刘禾所说：“中国与西方暴烈的撞击将民族观嵌进了自我观，自我观嵌进了民族意识，但现代自我观却不能简约为民族身份，相反，两者之间长久存在互斥、争斗及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张力。正是这种互斥与互渗表达了作为一段历史体验的中国现代性。”（1）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格局结束，国内新一轮改革开启，旨在最大程度保持国家统一、执政党地位和意识形态合法性。这种“融合再造”的思维，未从根本改变五四以来性爱叙事与民族国家意识纠缠不清的状态，却给予了文学史多种可能性。90年代“性爱”叙事包含的欲望合法性，凸显出个人对民族国家意识的疏离、怀疑，甚至是反抗。 但是，这些“性爱”叙事，内在逻辑并不统一。有的具有较封闭的先锋语言试验色彩，如起于80年代中后期，在90年代确立经典地位的先锋欲望叙事（如苏童的《米》）；有的则走入日常生命个体彻底对宏大叙事的悲观逃逸，如兴盛一时的新生代欲望叙事（如朱文的“小丁”系列小说）；有的则进入女性叙事与消费话语结合的轨道，如女性身体写作（如卫慧的《上海宝贝》）。这些形态各异的欲望写作之中，《废都》与《黄金时代》的地位更特殊。他们在90年代初，开启了欲望写作的“潘多拉的盒子”，具有举足轻重的文学史地位。尽管贾平凹类似明清笔记小说的“复古性爱”言说与王小波带浪漫与反讽双重气质的性爱故事，外在形态差别很大，但都有一条被文学史家忽视的逻辑理路，即以“肉身”介入当下文化现实，形成强烈的反思性——这恰对90年代“去政治化”文学叙事主流形成了反拨，表现了文学史在80年代与90年代交替过程中的历史继承性与内在复杂逻辑。 《废都》与《黄金时代》依然是“力比多寓言”，但更具个人主义的“政治性”。两部作品都集中于性爱关系，都表现出强烈的冒犯性。《废都》以80年代末知识分子庄之蝶“人生失败”的故事为背景，展开了一场生命焦虑的性爱狂欢。80年代启蒙光环渐渐退却，庄之蝶丧失了写作能力，显露出灵魂的卑琐。他给农药厂写广告，合伙坑朋友的书画。然而，这个“西京四大名人”，既没有足够经济实力，也不能在与旧情人的官司中获得权力支持，不过是一个可怜可笑的“虚名”罢了。更致命的是，他丧失了男性功能。他和唐宛儿、柳月等女子的性爱狂欢，可看作生命的拯救，也是绝望的颓废。《废都》的政治性在于，“性”不过是政治失效的寄喻物，也是80年代启蒙叙事失败的黑色隐喻。同时，隐私化与个人化的“性”，祛除了80年代性爱书写的神圣意味，被粗鄙直露地暴露在公共阅读空间，无疑形成对改革时代意识形态“共识性”的巨大嘲讽。这种共识性经由启蒙、民族国家叙事与革命意识等多重话语锻造而成，曾借助“改革时代”、“社会主义新人”等诸多标识彰显存在，却在盗火者自暴自弃中丧失了崇高地位。同时，小说也隐含地通过“文化古城”系列经济改造，暗示着一个权力和经济结盟时代，知识分子将沦为权力和市场的双重附庸。如果说，《废都》政治性主要在于“破”，描述知识分子精神个体的清醒绝望，那么，《黄金时代》政治性主要在于“立”，即通过“性”的个人主体性，确立反控制的自由主义精神。陈清扬与王二的性爱故事，不属于知青叙事，不是对启蒙的哀悼，却更像对80年代文学源头的某种“重述”——以个体的真诚表白，对抗军代表为首的道德话语压抑。它的浪漫大胆的性爱宣言，试图树立“个性自我”内在伦理性。“我”为自己的精神和肉身立法，理直气壮，特立独行。《废都》和《黄金时代》都试图通过大胆性爱自白，赋予性爱“自己定义自己”的权力，并对当代中国文化形成批判性反思。 吊诡的是，与《废都》《黄金时代》相比，90年代却更多存在去政治化的“后现代意义”的欲望叙事。这些性爱故事成为第三世界中国在全球化经济秩序边缘地位的隐喻。它们在边缘处游动，被抽象为某种固化本质。性无处不在，却弥散得无影无踪。如朱文的《我爱美元》，儿子带父亲嫖娼。父亲指责儿子没有找到理想，自由和爱，儿子声称，这些在性里都有了。（2）性爱包含的个体尊严和责任伦理，历史反思的因子，都被消解在欲望狂欢了。汪晖用“去政治化的政治”形容90年代文化语境。这些欲望书写，突出欲望合法性，忽视欲望破坏性；肯定欲望权力，遮蔽欲望的责任；肯定欲望经济性，否定欲望的政治变革诉求。然而，阿尔都塞声称，所有意识形态，都是被询唤出来的，欲望也可被询唤出来，按照政治需要的样子塑造自己。（3）“去政治化”的欲望，隐蔽地受制于全球化资本结构秩序，遮蔽了中国现实鲜活的生命体验，也遮蔽了中国文化重塑自我的意愿和能力：“90年代小说解构叙事背后潜藏着的‘结构意识形态’恰隐藏着对生命价值的冷漠。它反映出主体在一个断裂社会中的削弱、失落和分解，但它的危机却不主要表现在大写的人的解体，而在于它把人放在历史、生活、生命、语言等方面的经验领域，否定人的超历史本质同时，放大了个体自我在时代的有限性、被动性和屈从性。”（4） 《黄金时代》处理的是革命与个人的关系问题；《废都》则是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启蒙失败的历史总结。两部作品都凸显了八九十年代断裂形态下问题症候的延续性。两部“黄书”的政治介入性，又有一个内在文化逻辑，即“个体自我”如何确立。90年代初，出走于新启蒙叙事的文学，处于茫然无措的状态，各种可能性也便趁机而出。“个体自我”也借由市场经济的解放，试图通过“性爱叙事”，重塑个人主义神话。王小波的性爱叙事，倾向为积极“抵抗极权”的个人欲望合法化，贾平凹笔下，则更多倾向为消极的“文化理想失败”后个人欲望的颓废化。王二与庄之蝶，都是“有深度”的自我。这两部诞生于1990年代前期的作品，在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格局，并逐步摸索出调整应对策略之前，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向度。《废都》恢复了中国古典文人的性爱想象，在对革命叙事与新时期启蒙叙事的双重冒犯中，以撕裂的方式，展现了前二者在个人主义大潮袭来时的话语失效，暗含着“真实自我”的主体政治性纬度；《黄金时代》则在叙事反讽的同时，有着古典自由主义气息，形成浪漫化的个人主体现代价值。由此，《废都》对《金瓶梅》传统的复活，恰恰是“现代自我”对自身谱系源头的中国化重塑，而《黄金时代》结合反讽与浪漫的性爱故事，却力图为中国寻找到更能表现“现代自我”精神的书写方式。 这两种表达的微妙之处在于，他们与先锋文学的欲望叙事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在于在先锋文学包裹着语言探索、形式实验、边缘意识等抽象词汇的叙事形态，建构性的叙事维度被抛弃，性爱叙事被空心化与抽象化了。所谓空心化，是指不再言说欲望的政治反抗意义，而抽象化在于，在边缘卑微姿态下，抽取欲望叙事的现实介入性。先锋文学对欲望的言说，并不构成对主流政治宏大叙事的威胁，恰形成了某种有效互补。同时，这种空心化和抽象化的性爱叙事，表面非常时髦，但不过制造了一种“与世界同步”的幻觉，祛除中国主体性建构的努力，也成为90年代中国在全球化语境的边缘秩序的尴尬确认。 然而，90年代文学，“混乱”的外在形态之下，并非没有“自我确认”的主体建构企图。汪晖也认为，90年代中国文化语境，并非纯粹属于全球资本主义进化序列的后现代主义变体，而存在“独特现代性实践”可能性。（5）《废都》近乎自我撕裂的真诚解剖，《黄金时代》的新欲望伦理，显示着自我主体建构的可能性。有批评家指责90年代纯文学领域匮乏政治性：“文学在90年代失效的原因，并不在于纯文学观念自身，而在于纯文学体制与具体作品政治性之间张力关系消失了。”（6）这无疑忽视了《废都》与《黄金时代》。 二、“真诚”的叙事：个人主义的性爱隐喻 这两部作品如何通过性爱元素，形成政治性“现代自我”？这里涉及“真诚”，即指“公开表示”的感情和“实际感情”的一致性。将“公开情感“与“实际情感”统一起来，表现了“独立个体”为自我立法的逻辑与伦理建构。宏大叙事占据公共空间的时代，个人必须压抑欲望，追求群体性公开情感。对“新时期”初期作家来说，“自我”显然还是“人”的代名词，“人”不仅与“人民”同一，且沟通“党”、“国家”、“民族”等宏大话语。“他们所认同的人民、党和社会主义，不仅完全同一，这些认同对象之间还互相确证对方合法性，且赋予对方以强烈道义色彩。”（7）先锋文学的一大功绩，是以语言自觉的疏离，实现文本内情感陌生化与价值撕裂。但中国先锋文学有全球审美秩序的“外在规定性”。那些肉身想象必须以封闭、边缘和审美性的姿态，才能成为独特的意象。 《废都》与《黄金时代》，欲望书写表现出强烈塑造自我的主体性诉求。公开展示欲望，考验的是作者的“真诚”，即能否将个人“最私密真实的情感”公开表达，并依靠心灵与欲望合二为一的公开诉说，确立“自我”伦理合法性与审美原则。特里林认为，16世纪早期，当“真诚”涉及人，基本是比喻性的，一个人的生活是“真诚的”，指完好、纯粹、健全的——但不久它就开始指没有伪饰，冒充或假装。（8）新时期文学“真诚”问题，是能否将个体情感与集体性情感融合。90年代个人化情感，特别是性欲，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公共空间表述合法性，如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女性小说。但女性欲望书写必须是阴性，边缘性的。90年代新生代小说欲望写作，更直接迅猛，颠覆性更强，如朱文的“小丁”系列作品。这类小说，欲望虽成公开景观，甚至被夸大为唯一内驱力，但匮乏“一致性”，即公开表达个人欲望与内心对欲望的坚守之间，存在深深地虚无断裂。他们对欲望缺乏忠诚，也不认为欲望能带来主体性。《废都》与《黄金时代》“真诚地”表达欲望，就在于展现自我与欲望之间的伦理关系，坚信欲望本身代表个体的主体性精神。 首先，真诚地表达欲望，是对“差异性”的发现。差异性是个人主义基本法则：“个人主义的核心在于最初的心理体验：在我的存在与他人的存在之间的一种明显差别感。这种体验的重要性，由于我们对人类自身价值的信仰而大大增加了。”（9）《废都》塑造了庄之蝶这样新时期文学前所未有的人物。他标志着新时期叙事的失效。这既是理想、爱情、文学的失效，更重要的是道德失效。只有如此经历，个人才脱离群体意识，变成无所依傍的个体。庄之蝶充满恐惧无奈、清醒反省与缺乏克制的欲望。《黄金时代》的王二与陈清扬，更像创世纪的亚当与夏娃，充满理直气壮的欲望与强悍肉身想象，追求个人价值的合法性。两部小说结尾，不约而同地出现车站意象。庄之蝶在即将出走的车站中风而亡。王二也在车站送走了陈清扬。庄之蝶以追求欲望自由的无奈出走，标识着个人清醒痛苦的彷徨；王二和陈清扬拒绝欲望的功利纠葛，表达出自信的个人主义宣言。 其次，真诚的欲望表达，还在于围绕个人欲望，形成特殊时空场域：“如果个人开始逐渐形成围绕空间化自我感知而展开词汇场，我们可以说人类在个体自我意识发展过程中已进入主体时期。”（10）特里林也说：“只有当一个人成为个体的时候，他才越来越多地生活在私人空间里。但历史学家没有说明，是私密成就了个性，还是个性需要私密。”（11）《黄金时代》的性爱场景，呈现出个体与群体对抗的空间意识。性爱场景变成私密生活悲剧献祭。集体的窥视和压制，成了欲望的对抗性理由。《废都》的性爱景观，既在私人卧室，还在政协会议宾馆等庄严之地。庄之蝶和唐宛儿、柳月的私通，个人空间和集体空间，并不构成碰撞冲突，而呈现“秘而不宣”的秘史气息。王二忠诚于个人欲望对集体空间的对抗性，庄之蝶却表现出性爱与集体空间的分裂性，但都形成对集体话语的冒犯。甚至《废都》的“方框空缺”，也形成了不在场的空间冒犯。如批判家所言，《废都》的“□□□”是精心为之的败笔。空缺彰显了禁忌，同时冒犯了被彰显的禁忌。（12）《废都》通过“真诚自我”撕裂成规，《黄金时代》则是角色、隐含作者与叙事者的视角合一，构成对社会的反讽。两部作品的时空感不同。《废都》是循环性的，表面时间顺序是庄之蝶官司的始末，是性爱的从无到有，再到无。《黄金时代》时空序列则是不发展的，开头追述，结尾纪念。性与政治的对抗，配合云南边陲的叛逆性想象，构成凝滞化时空。《废都》出现新时期文学未有的“末日恐慌”时空意象。多色花开、天出四日、鬼魅横生等寓言情节，偏偏隐身于高度写实的，日常化生活。这也隐喻着个人在宏大叙事消褪，生活归于日常时，突如其来的“恐惧感”。无所依傍，焦虑又压抑。《废都》的西京“偏都”形象依然有体制寓言性。它不反思权力，反思的是权力如何失效的问题。《黄金时代》塑造高度浪漫化的神秘边地，脱离革命集体秩序的个人主义乌托邦，象征自然伟力和个人力量的结合。 两部作品以“真诚的欲望”颠覆中国文学“个人/集体”臣服结构，进而将二者塑造成“文学/政治”新张力结构。革命时代，个人主义为意识形态领域消极词汇。毛泽东使用“个人主义”，除小团体主义，还有个人英雄主义，个人攻击和报复，个人消极懈怠和雇佣思想，个人享乐思想等意思。（13）反对个人主义和提倡为人民服务，构成新道德的两个领域：“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14）周扬也曾说：“要扩大社会主义，就要缩小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万恶之源。”（15）个人主义将个人从传统束缚解放，作为道德态度，它不只是把自己建立在个人自利基础上，而是“我们将个人主义看成信仰体，个人不仅被赋予了地位和价值，且成为了真理的最终裁断者”。（16）贾平凹和王小波之前，性爱都做为革命与启蒙秩序的“双重边缘”想象，并不构成对抗性——即便如王安忆“三恋”系列小说，性爱元素也被赋予了高度文化哲学意味。性爱不但是宏大国族进步与人性解放的要素，且并不与革命与启蒙构成直接冲突。《废都》通过知识分子性爱景观，拆解新启蒙叙事，彰显出个人主义道德的可能性。庄之蝶与唐宛儿尽管沉溺于欲望，但却也显现出有别于牛月清、孟云房、景雪荫等人的，拒绝“假面”的真诚。《黄金时代》的性爱故事，被放置于“破鞋”的敏感道德话题。王二和陈清扬的关系，先有性，后有爱。王小波以反讽态度将之称为“伟大友谊”。性爱成为游戏：自愿、尊严、隐私、不伤害他人。性爱不是神圣仪式，也不是原罪，就是“友谊”而已。它也带有形而上理论气息。因为它是“伟大”友谊，在二元对抗中显现主体建构。王和陈的性爱场景，大自然力量（风、雨），成为美好性爱象征。性爱一方面具美好浪漫的特质；另一方面，性爱变成普通人的事务。《黄金时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出现性爱与宏大秩序直接对抗的小说。（17） 有趣的是，90年代，王小波被很多更年轻的新生代作家，认为是宏大性的，应被警惕的作家（朱文等发动的“断裂问卷”之五：陈寅恪、顾准、海子、王小波等人是我们应该崇拜的新偶像吗？他们的书对你的写作有无影响？绝大多数被访新生代作家，不认为王小波是时代偶像，他的作品对自己影响很小）。（18）王小波浪漫化的审美价值观，是对欧洲古典自由主义的恢复，与新自由主义崇尚价值绝对中立有差异。新生代小说家满足了90年代主流政治，鼓吹欲望消费的要求，也符合全球资本主义视野下，对“边缘中国”的文化定位。它们要消除的恰是中国现代性的主体原创力量和高度差异性。 三、性爱叙事：文学与政治、市场的“博弈” 《废都》与《黄金时代》性爱叙事的特殊性，还表现为它们在文学与政治、市场的博弈之中，彰显了文学对政治的反思性。90年代市场与文学关系的权威论述，将“道”和“术”分开，类似“西体中用”90年代版本，如敏泽指出，一方面“文学的价值不仅是在交流和交换，而且在于商品性”；另一方面，“文学具有商品特性是一回事，因其具有这种特性，而无视其根本特性：作为精神文化创作的价值，将之等同于一般物质产品又是一回事”。如何处理价值选择两难呢？敏泽将其分而治之：“通俗文学的作品，推向市场，在健全文化政策调控下，促其发展，却不可把高雅文学艺术，一律推向市场，这只能对民族文化产生意想不到的灾难——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社会主义文学价值基本要求从事审美创造性劳动，国家在文化政策上给予适当支持，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也一定会走向新的繁荣。”（19）“通俗/高雅”二分法，是用“区隔”谋求文化符号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通俗归市场，高雅归政府，通俗归资本主义，高雅归社会主义的潜在划分，暴露了90年代市场叙事的尴尬。这也给了《废都》与《黄金时代》这样异端的作品，凭借“通俗化假象”得以生长的缝隙。《废都》最初的成功，来自“纯文学作家写黄色小说”的噱头，《黄金时代》连载于性爱保健杂志《人之初》。（20） 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的探索之中，文学领域的欲望与政治的关系，也是“晦暗不明”。一方面，去政治化导致文学表现领域日益逼仄与苍白；另一方面，去政治化的纯文学，恰是文学“自我保护”的结果。强行割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导致文学现实指向，以更畸形、隐晦的寓言方式展开。这种“非政治化”文学，将现代体验压缩、删减与控制地植入文学，回避政治问题，遮蔽现实诉求。更重要的是，它割断了鲜活的现代意识经由政治反映到文学的路径。从先锋写作到新生代写作，都能看到这种情况。欲望写作的政治激进性，特别是欲望包含的“自我确认”因素，被认为是过时，已解决的问题予以遗弃。“搁置政治争议，开发欲望生产”的自我规训，有新自由主义与威权政治结合的痕迹。它不仅包含在我们对现代主义的接受中，也被挪用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对此，张旭东曾说：“政治无意识在当时并不需明确化，因为它同新时期中国一系列国策并不冲突，同时也满足了文革后逐渐形成的大众社会对种种物质丰富性和社会自由的追求。这两种力量的结合造成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理解的全面非政治化。”（21） 《废都》与《黄金时代》是市场经济与精英文学结合，在“缝隙”形成反思的典范性文本。市场经济不仅意味着经济富足，也为个人主义提出政治主张。庄之蝶以文人复古狷介面孔，以纵欲打破启蒙的道德光环；王二与陈清扬，以性爱破除被窥视、控制的政治恐慌。王二和庄之蝶都试图摆脱意识形态束缚。这种束缚在80年代被掩盖在文学进化论乐观论调下。9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一方面，以经济合法性替代文化激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暗中带来新意识形态内容，即个人意识的重新兴起。这种个人意识，具古典自由主义意味，在80年代悄悄出现，与新自由主义有交集，也存在差异。他们追求的不仅是差异政治、文化身份认同、网络科技主义等西方后现代问题，也是现代社会的基础要求，如个体尊严、个人自由平等、经济民主、法律保障等。90年代文学边缘化焦虑，绝不仅是市场经济将文学“变成消费”，更不是文学与政治的结构性张力被取消——而恰是这些景观并没有真正被呈现，却被“虚假”的“多元共荣”文化想象所遮蔽。虽然出现了文学消费市场，但政治权力依然保持对文学的控制。主旋律文学等政治性写作，依然占据重要象征资本和经济资源。文学与政治的博弈，并没有被取消，只是更隐蔽了。同时，政治压力和经济诱惑下，文学表现出更多策略性。这两部作品，恰表现出市场经济语境下，文学发展的另外可能性。《废都》写新启蒙文学的失败，《黄金时代》写个人的胜利，都是文学“异端”与市场经济呼应，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另类挑战。 当然，《废都》和《黄金时代》的消费形象，也充满矛盾、反抗与质疑的否定性特征。它们都不是纯粹市场化消费的文学产品，还带有市场经济发动初期的政治冲击力。成熟的文化经济更保守，更善于寻找与政治妥协的路径——如新世纪兴起的网络文学，便以通俗化市场类型文学，通过各类远离现实文字幻境，进行“更有效”，也更符合政治要求的文学资本运作。《废都》不仅描述欲望合法性，且真实再现欲望的扭曲、焦虑和失效。庄之蝶的性爱故事，表现对官僚政治的厌倦，对帮闲地位的矛盾心态。庄胜诉景雪荫，不过牺牲柳月嫁给市长残疾儿子。这依然是权力的胜利。“自我”冲出现代化、社会主义新人等概念，只能孤零零地活在“混乱又有序”世界。“混乱”是市场经济介入，导致道德解体；“稳定”是新威权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如“文化经济古城”依然占据最高合法性。《废都》以周敏来西京开头，以庄之蝶与周敏共同出走结束。周敏就是多年前的庄之蝶。他们都是无法皈依都市的“乡土文学青年”。《黄金时代》对政治的强烈批判，不仅专指“文革”或知青题材，且是以性爱叙事形成对中国泛道德的逻辑反讽。同时，《黄金时代》对政治的反讽，又不是纯粹的市场消费法则。它的趣味非常精英化，语言纯文学性强，故事性反而不明显。 四、文学史反思：重寻“个人”主体建构能力 经上所述，《废都》与《黄金时代》的欲望叙事，都有强烈的个人主义价值的反思性，与90年代文化逻辑存在一定差异。文学史意义上讲，这两部小说也可看作80年代与90年代转型千丝万缕，又复杂晦暗关系的证据。80年代是新启蒙与政治体制短暂的共识年代，90年代则被想象为政治威权与资本结合的多元化时代。80年代启蒙是可疑的，90年代的“多元化”同样可疑。90年代是资本黄金时代，欲望的黄金时代，却并非“个体自由”的黄金时代。当“庄之蝶”们重新回归体制，开始创作伟大时代的“中国故事”；当“军代表”已下岗，“陈清扬”和“王二”们已成为中产阶级，这些故事的叙事合法性就消失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要重新思考80年代的文学遗产，及90年代转型的潜在困境。李陀认为，80年代思想解放体制和新启蒙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性：“前者在对文革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思想的新秩序，后者凭借援西入中，凭借从西方拿过来的西学话语来重新阐释人，开创新的讨论人的语言空间，建立一套关于人的新知识。”（22）这无疑表明80年代本身存在的“裂痕”。王小波与贾平凹都在某种程度上继承80年代启蒙精神，但都反叛了80年代文学体制。贾平凹用文学家形象“假借”为知识分子。庄之蝶是文人，有知识分子名头，却少知识分子特质。贾平凹以此传达文学对社会的分裂。王小波则传达了知识分子对体制的分裂。《黄金时代》王二和陈清扬的性爱世界没有文学。他们的身份是医生和知青。 异质化的性爱叙事同样存在于80年代文学，许多作品因性爱叙事的冒犯，而被抛弃、遗忘，成为文学史失踪者。（23）如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70、80年代文学虽鼓吹回到个人，建立文学自主性，但对于遇罗锦这种实录性自传小说还难以适应和接受。即使文学新启蒙者，也往往把个人理解为苦难的，理想化的，带时代悲情和知识精英视角的抽象形象，而不是遇罗锦这样把个人经历，尤其是性痛苦的琐碎生活转换为个人主体性的文学表现。”（24）寓言具本源性意义，即某种思想结构无法直接实现，必须以“非现实”存在形式，表现出对现实的焦虑和渴望。《废都》和《黄金时代》的性爱故事，性爱的压抑、失败、反抗，同样是詹姆逊意义上的“力比多寓言”。贾平凹与王小波的性爱故事，不再驯服于民族国家叙事的规则，却表现出“独立主体”对民族国家叙事的反思。庄之蝶的性爱“缺失——恢复——再次丧失”的叙事循环之中，贾平凹不再追求性爱匮乏与民族国家创伤的寓言性联系，而表现个人如何挣扎脱离政治的心灵轨迹。《黄金时代》的寓言性则表现为赋予私人性爱以主体性力量。民族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被性爱戮破了庄严道德面孔。云南蛮荒边地的热风里，偷情的故事变得光彩照人。那种力比多偏执策略，在王小波后期作品更明显。 但是，这些“个性自我”叙事，与90年代文学主流又有疏离感。90年代，很多学者将《黄金时代》解读为后现代狂欢，对《废都》进行道德批判，忽视了二者以性爱叙事重构叙事伦理的意图。对《废都》的道德批判，表现出90年代对80年代道德姿态的留恋；对《黄金时代》的后现代解读，则表现出90年代对80年代宏大叙事思维的解构。学者习惯从“权力/性爱/后革命”类话语模式解读王小波，但忽略王强烈的启蒙建构气质。（25）戴锦华的表述，尤其具有代表性：“如果说反道德、或不道德的意义上，将王小波作品指认为‘性爱小说’，无疑是误读；那么，将王小波读做‘政治’场景的‘性爱’化装演出，则是另一种误读途径。‘王二风流史’展现的并非历史与权力机器的性爱象征，而是性爱与性别场景自身便是权力与历史场景的一部分。”（26）这种解读放大了王小波的后现代气息。王小波依然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体气质。 为何两部小说呈现出“暧昧晦暗”的文学史状态？这也要考察90年代知识分子主体性探索的困境。80年代刘再复用二元对立概念，如个人/集体，精神性/实践性等，为新时期文学命名，称“主体新人”要赢得个人心灵安宁与尊严，也赢得自我和本质实现。（27）但杨庆祥还是从中看到某种历史逻辑相似性：“刘再复的主体论，实际把新时期文学纳入了激进主义文学传统，这种文学的载道性质显而易见。我们关于人的言说越来越软弱无力，一个新人和新文学图景显得遥遥无期。”（28）90年代，很多知识分子也对市场原罪有超乎寻常的敏感，排斥肉身精神建构能力：“身体自然是与消费主流意识形态头尾相和，拒斥启蒙理性与人文思想的身体，这样的个人经验其所能够含有的个人性的价值与意义，更是大打折扣的。”（29） 这里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性爱叙事存在自由、民主的启蒙因素；二是80年代启蒙将性爱理想化处理，存在虚假和缺陷；三是资本全球化今天，后现代文化放大个人欲望，造成中国当代文学重新表述欲望主体的难度。中国在9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政治体制并没有大变革。市场有限包容祛除意义的欲望法则，但文化领域依然有强大禁忌性。对90年代知识分子来说，《废都》是写实性的。这不在于庄之蝶的性爱故事是否真实可信，而是这类猥亵性爱对知识分子和新时期文学的真实冒犯。它以病态窥视给社会以血肉模糊的真实疼痛感，揭示新启蒙幻梦的脆弱性。《废都》之后，贾写性爱收敛了，但苍凉悲剧感挥之不去。如果说《废都》写实，《黄金时代》则是浪漫的。《黄金时代》不是简单弘扬性爱的美好，而是揭示其反抗形态——性的自虐。王小波使知识分子找到了艰难怪异地“确立自我”的体验。《废都》试图表达文学的幻灭。王小波则抨击人文精神大讨论的道德合法性，提出宏大世界背后，有一个阴性自我世界。他指出对知识分子而言，做思维精英比道德精英更重要。（30）人成为肉身的主人，人在欲望之中承认自我，确认自由、爱情、尊严，追求主体责任伦理。自然状态的人挣脱各种天然联系的社会脐带，成为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人。他们感受自己的痛苦和快乐，表达自己的意志，追求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欲求。（31）这种自由意志书写，对中国知识分子形成独立自主，又理性宽容的观念有启发意义。 《废都》与《黄金时代》也留下诸多遗憾。这些问题一方面由于自由主义本身所造成：“自由主义者是乐观主义者，他对个人充满信心，充分相信个人的道德承担力，他把这个世界的进步和美好，都完全交付给个人去推进，但这是一个不能被证实的假定，是一场对人性下赌注的冒险。”（32）另一方面，则表现了社会转型文化语境对作家和作品的限制力。他们的欲望化个人姿态，注定是偏执而策略化的，匮乏更深刻地从“全面的人”角度的人性考察。《废都》充满旧文人气息与精英自恋。阿灿、柳月等底层女性遭受的压抑和不公，不在作者考虑氛围内。《废都》将目光指向新时期文化体制的崩溃。但80年代文学体制没有崩溃，它反而使90年代文化体制和政治、经济的结合更紧密了。王小波式的欲望个人主义，将欲望提纯为政治的对抗物。他笔下无所不在的权力压抑是欲望合法的前提设计。《黄金时代》对欲望本身并不反讽。当欲望主体不是智慧、勇敢和力量的化身，只是普通人，外在政治压抑变得宽松泛化，欲望责任伦理便会失效。两部作品的悖论在于，无论《废都》的颓废自我，或《黄金时代》的对抗性自我，都还是中国试图自主找寻发展道路的某种探索。90年代中后期，中国被迫深度融入后现代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这种选择甚至是在保留革命秩序某些意识形态功能前提下，对资本力量的重新确认。复杂的历史处境也导致个人主义的弊端被放大，个人主义内在魅力和价值合理性，却被历史地消解了。“个人主义”也因此缺少契机，与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与“人的解放”相联系，成为中国文学内部一个具有生长能力的文学命题。 由此，两部“黄色”小说又是一个寓言，即90年代如何真诚表达“个性自我”，进而建构个人主义的典范价值观。中国文学的个性自我问题，常联系集体性创伤体验、道德情绪和反抗西方主题。这些体验也易诱发以规避意识形态为特征的欲望狂欢。它们回避个体与集体的分裂，回避自我与革命、自我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历史关系；它们以西方后现代主义为参照，取消“个性自我”重返现实，获得历史感的可能性。《废都》和《黄金时代》真诚的“个性自我”则有所不同。这二者体现着古典自由主义命题，如个体自由、生命尊严等，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怪异的“歧路”。90年代的“异端性爱叙事”，还有老村的《骚土》。它以传统笔法写乡土性爱，对政治别有讽喻：“对历代农民自觉民主意识的虔敬，然后是对中国大地根深蒂固的封建皇权思想的批判。《骚土》的温暖，是这样一种特殊温暖：边流泪边反抗，边下跪边批判。”（33）《废都》《黄金时代》《骚土》这类怪异的性爱故事也表明，重写文学史的经典化筛选机制，必须有现实政治指涉能力为标准——它至今尚未终结。 注释： （1）刘禾：《跨语际实践：往来中西之间的个人主义话语》，许继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第232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 （2）朱文：《我爱美元》，第76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3）〔法〕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第191页，杜章智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 （4）王金胜：《新时期小说的自我认同》，第25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5）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第47页，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6）贺桂梅：《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学性”问题在1980年代的发生》，《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7）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第9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8）（11）〔美〕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第14、23—24页，刘佳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9）（10）科林•莫里斯：《个人的发现》，转引自〔捷克〕丹尼尔•沙拉汉：《个人主义的谱系》，第18、22页，储智勇译，长春，吉林出版责任有限公司，2009。 （12）益书：《被禁十七年〈废都〉重版？》，《南方农村报》2009年8月6日。 （13）王秀华：《个人主义：从西方到中国——以毛泽东所反对的个人主义为例》，《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 （14）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选自《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第1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 （16）〔美〕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第28页，刘佳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17）房伟：《“不一样”的爱情：在革命的星空下——王小波小说的“革命+恋爱”模式》，《东岳论丛》2012年第2期。 （18）汪继芳编：《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自由作家访谈录》，第267—27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 （19）敏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学价值论》，陈建功、陈昌本编：《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第88、94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 （20）《人之初》主编吕海沐，看到《黄金时代》的价值：“他笔下的性同以往文学中的性有很大不同。它既不同于劳伦斯把性写成美，并且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美；也不同于《金瓶梅》把性写成丑，以警世劝善为其或真或假的目的；他笔下的性就如同生命之本身，健康、干净，既蓬勃又恬淡。这样来写性的书并不多见，因此值得一看。”《黄金时代•编者按》，《人之初》1995年第1期。 （21）张旭东：《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年代中国与20世纪的终结》，第5页，朱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2）查建英主编：《80年代访谈录》，第274页，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3）李扬：《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 （24）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第12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5）港台和海外的很多论文，都从后革命语境下王小波和革命、性爱的关系入手研究，如Hee Wai Siam：《现代中国的同志修辞学》，《中外文学》，台湾，2009年第3期；Yue Ma，wangxiaobo，The Double Temptation of Revolution and Sexual Allurement，concentric，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2005，p.112。或将之归类为反体制“问题作家”。（郑义：《新体验小说家王小波猝逝》，《九十年代》，香港，1997年第5期） （26）戴锦华：《智者戏谑——阅读王小波》，《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2期。 （27）刘再复：《性格组合论》，第2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28）杨庆祥：《主体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 （29）张光芒：《欲望叙事的溃败——从“个体写作”到“身体写作”》，《湘潭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30）王小波：《思维的乐趣》，《王小波全集》第1卷，第112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31）丛日云：《论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精神》，《文史哲》2002年第3期。 （32）周枫：《自由主义的道德处境》，《福建论坛》2004年第1期。 （33）周明全：《可以无视，但不会淹没：老村及其代表作〈骚土〉》，《名作欣赏》2012年第3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