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年初的一个夜晚，在北京，我第一次见到余华。他套着一件过于宽大的黑色外套，像是从书房里抓了件衣服就匆忙出来了。之前我给他发过邮件，大致描述了对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本书的想法，他的回复干脆、生动：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它和 《文学或者音乐》 （余华2017年出版的随笔集）不一样，那个是西装革履，这个是短裤拖鞋。”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收录了余华这几年在海内外的演讲。随着 《兄弟》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第七天》 《在细雨中呼喊》等作品在美、英、法、意、日、韩等全球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不断出版，近年来，余华频繁受邀世界各国的演讲与活动，分享他的观察和思考，从往事到现实，从自我到时代，既漫谈生活体验，也谈及创作心得。虽然这本书看似小，实则很大——越简单的往往越是丰富，有必要把它放置到余华整个创作的大背景中去考量。 对人性宽广与丰富的探究，展现出一位优秀作家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对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一个个故事最终指向了所有文学和艺术创作中最根本的力量来源。 余华一直是位向深处探索的作家，《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个书名源自他在耶路撒冷参观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经历。纪念馆里有一处国际义人区，是为了纪念那些在大屠杀期间援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波兰农民说出了一句令他难忘的话。二战中，他把一个犹太人藏在家中地窖里，直到二战结束这个犹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国后，这个波兰农民被视为英雄请到耶路撒冷，人们问他，你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他说： “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类似这样充满人性力量的故事在书中还有很多，例如他在走访意大利时和精神病院病友的相遇，例如他在塔可夫斯基电影在哈维尔·马里亚斯小说中感受到的震撼……这些对人性宽广与丰富的探究，展现出一位优秀作家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对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而一个个故事也最终指向了所有文学和艺术创作中最根本的力量来源。 这本书中有相当篇幅提到了他的作品 “游荡”世界的经历。虽然不懂英语，可余华能很自如地跟各国出版商、编辑、译者、文学活动组织者、政府官员、汉学家们打交道，我有时候看着这么多人名都觉得这真是一件相当庞杂的事，但他能把各种关系理得一清二楚。他对作品美法德意的不同版本记忆准确，甚至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出版特色也了如指掌——出版了上百种版本还能准确对号，这考验的也不止是强大的记忆力而已。他不是一个书斋中的作家，他是在现实中极富操作能力的人，这可能跟他曾经做过牙医有关。 余华的确是位不太一样的作家。 相比其他同辈作家的高产，他的作品绝对数量并不算多，也没有得过茅盾文学奖或鲁迅文学奖，但是他却拥有数量庞大的读者群，尤其文化圈外的人们时不时会冒出来发声表达对他的喜爱……他的代表作 《活着》 《兄弟》等一直拥有强大生命力， 《活着》迄今销售已累计突破一千万册，而且现在六成读者是90后。这和他的语言风格有关：叙述简洁精炼，接地气，推进节奏也快。也和他的写作理念有关。他在 《活着》自序里这样写道： “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他寻找的是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和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 他把作品的持续畅销谦虚地归结为是自己运气好，可是我能感受到他内心里藏着真正的骄傲。一如他曾经说过：“当你丰富的情感在一种训练有素的叙述技巧帮助下表达出来时，你会发现比你本身所拥有的情感更加集中、更加强烈，也更加感人。技巧在某种程度就是为自己的情感建造一条高速公路，两边都有栏杆，把不必要的东西栏在外面”。 文学包罗万象，但最重要的就是人。一个人的内在性情比任何能强加给他的东西都更响亮和有力。一个作家的开放、真实、自信，这些性情成就了其作品中的能量。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中所收录的文章由余华本人亲自编选，话题宽泛，但都不同角度围绕着他的创作经验而延伸，如 《兄弟》创作中如何处理命名问题？ 《第七天》的灵感来自何处？叙述中遇到障碍如何破解？文学如何洞察生活和呈现真实？……文章读来很轻松，一方面是基于演讲的口语化和现场感，一方面余华也不是喜欢板着说教的人，他幽默风趣，正如他以自己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为例，来探讨和分析语文阅读和文学阅读、经验阅读和非经验阅读的关系时，他找了一篇课堂实录，想象有个学生没来上课，他坐在他的位子上， “老师提问时我不会举手，同学们回答后我会在心里回答——但是我把自己关在括号里。”而书中余华提及的早年和莫言一起在鲁迅文学院的写作往事，和史铁生关于经验对写作束缚的讨论，读来也都令人触动，尤为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匮乏与富足，那种饱满求真的文学热情。 这是一本开放性很强的书，随便某个点串出去都能引发很多对文学阅读的思考，有心的读者顺藤摸瓜，就是特别有用的小说课。对我来说，书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些关于作者和编辑打交道的段落。比如 《收获》编辑肖元敏在改稿子的时候，一字一句抄下来，一遍原文一遍改动的相互对照，后来编发 《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她就建议既然是南方小镇为什么不把书里的 “胡同”改成 “小巷”；还有余华提到他和程永新的交往，虽然有时候是玩笑的语气，但能读出很深的情感；以及，他提到在德国有一位好编辑伊莎贝尔·库布斯基，每次余华去德国，无论多远，库布斯基都会坐火车来看望他，傍晚到达，第二天凌晨又坐火车回去……前 《三联》主编、也曾是 《人民文学》资深编辑的朱伟之前写了一本 《重读八十年代》，既是深度解读文本，也是在回顾和作家们的交往。编辑和作者之间，那种编写之间的惺惺相惜，那种信任与共同成长，在我读来是非常感动而羡慕的。 文学包罗万象，但最重要的就是人。之前我读伊朗导演阿巴斯的书时，有句话印象很深，他说，一个人的内在性情比任何能强加给他的东西都更响亮和有力。这也是我和余华接触下来最深的感受，比起头衔和身份，他的开放、真实、自信，这些性情成就了他作品中的能量。 在1990年代的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到 “你说你们始终走在文学的前面，前面指的是什么？”余华说： “我们是真诚的。” 这份对文学真诚纯粹的情感一直贯穿在他这么多年的写作中。他保持着独立，有时候看起来会有些离群索居的单纯。他对自己的眼光很清醒，对自己想要追求的方向很坚定。正如他在30岁时就清楚地意识到，逻辑性的小说构思是对现实的篡改，要打碎这种逻辑，要按生活本来的形态写作。他在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本书中谈到阅读时说的，不要关心人家的缺点，因为别人的缺点和你无关，别人的优点则会帮助你提高自己。 文学教会我们如何更好地留意生活，我们在生活中付出实践，又反过来能更好地读懂文学中的细节，再反过来让我们能更好地去生活。如此往复。而因为这本书，我也幸运地感受到这种往复的回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