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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讽作为柔弱思想(45) 有人认为反讽主义或柔弱思想透露着虚无主义的基调，是毫无建设性的怀疑论。甚至有人直言若“不对后现代的反讽和犬儒主义、文化多元论和相对主义加以抵制，人类就有可能彻底陷入文化毁灭”(46)。这样的担忧背后隐含着对于含混、风险、不确定乃至价值危机的隐忧。有学者则将“‘弱势的思想’(weak thought)视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核心’”(47)，而反讽意识则体现了柔弱思想的精髓。作为无限的消极性和否定性，“反讽是主体性最飘忽不定、最虚弱无力的显示”(48)。反讽是思想主体的悲伤意识和自我批判，它似乎携带着文化终结和社会衰落的气息和氛围。罗蒂认为，反讽之所以受谴责，是因为“她无法增强力量”，“无法提供形而上学家所提供的那种社会希望”。(49)在反讽思维下，人的本质、普遍真理与知识基础或不断弱化，或动摇“化作云烟”；反讽“挫败”主体，使主体疏离于自我中心；反讽使实存成为无法被同化的他者，并使超越主体的语言整体归于绝对他者，因为我们虽“从属于历史和语言；但历史和语言并不从属于我们”。(50)反讽消解和破坏了现象和本质、所指与能指、词语与意义之间的透明性、中介性和同一性。 针对强势的系统哲学，罗蒂构想的反讽主义是宽容和启发性(edifying)的交谈哲学。(51)热衷交谈的柔弱哲人，跟追求系统的强势哲人之间的“竞赛”，好像“复现”了苏格拉底和智者的互动关系： 智者们能回答一切问题，他(苏格拉底)能提问；智者们无所不知，他一无所知；智者们能滔滔不绝地讲话，他能沉默，即他能对话；智者们招摇过市、苛求于人，苏格拉底温文尔雅、与世无争；智者们生活奢靡、追求享受，苏格拉底生活简朴、清心寡欲；智者们的目标是左右国事，苏格拉底无意介入国家事务；智者们的课程是无价的，苏格拉底的课程在相反的意义上也是如此；智者们爱坐上席，苏格拉底很高兴坐在下席；智者们希求举足轻重，苏格拉底恨不得化为无物。(52) 此即对消极自由和无限否定之“苏式”反讽的集中描绘。与自负的形而上学强势思想(strong thought)相对，反讽的哲学主张宽容和谦卑的柔弱思想。作为柔弱思想，反讽是对强势和自负的形而上学的疗治与矫正。相对于追求本质、再现真实和奠定基础的强势思维，“柔弱主要意味着放弃形而上学传统之绝对性特征的自命不凡(pretension)”(53)。柔弱思想之弱不是与强势思想之强的抗争，而是一种对“理论家最不想要或不需要的，就是一套反讽主义理论”(54)的觉悟；柔弱思想之弱“并非是辩证法里那个与‘强’对立的‘弱’，它的关键是要解构将‘强’置于优势地位的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等级体系，以及形而上学带来的暴力”；柔弱思想不是一种强制和命令，而是一种倾听和等待，一种由“耐心(patience)和激情(passion)所体现的消极(passivity)”。(55)柔弱思想之弱永远不会因为弱化形而上学体系而自身变强，它意味着完全将自己置于弱势，完全“虚己”、自我奉献与“牺牲”。 瓦蒂莫认为“扭转”(56)(Verwindung)是柔弱思想的关键概念之一。他强调“扭转”这一术语内涵“须在柔弱概念的视域中方可被理解”(57)，“我们应该将其理解为转向新目标、超越、编织、放弃、甚至反讽地接纳”(58)。其涵义大致是：治愈、恢复、扭转、更替、经受等。反讽或柔弱之思不是反抗、对抗或克服(Uberwindung)，因为克服仍然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我们“不可能像抛弃普通意见那样，也不像扔掉一个我们不再接受的教条那样，形而上学是类似于被铭刻并残留在我们身上的疾病或疼痛的痕迹”(59)。与其说是克服，不如说是顺从和渐愈，或修复痛苦与悲伤，或更像是将形而上学作为遗产而保持距离或泰然处之，学会承担，顺其自然，使其成为过往。反讽者无法避免与形而上学的并存，它采取的是接纳、包容和重塑，甚至将自己托付给它，最终转化为记忆和叙事，“在记忆、忠诚、保存所继承的遗产之时——同时异质性、全新的事物、与过去决裂也在起作用”(60)。反讽甚至“要求具有充分的自由”，因此，反讽玩魔术一般地将历史或过去“都变成了神话-传说-童话”，(61)变成遗产或剩余，保持游戏和超脱姿态。罗蒂一贯坚持“思想史即隐喻史”，“旧的隐喻不断死去，而变成本义(literalness)，成为新隐喻得以形成的基座和衬托”。(62)语言和思想史变成隐喻的流动部队，借助反讽，哲学也渐成一个文学类型或一场开放的交谈。 作为当代哲学与诗学关键词之一，反讽是“支配着现代理解力的主要方式。反讽式的陈述或者描绘，总是包含着与直接的感知正好相反的含义”(63)。反讽使“一种意义整体进入游戏中，但这种意义整体同时又不可能完全地说出来”(64)，反讽涉及整体与局部的往返、言说与未言的悖谬、直接性与间接性的对照，意义之确定与不确定的并存。当代语境中的“理解力”主要表现为一种柔弱、宽容和虔敬的诠释态度与实践。相对于形而上学的占据真理之自负、维护权威的言之凿凿、自我中心主义的暴力倾向甚至对他者与差异的不宽容，反讽始终践行一种柔弱，“愿意谈话、倾听别人意见和衡量我们的行为对别人的后果”(65)，并将维持交谈视为己任。渴望友谊与交谈本身胜过达成意见一致或发现真理，无私地隐退自我，无畏地放弃确定性的追求，因为言说与倾听是同时的，甚至“说首先就是一种听”(66)。在人类无尽的交谈中，言说的局部性(location)与意义整体的无限性(infinity)交互，其间蕴含着一个无尽的诠释学循环。苏格拉底从来没有教人如何置身于循环之外或冷眼旁观，而是鼓励人侧身于循环、虚己投入或学会以正确方式参与其间。所以，反讽既是诠释与理解的边界，又是意义多元性的条件。反讽旨在揭示思想的悬而不决、问题性、动态性和悖论性。反讽的力量不在于在二元对立之间做舍取，而在于动摇二元对立，安于悖论与矛盾、接受悖论和反转，不仅不回避思想和言说的困境，反致力于直面含混与深入困境。此即罗蒂的呼吁：“我们不应该非此即彼，必须对他们兼容并蓄，等量齐观。”(67) 反讽作为“助产师”和“智慧之友”，并不指明或落实最终真理，而是在“暗中”促成一种新的开启的可能性。寻找智慧，但尚未拥有智慧，反讽处于这“虽不是新原则，但又是新原则(作为可能性，不是现实性)的中间阶段”(68)。作为柔弱思想，反讽未将存在、语言和意义锚定在某个稳定的结构和秩序中，它反而将“柔弱本体论(weak ontology)”带入语言、历史和实在，“所谓实存不是与边缘相对的中心，不是与表象相对的本质，也不是与偶发相对的持久，亦不是与世界视域的模糊及不明确性相对立的主客之确定”。(69)反讽是一种强调万言皆空的谦虚与虔诚。虔敬首先使人想到德行、有限、伤逝，(70)并意味着形而上学终结之后的忍耐、交付、迎接风险。所以，反讽表达了一种谦虚的希望：迎接发生于不同时空和境域的交谈，放弃执着，投入作为真正主体的交谈当中，接纳新的开放和转变。 另一方面，虽看似解构，反讽亦意在重建，正所谓“灭绝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使愚拙胜过智慧，软弱胜于强壮。反讽既消解意义，又生产意义，一方面不断摧毁充斥于思想领域的虚假“偶像崇拜”，同时又把言语从自负、嬉戏、不负责任的虚无化深渊边缘解救出来。在此，作为柔弱思想的反讽可视为一种总体性反讽(general irony)，即揭示了人的思想状况和生存处境总是介于知与无知、善与恶、朽与不朽、丰富与贫乏之间；人的生存处境始终是悖论，没有不带误解的理解、没有不带无知的认知、没有缺少后觉的先见、没有不带死亡的诞生。在此意义上，在沉默中言说，在掩饰时彰显，舍弃反得拥有，虚空反最充实。 需要警惕的是，在考察日常言语环境、当代文学与文论研究等各领域时我们会发现，反讽明显有被过度使用或滥用之嫌，以至成了戏谑、轻浮、犬儒甚至价值虚无的消极文化符号。这种媚俗式滥用实际上加剧了一种意义的破碎化和实存的平庸化。海德格尔曾言：“日常语言是遭受遗忘并因此也是被‘用罄’(used-up)的诗。从这用罄和遗忘当中，几乎再无召唤之回响。”(71)作为一个最初意义的掩饰者，反讽常湮没或掩盖于各种喧嚣空洞、重复和无意义的闲言之中。所以，我们回到事情或概念本身，回到哲思真正的“诗意”时刻，通过聚焦反讽从古典到当代的释义“回响”，尤其是考察当代哲人罗蒂关于反讽的释义，意在关注哲学与文论史上那些位置不明、涵义模糊和被日常语言“用罄”的概念，进而能与先哲一起重新思考言语的多义性、意义的不稳定性、自我与共通体的偶然性，洞察认识、语言与交流之限度，并重构哲学和生存、言说与意义之间的关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