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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怀疑、宽容与交谈：理查德·罗蒂的反讽释义 克尔凯郭尔曾批评黑格尔诠释反讽时“仅着眼于现代，而未以同样的方式论及古代”(16)。本文试图勾勒当代哲人对古典概念的重新诠释过程，并阐明当代理论对古典概念的延续和创新。西方学界的反讽概念研究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是将反讽限定为话语实践与策略、言说的辞格，比如诺斯若普·弗莱、海登·怀特等；(17)第二是将反讽理解为一种阅读方式、理论批评范式，如韦恩·布斯、琳达·哈钦、德里达等；第三则将反讽引申为一种态度、哲学或生活方式，(18)如克尔凯郭尔、德·曼等。德·曼认为反讽是转变(绕弯)(turn away)，并包含一切比喻，因此，反讽被视为“转义的转义”(trope of tropes)。反讽是理解活动本身的反讽，反讽始终关涉理解是否可能的问题，反讽关涉“阅读的可能性，文本的可读性，判定单一意义或多重意义的可能性，或判定一个可控的意义歧义性的可能性”(19)。反讽还具有述行性，对批评家而言，反讽既是挑衅和风险，又是承诺和鼓励。研读《偶然、反讽与团结》可知，罗蒂的反讽概念释义明显倾向于第三种。 罗蒂哲学中的反讽指向“一种姿态、一种自我省察的道路、一种生活形式(form of life)”(20)。反讽者“秉持历史主义和唯名论的信仰，不再相信核心信条和愿望之外还存在一个超越时间与机缘的基础”(21)或本质。在罗蒂哲学中，反讽体现为反本质和反基础主义的柔弱思想，换言之，反讽意味着人们对自我、语言及共通体之偶然性的洞察和接受。如何成为反讽者，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中作出如此说明： 反讽主义者满足以下三个条件：首先，她对自己当前使用的终极词汇(final vocabulary)秉持着根本的和持续不断的怀疑，因为她深受其他词汇的影响，这些词汇或被她所碰到的人或书当作终极的词汇。第二，她意识到借助她的现有词汇措辞表达的论证(argument)，既不能支持也无法消解这些怀疑。第三，当她哲学化(philosophize)她的处境(situation)时，她不承认自己的词汇比其他人的词汇更靠近实在。(22) 罗蒂理解的反讽者具有怀疑、宽容、谦逊等特点，而这些也是苏格拉底式反讽的精髓所在。反讽指向或引入驳难、质疑，使人陷于困境，反讽促动着形而上学或哲学的自我批判。首先，反讽者是持续的怀疑论者，不断质疑自己惯用的语言词汇和约定俗成的哲学“语法”，且深知自己无力消解这种怀疑。其次，反讽者时刻保持宽容与开放，坦陈不断受到他人词汇的影响和塑造，承认自我、语言、思想与意见的偶然性。第三，反讽者充分体现了哲人的谦卑，她不认为自己的词汇会更优越于其他词汇，或更能接近实在；反讽者强调在不同语言或词汇之间发生的是自由平等的游戏、竞赛和交谈。 罗兰·巴特认为，反讽是语言通过对语言自身所察觉的问题。(23)海登·怀特声明反讽是感伤的和怀疑论的语言反思模型，“在其中语言本身那种成问题的性质已经被认识到了”(24)。反讽是对语言自身的不信任、对言语表达不充分和意义不确定的慎思。反讽“倾向于成为语言的语言，以便使语言自身造成的意识符咒得以化解。……反讽乐于揭示每一种用语言来表述经验的企图中存在的矛盾”(25)。罗蒂也密切关注语言问题，他认为反讽者永无止息地怀疑自己所持的术语与词汇。反讽者察觉到自己不断与其他词汇发生碰撞和影响，惶惶不可终日，不断怀疑自己的词汇或语言，“担心她是不是可能加入了错误的部落，被教了错误的语言游戏。她担心，给她一个语言并使她变成人类的社会化过程，也许已经给了她错误的语言，从而使她变成了错误的人类”(26)。韦尔南对《俄狄浦斯王》悲剧反讽的探讨在此可从具体言语行动角度来说明罗蒂反讽者的思想处境：“每个人的话语相互对立着，同时又相互渗透，它们都是一个唯一整体的一部分，在这整体中，存在着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交叉、浮动和转向，它们使得每一种语言都拥有了跟原先说话者赋予它的意义不同的一种意义。总之，当人们说话时一人说话，而另一人则理解为别的，而不是原话的意思，当他来回答时，人们才明白，原来他说的，不是他以为说的东西。”(27)反讽者意识到语言“包围着我并且侵入到我所有的经验、理解、判断、决定和行动中来”，并且意识到自己从属于语言，而语言从未“顺服”于自己。(28)反讽者发现以自身现有词汇无法平息这些担忧和质疑，因为她无法置于自己和语言之外，因为一切关于语言的质疑都无疑被置于语言中开展，“她愈是被迫利用哲学词语来陈述自己的处境，就持续不断地使用诸如……‘概念架构’、‘历史时代’、‘语言游戏’、‘再描述’、‘词汇’和‘反讽’等词语，来提醒自己的无根性(rootlessness)”(29)。无法解除的迟疑令反讽者觉悟“思想同语言一样可塑，而语言是无限可塑的，任何语言描述都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栖息地，不过是某种暂时可以相处的东西”(30)。而所谓平息质疑的终极词汇恐怕只徒增一种俗见(platitude)。在此意义上，反讽者是承认自己所携和使用的语言之偶然性的怀疑论者。 罗蒂认为，反讽的对立面是常识，哲学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能力，即揭示思想的风险与危机、挑战常识与超越俗见，“对习以为常的事情提出疑问，并对这样的事情喜剧化地加以悖论式的颠倒”(31)。根据罗蒂的读解，反讽者拒绝单一和教条，呼吁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更多的言说与思考空间。这种包容意识体现在对哲学论证的怀疑和对重新描绘(re-describe)的肯定上。反讽者提倡通过对既定意见和观念进行重新描绘，进而从既定俗见中超脱或释放。反讽主义起源于“意识到重新描述的力量，但是大多数的人都不愿意被重新描述，他们希望别人按照他们的措辞(术语)来了解他们：对他们所是的他们所言的，都能严肃对待”(32)。反讽者基本立场则是任何事物透过重新描绘都可能更好或更坏，重新描绘“并不是对道德本身表达一种轻率的态度”(33)。罗蒂认为，反讽者质疑形而上学的由上而下的垂直俯瞰式隐喻，而更愿意“换成一种在水平线上回顾过往的历史性隐喻”(34)，或“把真理、善和美看作对我们的前辈对他们前辈的重新诠释进行的重新诠释的终极再诠释”(35)，并尽可能扩大各种诠释与描绘的搜集、并置与对谈。反讽者试图遵循的思维方式是重新描绘，“通过重新描述来重新安排一些微不足道的无常事物”或“利用局部新创的术语词汇，把各领域的对象和事件重新描述一番，希望藉此刺激人们采用并拓展该术语”，重新描绘使人“意识到他们的终极词汇以及他们的自我是偶然的、纤弱易逝的，所以他们永远无法把自己看得很认真”。(36)当意识到一切语言都是暂时和权宜的，人就会变得对持异议者更加包容。罗蒂反复诉说的“重新描绘”，旨在提醒人们切莫迷信自己当下执着的意见与信念或盲目崇拜自己所持用的语言，要不断忘掉并清理“老生常谈”词汇并放弃陈词滥调(不再问题化)，从而开启新问题及继续讨论的可能性。所以，反讽通过开启持续描绘模式去鼓励思想者发明新主题，探索思考的条件和氛围。 科勒布鲁克认为对罗蒂而言，反讽体现为哲学的自谦，(37)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承认自己的语言仅是众多语言之一，强调各哲学流派与新旧词汇之间的并存和竞争。罗蒂认为哲学源于一种自由和平等的交谈，哲学带给思想者的不是单一性的限制或教条、本质与基础，而是多元和开放的聆听和交流。德勒兹和加塔利(又译迦塔利)认为，哲学之所以被认为属于希腊并始于苏格拉底，缘于三项条件：“首先是内在性环境(milieu of immanence)的一种纯粹的交往性(sociability)，联谊活动的本质特点，它跟君临一切的态度截然相反，而且不带任何预设的利益，这相反地恰恰是竞争性本身的必含之义；其二是联谊活动所带来的某种乐趣——它形成友谊……它形成竞争；其三是一种对于定见的兴趣，对于交谈、交流意见的兴趣。”(38)德勒兹认为，苏格拉底式的交谈是古希腊社交活动的最高形式，自由人之间的交谈是哲学的前提和条件。罗蒂区分了哲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或研究领域，和哲学作为一种交谈(conversation)的两种态度。罗蒂意义上的哲理反讽是对哲学作为交谈形式的认可，因为哲学存在于交谈，交谈也是人类思想的根本处境。反讽者不确信自己的词汇比其他人的词汇更靠近实在，而认为各词汇之间是一种可替代的竞争关系。反讽意在暗示：只要交谈能够持续下去，就存在着达成一致的良好意愿，这里的一致不是内容的一致，不是发现既有的共同基础，而“只是达成一致的希望，或至少是达成激动人心和富有成效的不一致的希望”(39)。真正的哲学，是启发而非限制：“我们的文化状况应是，在其中再感觉不到任何关于限制和质证的要求。”(40)由于“基础”或“本质”撤离所空下来的思想空间不再被视为难以忍受的虚无或深渊，反而让人更渴望保持永远不确定(unstable)，因为“反讽者从不自满，它源自每个特定情境的具体要求或条件”(41)。 哲学“发明”了由竞争(agon)和游戏组成的共通体，哲学“发明”了“‘朋友’的社会——也就是由‘竞争者’即自由人(公民)所组成的群体”(42)。反讽者不是圣人或君主，而是居无定所的异乡人、过客或朋友。换作罗蒂的词汇，即哲人不再自封“哲学王”、不再“居高临下”要求其他人“洗耳恭听”。形而上学家厌恶交谈、回避苏格拉底式诘辩，反讽哲人则是“博学的爱好者、广泛涉猎者和各种话语间的苏格拉底式调解者”(43)。罗蒂和德勒兹都愿意接受以下观点：推动交谈的继续是哲人的职责，在交谈中放弃自我中心意识，接受以话题(topic)为主导，任由交谈引向何处，虚心守候交谈的更新和话题的改变；借助参与交谈而非“发现”基础，建构基于人皆体察屈辱与痛苦的契分(solidarity)，构建起使众多参与者互相关联且保持各自差异的自由共通。(4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