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文本与指向重构——解读的意义误读 凡是对于对象的语言表述，其中也都包含着一定的意义指向，因此我们读《古诗十九首》中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大体知道这是思乡恋旧之情；读“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也大体知道这里寓存的是相思相望之情。然而事物对象是很复杂的，文艺作品中意义的包涵也是很复杂的，人们接触这些对象时，或由于对象本身的复杂存在，读者对它的认识和把握的能力又有限，或只是把握其某个侧面，或根本未能把握对象的基本内涵而误解，或者是在了解原本意义之后不按本文的意思去解读，而是打碎原来的意义，只用其语言形式与形象片断，更新为表现借用者的思想情感的载体，了解本文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误读。对于上述误解与误读的两种不甚相同的情形，都可以称之为误读，只是前者的误解是不自觉地误读，后者的误读是自觉地误读。 对于根本不知内涵的误解的那种误读，是属于主体的迷误，如同把“波”解读成“水之皮”，这类误读就根本没有什么可称道之处。但是即使是自觉地误读，也并不全都值得称道，我们也还要分析自觉误读的指向所在，即是不是一种真正的创造，能不能再转换造成一种新的有意义的东西。这可以从以下三种类型中加以分辨。 1、改变原义的误读。这是解读者对于本文的原意有意地加以遮蔽，只取其词语，另赋新意，再生为一种与本文原义完全不同或指向不同的新构。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述过“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人们的三种境界，他用了宋代三位词人的三首词中的中心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⑩上述的三境，第一境的高楼远望，用的是晏殊的《鹊踏枝》的情境，那远望者乃是一个相思心切的女子，所望的乃是一个失落在天长水阔的远方的情侣，并不是志士、学子心中的攻取目标。第二境的苦恋形消者，引用者点出用的是欧阳修的《蝶恋花》的情境，境中人也是一个为爱而痛苦的人。第三境的难寻而终于偶得的情境，是来自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本文也是描写爱情追求，不是写事业的成功与学问的发现。但王国维却把描写情侣们的苦望、苦思、苦求的形象，从原作中分离出来，偏转到事业与学问的追求过程上来，形异而义变，这虽然迥异于晏、欧诸公的本文，但却被世人公认为创造性的误读。 2、不顾所指的误读。这种误读的读者，读出来的不是本文的应有意义，而是超出本有意义的误解，但是这误解却是解读人自觉启动理性，解读出一种自创的有益结果。《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中有一个“郢书燕说”的事例，大体属于“误读创造”一类。事情说的是：楚国有一个士人，他与燕国的宰相关系密切，在晚上给燕相写信，因为灯火不亮，“因谓持烛者曰：‘举烛’！”说完之后书者信笔把“举烛”二字也写进了信里，送到了燕相手中，而燕相从信中读到朋友赠言的“举烛”二字，十分高兴，认为这是朋友向他提供的英明策略，因为他是这样解读“举烛”二字之义的：“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还把“举烛”之策奏给了燕王，燕王也十分高兴，他接受了这个“举烛”的贤明的建议，使国家治而受益。很显然，这里的“举烛”本是叫侍者把烛火举得高点而已，无关于任贤之策，是误书；尚明举贤的解读更是误读，但是能从误书而误读出这个意思并达到这个结果，真也足够创造水平了。 3、借误读以创造新的起点。这种误读看中的是本文的总体权威性，借助于对权威经典的攀附，把自己的新构说成是历史早有或前人既有的，或者至少是忠于某种权威经典的发扬与延伸，这对于攀附体也必然是一种误读。马克思1861年在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说到罗马遗嘱法在后世人们都是为了现时需要而采取“不正确的理解形式”时，以法国古典主义“三一律”为辅证，说明在误读中有一种“不正确理解的形式”，就是人们自觉的误读。马克思说“无疑地，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戏剧家从理论上所构想的那样的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和它外说明者亚里斯多德)的不正确的理解上。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无疑地，他们正是按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斯和其他的人向他们正确地解说了亚里斯多德之后，还长久地固持着这种所谓的‘古典’戏剧。”马克思就此得出一个概括性的结论：“曲解的形式正好是普遍使用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适合于普遍使用的形式。”(11)其实马克思说的“曲解”就是误读。法国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情节时间在一天的24小时之内，地点在一个地方，情节是一个事件的连续)原则的确立，说这是古希腊悲剧和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学来的法式；其实哪一条也不是。就以情节发生时间在24小时之内来说，就是意大利的琴提奥1545年把《诗学》中说的，一个参赛者所提供的“三出悲剧与一出喜剧”在舞台上演出的时数不能超过“太阳的一周”(12)，误解为剧中的情节时间不能超过“太阳的一周”的结果。其实，“太阳的一周”就是一个白天，在一天里要把一个剧作家的四个剧本演完，他竟误读为一个剧本中的情节发生过程的时间，要限定在一天之内。这既不合古希腊戏剧节时间限定的事实，也不合亚里斯多德的“情节长度论”(13)的本义。这种现象在马克思看来一点也不奇怪：此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误读者是依照自身的政治或艺术的需要而误读。 文本解读，意义在于对文本的继续创造。从历史中总结成功的解读经验，并切实地加以把握，即使是误读，也应该是创造性的误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