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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伯夷与各家分说——解读的意义分取 苏轼的《题西林壁》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对于庐山审美角度的扩展谈，说的是一个审美对象，总有几个不同角度的不同展现，一个人在一个时间、一个距离、一个角度上只能看到对象的或岭或峰、或高或低的一种面目。苏轼想告诉人，要承认对象都有横侧与距离的不同面目，只有把这些横侧面、远近点合在一起，才能识其真面目。这个“真”的要义在于“全面”。 以商末周初的伯夷来说，从孔夫子到毛泽东，有不少名人都以他为题做过文章，从对一个人物的解读来说，都是各取其一个侧面的意义，真可以说是言人人殊的，合起来说乃是创造了一个多侧面的伯夷、叔齐。这一点是被结构主义者所言中：一个能指可以有许多所指。一个伯夷在八个人的视野里竟有八个伯夷，就是这个规律的体现。 孔子解读伯夷是在《论语》的“述而”和“公冶长”中。他看到的基本意义是大仁大贤：“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古之贤人也”，“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子做出上述评价，是看重伯夷和叔齐对政治权力的淡漠态度和对于商纣不仁的远避。孔子说“伯夷求仁而得仁”，背景是卫国的卫灵公的孙子卫出公与其从晋国流亡回来的生父蒯聩争王位，冉有和子贡想了解孔子对这场王位之争的态度，孔子以标榜伯夷、叔齐的互让来表明对于卫国时局的态度。在孔子看来立身于仁与行仁之行，不论结果如何都不会怨悔，所以不做王子不当国君，纵为逸民，又何怨之有？这与孔子当时对于政治纷乱的总体态度是一致的。这时还没有伯夷反对武王伐纣之说。 庄子是把伯夷作为沽名而死的典型来批判的。庄子在《骈拇》中创立“易性”说，认为有两种东西可以改易人的真性，即是世人因物之利、因仁义之名易性。庄子分析伯夷就是大惑易性之人。庄子说：“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庄子这种完全不同于儒家的观点，正是出于道家对于儒家所倡扬的末世仁义道德的针锋相对的实际批判。 西汉的司马迁《史记》中有《伯夷列传》，透过伯夷，突出的是天道不公、世道无道。司马迁详细记述了伯夷、叔齐的事迹，其中主要有三件大事：一是二人互让王位，终至共同出走西伯姬昌(文王)处；二是反对武王伐纣，他们曾“叩马而谏”，认为武王是不孝不仁；三是西周灭商后他们隐居在首阳山，不食周粟，终被饿死。司马迁写伯夷传重在发表不平之愤，所以评论多于叙事，传写得不像传，变成了激情性的评论，主要是控诉天道不公和愤慨品德高尚的人如不遇名人推崇多被俗流湮没的世道。他说伯夷是仁善之人，竟至饿死，而许多虐杀无辜、操行不轨之人，却“富厚累世”。司马迁认为天道无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绝不可信，世道不公，更为无德，只有少数人幸遇德高望重的人推崇才得附骥尾，留德名于后世，一般的闾巷之人是没有这个机遇的。所以这篇伯夷颂乃是志思蓄愤、呼唤公平的忿怨之作。 东晋的安帝时代派往广州的刺史吴隐之，他为了考察当地石门的贪泉与此地多贪官的关系，特意在贪泉饮了水，因己之廉想起伯夷兄弟：“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这里突出的是一个“廉”字。因为伯夷叔齐连对君主这样富贵的宝座都不动心思，他们的情志自然是清廉的，这是廉吏看见了廉的典范。 对于唐代韩愈的《伯夷颂》，古今都有非议，但似乎都不是因他所颂的真正主题所在。韩颂的主题是士人应有合于义准的特立独行，古人伯夷身上突出具有，而“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诅之，由自以为不足”，如果一家非之，或一国一州非之，或举世非之，那将惑上加惑，顾非而不敢行，“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这才算是明昭日月，高过泰山，巍压天地。韩愈是要以伯夷的特立独行之志给自己时代不知行止真是非的士人立一个标准。 在宋代就有王安石来与韩愈辩难：他在《伯夷》中认为韩愈的颂是属于“后世不深考之，因此偏见独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⑧之例。王安石从孔孟没说过伯夷反对武王伐纣和不食周粟事，而说“求仁而得仁”，完全是说伯夷“不事不仁之纣”，他们断然不会阻挡行义仁之师的武王去伐纣，所以他认为司马迁和韩愈不仅所持事实不准，而评价也有违孔子，是不能承认的失本的“偏见独识”。在王安石这里的伯夷，是一个趋仁、“待仁而后出”的追求者，他的经历是终因中有阻难而未享于仁并效力于仁世的仁者悲剧。 鲁迅1935年写的小说《采薇》中，伯夷是一个恪守旧礼、可笑又可怜的遗老形象，他们鄙弃富贵，却又不能自己养活自己；逃避权力，却又阻碍行使正义的权力；作为隐者他们心中有太多的负担，所以发言吐意都难得超然。鲁迅把伯夷兄弟写成是“脾气太大的傻瓜”，把千古的历史悲剧变成了富有现世意味的历史喜剧。 毛泽东主席于新中国建立前夕领导批判美国政府对华的白皮书时，为了教育和团结那些“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从历史上找到了一个在历史关键时候站错了方向的伯夷，同时也表彰了尚属当时的两位转变了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⑨显而易见，这里的“伯夷”是被“古为今用”了，他一时成了那些尚未与美国白皮书划开界限的一些“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一个“共名”。这种取义是特时特向的一种比喻性的意义取向，就是韩愈在世也会因为这种“共名”的所指在今人而不在古人，在听者而不在作者，因而也会自己消解批评压力的。 人在审美中，对于“乐山”者来说，完全可以变换角度和距离，多侧面地去看，多视点地去写。但是一个作家在自己的期望视野中遇到了一个人，因他而感触当前世态，激起思想情绪，引发现实感慨，这时如以之为题，或褒或贬，如是古人，都不单是对之发思古之幽情，而普遍是将其某一侧面加以申引挥发，以之创生为一种人物或有与现实所需的意义交合，这意义必然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部分面目。这不论古今中外都是大体如此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