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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意义生成与解读类型(2)

http://www.newdu.com 2018-10-10 《社会科学》 王向峰 参加讨论

    二、节妇与“恋母情结”——解读的意义转换
    人们接受文艺作品,作品是一个不可少有的对象。虽然如此,人们却也在接受作品过程中,对于作品中的本来意义常好从自己的期待视野出发加以重构,这样就会使作品的原有意义发生明显的转换。清代的王夫之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而读者各以其情自得。”⑥这“各以其情自得”中,就少不了由读者加给的转换意义。“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虽是不可避免的,但却不都是成功的再创造。因此,对于解读中的意义转换,至少可以区分为审美的转换与逆审美的转换两种。
    审美的转换是一种合乎情理的转换。即使解读者所重构的作品意义人们知其是误读的,但由于真正具有能指的依托性、逻辑的同构性、接受的适情性,人们也愿意认同这种解读。
    在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唐代诗人张籍的《节妇吟》:“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看吧:这词句,这口气,这温情,这理性,这态度,这含蕴,在形象上活脱脱浮出了一位可爱可亲可钦可敬美丽温柔的年轻节妇。诗的一切词语符号,能指之处都是这个中心。一千多年来,人们无不是这样接受的,几乎不生其他意义。可是张籍当年写此诗,本意并不是在写一个节妇,而是明明白白的政治自况。张籍的原作在《节妇吟》下还有一句话:“寄东平李司空师道。”原来张籍是唐中央政府的水部员外郎,颇有诗名,被当时割据淄青十二州的藩镇李师道所看重,欲笼络他进入自己的幕府,以扩充藩镇的实力。张籍对于李师道的为人行事十分清楚,他在不能去又不愿特别激烈表示反对态度的情况下,写出了这样一篇实为政治声明的诗作。不能去的原因在于,李师道是淄青节度使李正已的孙子,为人十分昏庸凶狠。李家从李正已开始三代割据淄青,自立为政,招降纳叛,抗拒朝延,虐民祸国,为朝野所痛恨;当朝宰相武元衡力主削平藩镇割据,元和十年六月,竟被李师道派刺客于早朝路上射杀。面对这样野心的军阀,张籍不能与之为伍;面对这样凶狠军阀的拉拢,张籍不能不讲究回绝的方式;而作为诗人的张籍,要写不失诗教之诗,自然也不能横眉怒目地去回赠对方。“俳谐怒骂岂诗宜”?因而张籍才这样巧用心思,运用一个异质同构的形象,委婉地表示了坚决不合作的态度。但由于诗中用的能指符号,全是属于爱情题材的词语,连一个政治词语也没用,因此人们读其诗,考其辞,把他的能指性的同构作为屏障,与他的意向所指加以阻隔,回环在爱情诗形象能指的误读里,以致能指的显体,未能向隐体的所指前移一步,就被人们所好给粘固在爱情诗位置上。这意义的转换是审美解读的一次彻底的成功。
    解读作品的意义,如果是逆审美的转换,也就是与作品的真正审美意义相关的主观解构,这就成了失去认知性的严重误读,因而就没有审美价值。以奥地利的心理分析主义者弗洛伊德对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分析来看,我认为就是对于哈姆雷特形象意义的逆审美转换。弗氏用性心理分析的方法看一个王子的复仇,把一个戏剧典型当成真正的患者来诊断,所以对于前代歌德和科尔律治提出的早已近于定评的审美解读不予认同,认为哈姆雷特是一个具有“恋母情结”的人,是这个情结使他从仇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丑恶,因此他的“自我谴责和良心顾虑”,阻碍了他的复仇行动。弗洛伊德认为,哈姆雷特的犹豫仅是戏剧中的现象,并不是原因和动机,他从反驳歌德和科尔律治说起:“根据歌德提出来的,目前仍流行的一个观点,哈姆雷特代表一种人的典型,他们的行动力量被过分发达的智力麻痹了(思想苍白使他们病入膏肓)。另一种观点认为,剧作家试图描绘出一个病理学上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它可能属于神经衰弱一类。但是,戏剧的情节告诉我们,哈姆雷特根本不是代表一个没有任何行动能力的人。我们在两个场合看到了他的行动:第一次是一怒之下,用剑刺穿了挂毯后面的窃听者;另一次,他怀着文艺复兴时期王子的全部冷酷,在预谋甚至使用诡计的情况下,让两个设计谋害他的朝臣去送死。那么,是什么阻碍着他去完成他的父亲的鬼魂吩咐给他的任务呢?答案再一次说明,这个任务有一个特殊的性质。哈姆雷特可以做任何事情,就是不能对杀死他父亲、篡夺王位并娶了他母亲的人进行报复,这个人向他展示了他自己童年时代被压抑的愿望的实现。这样,在他心里驱使他复仇的敌意,就被自我谴责和良心的顾虑所代替了,它们告诉他,他实在并不比他要惩罚的罪犯好多少。这里,我把哈姆雷特心理中无意识的东西演绎成了意识的东西;如果有人愿意把他看作歇斯底里症患者,那我只好承认我的解释暗含着这样一个事实。”⑦这不仅是在否定歌德和科尔律治的看法,也是对创作主体在作品中展示的意义的否定。这种以解读者的主观命题,削足适履地切割作品,把既定的客观对象无根据地任意解构,成为并不是到处都可以适用的性分析方法的附庸,使作品的原有意义完全消失了。这样的新的解读法及其结果,实际都是远离作品情节存在,完全在演绎自己的心理学模式,其中并没有什么审美价值。至于弗洛伊德说莎士比亚本人就有哈姆雷特的那样的性冷淡、性心理,就更是一种“又向荒唐演大荒”的无稽之谈了。这样的解读与真正的审美解读完全是毫不相关的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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