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月文学院的“签约作家机制”，是对作家作品生成机制的一次创新，成为签约作家的一年来，您的创作情况如何？ 签约作家机制，对于推动作家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其实，在签约的时候，我已经动手在写一个长篇了。这部长篇，从去年10月15日开始，写到了今年8月15日，整整十个月，在签约后一年完成。这是我迄今最长的一部长篇，也是我的第十部长篇。我定的题目是《家长》，通过家长的角度写教育，也通过教育的角度写家长。现在这个时代，竞争激烈，很多父母想让孩子出类拔萃，就不遗余力地给孩子施加压力。家长是可爱的，可敬的，也是可怜的，可悲的，可憎的。写家长，也就是在写普遍的人性。 很多人写作时，不愿意让别人对号入座。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写出来后，许多人说可以从中看到熟悉的人，但鲁迅先生说，他不是写具体某一个人，而是把很多人的形象集中了起来。这样，也就有了人性的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欢迎读者来对号入座，从我的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形象。 您的小说，煤矿题材与乡村题材各占了半壁江山，这与您过去的乡村生活经历，以及煤矿记者的职业经验，都是分不开的。但您曾经在一次访谈时说过：“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想象力才是作家最基本的生产力，小说的故事是在没有故事的地方写故事，是在故事的尽头开始小说的故事。”怎么理解文学中的“虚构”？ 我们通常认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很紧密，因为我们都离不开现实；同时，两者的关系也是紧张的，作家对现实往往是质疑的态度。目前，有一种说法，说，现实已经非常丰富了，不用虚构就可以写成小说了，而我不太认同。虽然物质环境是一样的，但每一个人的现实，都是千差万别的。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要找到自己，要写出自己“最难念的经”，这样，我们才能写出自己最真切的生命体验，也与别人的生活有了区别。 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所以，难念的经一定是不同的，个性化的。我们作家，要找到自己“难念的经”与心灵的联系，写出每个人内心的冲突和忧伤。这样，就不会再出现雷同的问题。你可以说，客观现实只有一种，但文学中的现实，会因为主观心灵、个人体验的不同，对客观现实进行修改，这种修改就是虚构。我的任何一部创作，都力图通过适当的虚构，找到并传达对生命最深切的体验。只有有个性的东西，才具有普遍性。 您的最新作品，也是首部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就是我母亲——陪护母亲日记》，是一部充满真情的锥心之作，朴素的文字传达出了生存本身的坚实、苦难与厚重。当下，非虚构写作已经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您自己转向非虚构作品的写作，有什么契机吗？ 我的首部非虚构作品，原本是我的日记。我在写日记的时候，没有想到发表，也没有想到写成非虚构。我写的初衷，是母亲生病了，我请假去日夜陪护母亲，每天记录母亲做了什么检查，吃了什么药，打了什么针。前后加起来三个多月，我每天记日记。我记下这些，是为了更好地照顾母亲。日记里，除了母亲的病情变化，还有母亲讲的好多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记下来了。因为农村变化很大，有变化就有故事。我还记下了开封的风土人情，以及对一些现象的思索。 后来，母亲去世十多年后，有一天我整理书柜，找到了记在笔记本上的日记，就拿出来看看。我读得很感动，很伤怀，很放不下，于是，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读下去，突然想到，这些是不是可以发表？于是，我就把它们从笔记本，抄到了稿纸上。结果，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认可，也获得了各种年度奖项。我觉得，这对母亲，也是一个很好的告慰。 您对于自己的下一部作品，现在有创作计划了吗？如果有，下一本书将会有哪方面的突破？ 下一部我打算写一个系列，写“叔叔辈的故事”。我写作几十年，有时候觉得没什么可写的了。但是蓦然一想，我在村里，有一百多个堂叔，可不得了！他们每个人都有故事可写。我会挑其中比较有趣的人，写十来个故事，短篇或者中篇。这些写下来，构成一本书。在我的长篇完成后，我已经开始写了第一篇，我大叔的故事，《叶落桃园》。他曾是国民党的军官，建国后，他溃逃到了台湾，过了很多年才回大陆。我写得非常动感情。我不是想为叔叔们树碑立传，而是想写人生的况味，人性的复杂，通过每一个人的独特故事，来承载我们的时代，写时代打在他们心灵上的烙印。我的叔叔辈们，正好经历了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的历程，他们是我们村的主干力量，村里的支书，会计，都是他们。我写得兴致勃勃，我想写的各种细节，有时候一个短篇都容纳不下。我对自己说，不要着急，一定要写充分，这么好的题材，不能浪费掉了。 您与十月文学月或者十月出版社是如何结缘的？有没有什么精彩的小故事跟我们分享？ 我非常感谢十月杂志，十月文艺出版社，他们一直在扶植着我，我与他们也有着不解之缘。我重要的中篇小说，都是在《十月》发的，如《神木》《东风嫁》《到城里去》。我的长篇，也是十月文艺出版社出得最多。我已经得了七次《十月》的奖。 十月文学院成立后，我也是各种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揭牌那一天，我代表北京作家作了发言。后来，在十月文学院的安排下，我和夫人一起去了尼泊尔加德满都的作家居住地，在那里生活了半个月，有不少的收获，被我写成了散文。这些都让我非常难忘。 上一届的十月文学月发布了“十月签约作家”计划，您也一定参与了其中的一些活动。哪些活动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个签约作家的对谈活动，阿来、红柯和我，三人对谈。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这次活动，我印象非常深。我对红柯的去世，感到非常遗憾。他是签约作家之一，比我们都年轻得多，正是创作的盛年。他在活动上表示，签约之后，他打算写一部新的长篇，叫《鲜花盛开的村庄》。结果，今年刚过了春节，他就去世了。通过这个机会，我也想对红柯的去世表示我的惋惜。印象深的，还有阿来讲的几句话，说他很高兴能成为十月文学院的签约作家，这有助于他开阔视野，对他的创作也有好处。同时他说，他还要保持警惕，在北京不要赶时髦，要坚持一个作家的独立思考。他说得非常好。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两点。 您对本届十月文学月有怎样的期待和展望？ 十月文学月的活动我参加了两届了，今年是第三届。它是一个文学的节日，是作家和读者的盛会。对于推广作品，作家和读者的交流，都非常有帮助。特别是，它对于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一直相信，建文化中心，要首先建文学中心。所以，我希望十月文学月持续地办下去，越办越好，通过积累，获得越来越多的成果。 刘庆邦，十月签约作家。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遍地月光》《黑白男女》等九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黄花绣》等六十余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