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深处的火焰》,红柯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即将出版,39.80元 天上的云,地上的水,太阳深处的火焰,无法消逝的是爱,无边无际的灵魂全都聚集在一张白布上,这就是虚构的艺术。红柯不惜笔墨描写大地、太阳和火,以及大量引用文学作品中对于“太阳”的描写。 在红柯所有小说中,《太阳深处的火焰》大约是最富挑战性的一部。小说不是一个单纯的长篇故事,完全可以作为文化哲学和生命哲学来阅读。材料互相穿插、多线交织,简直“眼花缭乱”——少年时代为拉网捕鱼,买来整卷尼龙丝,尼龙丝打结了,相互纠缠,越理却越缠得紧。读《太阳深处的火焰》的时候,我想起了这种情景。 从叙事层面看,这部小说至少记述了以下内容:徐济云和吴丽梅的爱情故事、徐济云的学术生活、高校的学术生态、博士生王勇及家族故事、皮影艺术家周猴的人生、皮影艺术研究院的故事……从文化层面看,则写到了塔里木盆地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西域文化、少数民族的历史、汉民族的历史、文化名人(老子)的故事、经典文学艺术……作为小说,当然要以叙事带起文化内涵,而在这部小说中,故事元素与文化元素交织,越到后来,故事主体越让位于文化主体。 这是一部文化批判小说。在红柯以往的作品中,其批判性主要是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对草原文明、原始生命力的推崇来侧面表达。但在《太阳深处的火焰》中,西域文化和以关中农耕文明为代表的汉文化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作者的文化批判精神也表现得前所未有地激烈。在故事与文化的杂糅中,红柯批判了汉文化中的“恶”:一是精神萎靡、形象猥琐,一是人心变坏。批判得更为激烈的是“平庸之恶”:在大学里,资质和能力平庸的教师,最终成为院系领导和学术带头人;民间最有才华的艺人被淹没,寂然死去,而已经没有了发展潜能的皮影艺术人才却纷纷被体制收容;在乡镇,埋头苦干的人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一直身居高校,经常要与文化部门打交道的红柯,对于这样的学术生态和文化生态,自然最清楚不过了。从根本上来说,推动小说向前的不是叙事和描写,甚至连作者最喜欢的“抒情性”也被放弃了。对于生命和文化的哲理性思考,才是这部长篇的根本写作动力。 “太阳深处的火焰”到底是什么含义呢?红柯不惜笔墨描写大地、太阳和火,以及大量引用文学作品中对于“太阳”的描写。吴丽梅的爱、佟林教授对徐济云的期待、逝去的祖先、生命的复活与新生、人的雄心壮志、大漠上的红柳、老人回光返照的生命火焰、同所有民族和万物联合的维吾尔人、男人的血性、福乐智慧、伟大的史诗和艺术……这些都是“太阳深处的火焰”在大地上的种种“投影”。只有基于文化的对比,基于西域文化对于生命的理解,才能读懂“太阳深处的火焰”的真正含义。 在红柯看来,伟大的祖先周人是来自灿烂千阳的塔里木盆地,南征北战定居岐山下的周原,平王东迁洛阳……文化和政治中心东移的过程,也就离太阳神越来越远了。“在万物产生之前,整个世界充满了永恒的生命之火。火才是世界的本原和始基。”红柯对于太阳、火和大地的崇拜,并没有停留于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他要表达的是一种阳刚激越和充满光明的文化、一种万物平等、追求团结和福乐智慧的文化,是如何慢慢改变了她原初的模样,失去了她最初的生命力。 “西行之路就是寻根之路,就是回乡之路。”吴丽梅原本期待徐济云能够改变文化遗传下来的“恶习”,但她失望了,她无法忍受“平庸之恶”,无法忍受“阴暗猥琐”,她冷,她要追求太阳。这就是徐济云和吴丽梅分手的原因,尽管叙事者对此一直讳莫如深,故意将答案留给读者。夸父逐日,老子出函谷关入流沙掘太阳墓地,鲁迅西北行,吴丽梅重返西域的家乡……他们都是听从了“太阳的召唤”。在作者笔下,鲁迅的《野草》不但是对于现实的苦闷和绝望,更是内心火焰山的喷发,是生命激情和活力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太阳深处的火焰》与《野草》是相通的。 红柯为什么要写作这样一部故事让位于文化和哲学的小说呢?红柯曾说:“祖父作为抗战老兵在蒙古草原八年,父亲作为二野老兵在青藏高原六年。我西上天山十年。2000年走马黄河从青藏高原一路而下到黄土高原到蒙古草原。”“我离开新疆前一年,与《红岩》杂志一个编辑交流,我才意识到祖父与父亲的边疆经历。”家庭集体记忆和作者的个人经历,成就了《太阳深处的火焰》。这是一部向祖辈也向自己作交代的书,是一部不得不写的书。 读这部长篇,有如被一个迷狂的醉汉领着进入迷宫,然后又被狠狠抽打了一顿。红柯曾变用萨迪的话说:一个作家应该活到九十岁,三十年漫游,三十年阅读,三十年写作。我在《太阳深处的火焰》里读到了这样一个把壮游、读书和创作融为一体,并以之作为生命理想的作家。《太阳深处的火焰》原题为《皮影》。“影戏影戏影子也能成戏,影子也是艺术!天上的云,地上的水,太阳深处的火焰,无法消逝的是爱,无边无际的灵魂全都聚集在一张白布上,这就是虚构的艺术。”而红柯,就是那个民间皮影艺术大师,他行走,他阅读,他收集生命的影子。他创造,他抓住了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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