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美国学者努斯鲍姆提出“诗性正义”的命题，并论述了它的三个特征：“走向他人”的重要性、在人性上“保持丰富性”的必要性以及“诗性裁判”的可能性。她用“诗性正义”去纠正经济活动与司法活动中忽略人的情感的偏向，证明文学想象是有益于公共生活的。这一观点引发了争议，批评者认为文学的情感特性决定了它极有可能损害公共生活的公正性。笔者认为，在涉及人的生命活动时，情感的准确性往往比理性的准确性更高一级，不是情感服从理性推进了生命的发展与丰富，而是理性服从情感推进了生命的发展与丰富。文学恰恰是凭借自身对于人的生命与情感的重视而成为人类正义事业的一部分的，离开这个基点，文学便失去了作用于正义事业的有效途径与方法。 关 键 词：努斯鲍姆/诗性正义/审美/情感/理性 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政治学的历史形态与当代创新研究》(13BZW002)。 作者简介：刘锋杰(1953- )，男，安徽泾县人，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研究。 在论述经济学、法学领域的正义问题时用“诗性正义”加以比较研究，是美国学者努斯鲍姆的一大贡献。其中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对文学研究的拓展，如果我们能够阐释好“诗性正义”问题，似可结束文学理论中没有这一概念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是对于正义论的理论拓展，可使传统的正义研究因增加文学之维而更趋丰富。人类的正义事业是由多领域的实践活动与反思促成及推进的，本应算上文学的一份功绩。全面讨论文学的这份正义性，是应然也是当然的。本文将分析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观，并对由此而引起的争议作出判断，解释如何定义“诗性正义”才是更为恰当的。笔者的基本努力则是在文学审美论的基础上探讨文学审美如何向人类的正义事业开放并输送审美能量，完全肯定这份力量是可以用于推进正义发展与完善的，而无论是因怎样的原因忽略这份力量，都是正义事业的一种诗性损失。 努斯鲍姆，1947生于美国纽约，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神学院和哲学系合聘的法律与伦理学杰出教授，古典与政治科学系副研究员，出版有《善的脆弱性》、《爱的知识》、《欲望的治疗》、《培育人性》、《思想的剧变》、《逃避人性》与《良心自由》等著作。身为跨学科研究者，文学当在其研究视野之中。她在接受访谈时说：“早在开始读哲学作品之前，我就阅读文学作品了，因为高中课程就是这样安排的。老师鼓励我们通过文学品来提出哲学问题，在高中时代，许多这类问题使我着迷，至今依然如此：思考希腊的悲剧与喜剧，狄更斯与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伟大的俄国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雪莱、济慈以及华兹华斯的诗歌等等……我的全部生命都是在与文学、音乐的相伴中度过的。”[1]当然，努斯鲍姆区分了文学对于不同哲学工作的影响，认为阅读文学作品未必会对逻辑学家、科技哲学家及形而上学家的实际工作有多少帮助，但对于“道德与政治哲学确实需要学者切身去体会这些问题：生活的艰辛，如何在某种情境下作出明智的选择，各种情感所承担的伦理角色，以及社会限制内部成员所采用的各种方式，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在文学作品中得以显现，因此，通过广泛而深入的阅读来培养人的想象力便显得合乎情理了。即便一个人对哲学毫无兴趣，但从培养好公民以及理解我们所处世界的角度看，阅读文学作品也是有其意义的”[1]。正是缘于早期的文学阅读经验及其后来所选择的研究工作属于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范围这两个原因，努斯鲍姆成为借鉴文学经验来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从而铸就其学术独特性：将文学经验与哲学思考、经济与司法反思结合在一起，从事跨学科研究。正如范均所言，如此一来，她不仅成为自己专业之内的一名学者，也是一名对文学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的非文学专业的学者。 努斯鲍姆援引文学经验，是因为非常不满于当前的人类生活状况。雅斯贝尔斯曾指出：“那成就人的世界达几千年之久的事物看来正面临着近在眼前的崩溃。而已经出现的新世界则是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机器，它迫使一切事物、一切人都为它服务，它消灭任何它不能容纳的东西。人看来就要被它消化掉，成为达到某一目的的纯粹手段，成为没有目的或意义的东西。”雅斯贝尔斯认为，虽然“现在仍然依靠着法律的强制，仍然服从着权力，仍然恪守着严格的常规，那只是出于物质利益的考虑，而非源于任何真正的信心。当所有一切都归结为生活利益的目的性时，关于整体之实质内容的意识便消失了”[2](P71、72)。在努斯鲍姆开始思考人类生活时，社会状况并未因经济的繁荣发展而有所提升，因此，人类的正义诉求需要“诗性正义”来予以补充与挽救。 具体来看，努斯鲍姆关于人类生活状况的思考，可谓接着雅斯贝尔斯往下说。她从批判“经济功利主义”开始，针对这一时代的生活核心；但旁及伦理与司法活动，试图从根本上来校正人类生活的价值标准，或者说重建人类的正义内涵与标准。在她看来，正是对于“物质利益的考虑”这一“经济功利主义”导致了对于人的全面“物化”，使得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这些关涉人的全面性与丰富性的正义问题失去了被重视的可能性。努斯鲍姆所揭示的“经济功利主义”包含“可公度性”、“集合”、“最大化”与“外生偏好”等特点。“可公度性”强调理性选择中用一个定量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价值，主张的是价值一元论而非多元论；“集合”是指得出社会结论而不考虑影响个人选择的生活之间的差异；“最大化”则是认为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均以尽可能得到最多东西为目标；“外生偏好”是指人的偏好是给定的，而非源自人自身。在努斯鲍姆看来，这一“经济功利主义”思路的要害在于不再把人当作活生生的个体存在来看待，而只当作接受社会整体运作的必然对象，在社会整体面前，个人没有自己的愿意、情感与选择，没有任何自主性与独特性。“从根本上说，功利主义将人看作是各自有效用的容纳场所——看作诸如期待苦与乐，享受苦与乐的活动地点。一旦没有关于一个人的效用记录，功利主义就不再对这个人有直接的兴趣……人就像被当作分析全国汽油消费量的汽油箱，而不是被当作独特的个体。”[3](P29-30)所以，尊重“事实”、“物质”与“整体利益”时，人看似得到了应得的社会利益，即所谓的正义，但实则由于人作为个体的区别与差异，故在接受这个共同利益时须以付出自己的个性、爱好、情感、想象等为代价，所以给他们带来的未必是他们所需要的幸福生活，但又不得不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这种生活。 因此，如果要回到个人、保留人性并恢复人性的尊严，到哪里才能找到有效的途径或方法?努斯鲍姆毫不犹豫地将文学视为一种方向，为此提出了“诗性正义”问题。她为文学的功能作了如此阐述：“诗性正义”建构了这样一个裁判标准，她“是亲密的和公正的，她的爱没有偏见；她以一种顾全大局的方式去思考，而不是像某些特殊群体或派系拥趸那样去思考；她在‘畅想’中了解每—个公民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个文学裁判就像诗人惠特曼，在草叶中看到了所有公民的平等尊严—以及在更为神秘的图景中，看到了情欲的渴望和个人的自由”[3](P171)。这是在强调要用诗性的想象力、同情心、丰富性、公正、自由来打破由物质、利益、统一所建立的不平等和人性禁锢，还人以本来的面目与正义的待遇。努斯鲍姆还特地援引美国诗人惠特曼提出的“诗人作为裁判”来为自己作证，就是因为她从中看到了文学的巨大人性作用与正义作用，在文学的怀抱里，人性能够得到滋养、发展与自由表现，人类的正义能够得到更恰当的体现。 但在一般人看来，文学论域与正义论域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且具有截然不同的论述属性。文学是个性化、想象、自由与直觉的，而正义则强调公正、人人平等、理性务实。在公共生活领域里，如果没有一定的规范、统一的标准和建立在理性之上的裁判，那么，公共生活就无法建立起来。正是因为这种巨大的反差，柏拉图要在自己所建立的“理想国”中驱逐诗人。他认为，公民要过一种理智的生活才能实现正义，所以国家应当控制激情的传播。但诗人抒发的恰恰是激情，描写的恰恰是一些非理性的故事，所以在柏拉图眼中，诗人的创作与公民、国家的需要背道而驰，驱逐诗人必然变成维护社会正义的正当之举。 如何将柏拉图所驱逐的东西变成努斯鲍姆所倡导的东西，即将诗性变成公民的素质与需要，关键在于找到将二者统一起来的中介，让这个中介承担从诗性跨越到正义的桥梁，否则，强行赋予诗性以正义，不仅不能服众，而且也无法予以证实。努斯鲍姆找来了亚当·斯密的“明智旁观者”的概念，形成了“诗性→明智旁观者→正义”的论述逻辑。其间的运行策略是“过滤”，即通过“明智旁观者”来过滤诗性所可能具有的不符合公共生活及合理性的部分，从而为公共生活与理性活动提供有用的资源及帮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