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西洋人的观念世界中，中国代表东方充斥着祛魅前的神秘，是一个幽灵式的充满故事的地域。作为一个被观赏的他者式的存在，东方已经被东方主义化了，东方变成一种作为对西方补充的景观掺杂了太多的被建构的内容。作为西方汉学奠基之作的马国贤的《清廷十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虽然标榜是客观而真实的记录，但是在字里行间仍然闪耀着西方式傲慢与偏见。自明末清初以来，中西方逐渐发生历史性的对接，在这种亲密接触中传教士是一个最重要的中介群体。西方往往是根据传教士的描述来认知和想像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东方的景象是在他们的话语中生长出来的。书中，意大利神父马国贤对其在华13年所历清廷诸事的回忆。 一方面，作者有着凡夫俗子的窥视心理，试图通过对以康熙皇帝为轴心的宫廷生活的描绘，来满足西方的偷窥和猎奇心理。于是，皇帝的狩猎、巡游以及生活场景得到了细致的刻画，一个满族骨科大夫野蛮而神奇的治疗方法也得到了全景式的追忆，此外还有对士大夫爱抚妻子“三寸金莲”的白描，对长城边的弃婴现象的描述……他甚至掩饰不住愤怒开始谴责中国的那些假装纯洁的尼姑的“原罪”。 作为一个宫廷内臣，马国贤当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全方位了解康熙皇帝的日常生活，并且也勉力逢迎于皇帝的欢欣，但他在讲求交往策略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放弃最初的理想，即作为一个带来“上帝之光”的启蒙者的精神使命。尽管《清廷十三年》有着种种前文化殖民的色彩和缺陷，但它毕竟是西洋人睁眼看东方的奠基之作，开启了文化交流的门阀。从这个角度来说，1700年18岁的马国贤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街头的闲逛和遭遇“天堂之光”，以及随即决定去中国传教，倒确实是一件“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的神奇故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