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纪头一二十年间，中国文坛、女界以至整个社交界，曾有过“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的一大景观。这一景观之端倪，初露于津门一地。吕碧城（1883-1943），一名兰清，字遁夫，号明因（后改为圣因），安徽旌德人。其父凤岐，字端田，光绪丁丑科进士，与清末著名诗人樊增祥（樊山）同年，曾任山西学政。1895年，端田公中风猝死，其二子亦早已夭亡，按照封建宗法制度，女儿不得继承遗产，碧城更分文未得。两年后，其母送她远赴天津，依时在塘沽任盐运使的舅父严凤笙而居，并接受现代教育。碧城母亲系继室，族人因觊觎其家产，唆使匪徒将她劫持携去。后虽有世交、时为江苏布政使的樊樊山派人救援脱险，但此类事被时人认作有损吕家声誉，碧城先前所订之婚约，亦以此而被对方解除。这对她日后的感情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致其终身不嫁。 吕氏有姐妹四人，碧城行三。三位姐姐，均以诗文名世，有“淮西三吕，天下知名”之美誉；幼妹虽略为逊色，也算得上是工于诗文的才女。吕氏四姐妹中，碧城最为慧秀多才，除工于诗文，亦擅长书画，且通音律。其声名成就，均出三姐妹之右。这固系其才情和思想性格所致，也与一时之机遇有关。1903年春，20岁的吕碧城有意到天津市内探访女学，受其舅父拦阻，一时气愤，“决与脱离”，只身出走。 身仅分文，举目无亲的吕碧城，在赴津的列车中，幸遇好心人佛照楼主妇（不知真实姓名为何），将其挈往寓中住下。当她得知舅父署中秘书方君之夫人住在今滨江道的《大公报》社，便驰函畅诉来津种种。函为该报经理英敛之（1866-1926，满洲正红旗人，名华，以字行，别号安蹇斋主，立宪党人，倾向维新，能文章，1902年在津创办《大公报》）所见，大加赞赏，亲自前往邀吕到报馆内居住，并聘其为助理编辑。从此，吕碧城开始走上了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 才情焕发的吕碧城，到《大公报》仅数月，即以诗词文章声誉鹊起，名闻海内。其诗文中流露的刚直率易之性情、横刀立马之气概，深为时人尤其新女性们所向往倾慕。其间，秋瑾由北京专程到津拜访一事，可谓两位新女性间一段因缘佳话。吕有《予之宗教观》一文，内中栩栩如生地记述了她俩会见同寝的动人情景。文中说：“犹忆其名刺为红笺‘秋闺瑾'三字，馆役某高举而报曰：‘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盖其时秋作男装而仍拥髻，长身玉立，双眸炯然，风度已异庸流。主人款留之，与予同榻寝。次晨予睡眼朦胧，睹之大惊，因先瞥见其官式皂鞋之双足，认为男子也。彼方就床头庋小奁敷粉于鼻。” 还说，秋瑾原来亦号“碧城”，京中人士都以为吕之诗文出诸彼手，俩人相见之下，秋瑾“慨然取消其号”，原因是吕已名声大著，“故让避也”。这说法，不能排除吕有自夸自大的意味。文章又说：“嗟乎！当时讵料同寝者他日竟喋血饮刃于市耶！彼密劝同渡扶桑为革命运动，予持世界主义，同情于政体改革而无满汉之见。交谈结果彼独进行，予任文字之役。彼在东所办《女报》，其发刊词即予署名之作。后因此几同遇难竟获幸免者，殆成仁入史亦有天数存焉。”言辞当中，充满了对秋瑾的怀念之情和不解之意。 吕碧城欲办女学，英敛之介绍她遍识严复、严范孙、傅增湘等津门名流，以求支持。在直隶总督袁世凯和天津道尹唐绍仪的赞助下，1904年9月，“北洋女子公学”成立，吕任总教习；两年后，“公学”改名“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年仅23岁的吕碧城任监督（校长），为我国女子任此高级职务的第一人。吕氏四姐妹同事女子教育，三位姐姐都担任校长（大姐长南京女子师范学校、二姐长奉天女子师范学校），四妹则为教员。此道风景，在清末亦传为美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吕碧城因被舅父责骂而出走，及至其创办女学之时，她舅父“适因事被劾去职”，袁世凯指定他协助外甥女参预筹备事宜，他只好“忍气权从”，未几则辞职回了塘沽。对此，吕调侃地说：“然予之激成自主以迄今日者，皆为舅氏一骂之功也。”此亦可见，人之得失荣辱，不能执滞于一时一事，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也。 辛亥革命后，北洋女学一时停办，吕碧城离职他就，到袁世凯总统府任秘书。她对民国肇造，有过一定的热情与期望。慢慢地，看多了民初政坛上光怪陆离的情景，对时政逐渐憎厌起来。迨至（1915年8月），筹安会出现，袁世凯称帝之心日露，她便携母离京，寓居沪上。吕不只是才女，亦通“陶朱之学”。她与外商合办贸易，仅两三年间，积聚起可观财富。其住宅之富丽堂皇，生活之奢华气派，行事之不惧物议，为海上人士所艳羡生妒。叶恭绰、杨云史、张季直、袁寒云、费仲深，等等，吕所交接的，多系一时之闻人名士，真所谓“座上无白丁”了。 吕碧城虽姿容娴雅，风流倜傥，生活富足，但亦有难以平衡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