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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会馆精英的权威不仅来自同乡社群，还必须得到官府和租界当局的承认。1853年削刀会起义以后，清朝政府十分衰落，租界当局面临难民大量涌入，市面紊乱，警力不足的困难，不得不依赖会馆来维护辖区的社会秩序。处于官府、租界和民众之间的会馆商业精英具有两副面孔，当同乡社群的整体利益受到当局侵犯（如四明公所坟地），为维护自己作为社群代表的形象，他们必须领导整个社区毫不犹豫地组织反抗，当来自下层的反抗有过激和失控之虞，为维系与当局的关系，他们又会转而约束民众。两次四明公所事件、会审公廨事件、1910年鼠疫骚乱、五四运动，会馆和同乡组织的董事一再扮演着首鼠两端的角色。事实证明，近代中国并不存在国家绝对控制社会，也找不到社会完全脱离国家的控制，构成对国家权威的挑战。 在讨论同乡认同与国家民族认同的同时，顾德曼对上海都市认同也作了精湛论述。在关于近代中国的公共空间、市民社会的讨论中，都市认同是一些作者坚持近代中国有市民社会立论的重要依据。以研究19世纪中国汉口商业组织著称的罗威廉教授是坚持近代中国存在市民社会的代表，他在其论著中强调，汉口的会馆、公所是理性经济组织，商人在竞争与合作中逐渐产生了共同的汉口意识。罗威廉虽然不同意韦伯关于明清时期中国城市没有市民社会的论断，但他服膺韦伯理性的都市经济组织是资本主义发展重要前提的学说，通过强调明清会馆的经济理性和市民社会的存在，罗威廉构建了自己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体系。 但罗威廉的论述是有缺陷的，与上海的情况也不符。顾德曼指出，直至1937年，在上海只有家乡认同、国家民族认同，没有都市认同，没有统一的上海意识。例如直到30年代，同乡团体的商人精英在公开的电文信函上都署名旅沪某某地方团体。从不径写上海某某团体，这清楚表明，在开埠80-90年后，移民依然以家乡认同为首要认同。 都市意识的缺乏在新闻媒体上也可以找到。“市民社会”、“公共空间”概念，要求报纸有共同的都市眼光，对《申报》和《汇报》的研究证明，上海的报纸同样体现了“同乡忠诚”，表现出明显的同乡认同倾向，《汇报》为反击《申报》对旅沪广东籍社群的偏见而创办，开办仅一年被迫关闭，表明西方意义上的公共论坛在中国并不存在。近十年来，顾德曼对上海20年代的新闻业进行了深入研究，获得了大量新的认识，她对新闻与上海公共空间的关系的整体认识深化了。 四 顾德曼教授之所以能对目前一些重大的历史话题提出极富创见的回答，是和她敏锐的目光和科学求实的研究风格分不开的。凭借对中国近代历史的丰富知识，她对西方中心主义持有深刻的怀疑，认为使用西方术语研究中国的历史是不可取的，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中国。她在论著中没有采用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等西方术语，而是从具体史料出发，采用新的切入历史方法，把讨论对象放在中国历史历史具体环境中考察。她对史学界盛行的把“传统与现代”对立的持论态度也不予苟同，强调两者的联系与融合，她指出传统并非与现代断裂，传统可以通过自我调适、改革，适应现代环境。这些真知灼见对西方中心主义无疑是有力的针砭。 顾德曼不仅目光敏锐，具有可贵的理论探索勇气，还有非常扎实的学风。提倡从中国研究中国容易，真要作出经得起时间筛选的成果，却要付出艰辛努力。资料的收集如同漫长的跋涉，没有强韧的意志，绝难达到理想境界。多年来，作者的足迹遍及大陆、日本，我们不时可以在上海图书馆、档案馆看到一位来自美国的西方学者苦行僧般地坐在那里阅读资料，作者的搜集范围，既宽且广，为她构筑自己的学术殿堂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顾德曼解读史料的能力，也给人以深刻印象。一段寻常的历史资料，经她阐释，往往显出特殊的价值。说她目光如炬，实不为过。在《家乡》第五章对沈洪赉的论述，就显示了她非凡的功力。不少学者都注意到同乡组织的近代嬗变，并写过文章。但真正说清说透者，当属顾德曼。作者通过沈洪赉这位宁波籍平民代表在公所内的遭遇及其地位的艰难上升，把会馆精英与非精英力量消长以及这种消长背后隐藏的传统组织向近代嬗变的倾向，解释得清清楚楚。一般人并不知道，关于沈洪赉的部分资料就是她在日本找到的。笔者多年来一直和顾德曼教授保持学术交往，对她的刻苦、谦逊、以及出众才华留有深刻印象，对作者怀着客观、科学之态度来理解中国的那份执着怀有很深的敬意，深信顾德曼在今后的著述中，一定会给中外读者带来更多的满足。 (责任编辑：admin) |